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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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

  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1〕,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2〕,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我在上面说过: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像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他们必须去找名士,这在晋朝,就得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正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而要合他们的脾胃,则非看《世说》,《语林》这一类的书不可。例如: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夷甫问老庄之异同,宣子答说:"将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给他官做,即世所谓"三语掾"。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就非看《世说》不可。

  ※        ※         ※

  〔1〕 孔融(153-208) 字文举,东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后因反对曹操,为曹操所杀。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平原般(今山尔临邑)人。因反对曹操被送至刘表处,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

  〔2〕 《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辑。笑话集,四卷,分古艳、腐流、形体、闺风等十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