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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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尝试做一道曾经用于中央机关招考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正式试题:

  正是由于有人像哥白尼、开普勒那样执着地坚持长期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有人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那样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

  这段话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

  A、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B、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

  C、有些实践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D、实践是我们关于真理的认识的来源。

  请先不要继续阅读,请先记住自己的答案。

  在美国的高考SAT中,在美国的研究生考试GRE(用于普通院校)、GMAT(用于商学院)、SLAT(用于法学院)和MCAT(用于医学院)中,在美国的多种职业执照或资格考试中,都将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在LSAT说明中的表述是 thinking critically)作为重要的考查内容。

  在《中国考试》杂志2014年第3期,笔者发表了《审辩式思维能力及其测量》一文。今天,笔者正在积极推动企业、学校、机关在招生招聘考试中增加对审辩式思维的考查。上面这道题,可以作为未来《审辩式思维测试(critical thinking test,简称CTT)》的例题。这道题,可以很好地考查出一个人的审辩式思维能力。

  2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拉开了那场由一个不读书的人主导的、以“不争论”为口号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很长时间,学术界对这个在学理上荒唐的命题采取了容忍和宽容的态度。采取这种宽容态度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大多认为“唯一标准”是作为“两个凡是”的对立面提出的。通常认为,与“两个凡是”相比较,“唯一标准”总是一种进步。

  经过40年在社会现实中对“实践唯一标准”的运用,许多人终于明白,“唯一”与“凡是”原来是同一货色,并不存在进步。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原来的“主席标准”换成了“总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是否要坚持某几项原则?是否应该反对自由化?是否应该推进政治改革?是否应该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些个人权利?是否应逐步拓宽言论空间?某功是否邪教?……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实践唯一标准”都做出了相当明确的回答。所谓的“实践标准”,不过是“总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实践标准”问题在学理上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失败乃成功之母”是很简单的道理。

  屠呦呦教授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之一。很长时间中,屠呦呦团队的研究成果为称为 “191样品”。为什么称为“191样品”?是因为之前经历了190次失败,在第191次的试验中才获得突破性进展。就是说,屠呦呦团队在从中药中提取抗疟药的努力中,曾190次被“实践标准”所否定。幸亏当时“实践唯一标准”的荒唐观念尚不流行,幸亏屠呦呦们没有相信什么“实践标准”,坚持自己“中药中可以找到抗疟药”的信念,不言放弃,才终于在第191次试验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数千年来这一问题困扰着人类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在当代的科学家中,使用“真理”概念的人是越来越少,科学哲学家们往往回避“真理”概念而谈论“科学理论”。 在宗教领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义的。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完全没有意义。由于20世纪物理学领域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弦论等一系列新理论的产生,人们越来越清楚,世上并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

  对于科学理论,并不存在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可能是约定假设后多种标准的互相验证。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大多非常清楚,符合观测事实、理论自洽、逻辑简单等,都是评价一种科学理论的标准,并不存在什么“唯一标准”。单纯的“事实(data,fact)”和“证据(evidence)”并不能为一个命题(claim)或科学理论提供支持,只有“证据+必要条件”的“支撑(backing)”才能构成支持一个命题的“理据(warrant)”。

  “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一个“证据”。对于这一证据,支持“中医有效”命题的屠呦呦教授与主张“中医无效”的方舟子之间并无分歧。由于将这一“证据”与不同的“必要条件”相结合,得到了互相对立的结论。仅仅“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一“实践”不可能改变方舟子“中医无效”的立场。

  科学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有人执着地坚持长期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哥白尼和开普勒对“日心说”的坚持就是一例。宗教不是阻碍哥白尼学说传播的主要原因。得不到实践支持是“日心说”在很长时间中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由于哥白尼错误地将行星轨道设想为圆形,由于没有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和牛顿引力定律的支持,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心说”在行星观测、日月食预测等方面都不如“地心说”更经受得住实践检验。哥白尼选择理论的标准是“简单”,开普勒选择理论的标准是“和谐”。幸亏他们都没有接受“实践标准”,才使“日心说”逐渐得到发展。

  正是由于有人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几乎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原有的被实践多次证明的理论的否定。“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就趋于静止”,这是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命题,牛顿却对此提出怀疑并提出“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则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惯性定律。牛顿力学曾得到无数实践的支持,爱因斯坦却对之大胆地提出了怀疑。

  二战之后,东德西德、南韩北韩、大陆香港台湾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实践”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显然不能。

  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标准。

  虽然列宁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站到了他自己时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前沿,但与领导那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领导人相比,毕竟还能算个读书人。列宁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像马、恩一样并不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他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142页)何时“确定”?何时“不确定”?当然只能由领袖来做出判决。因此,“唯一”也好,“凡是”也好,其实都是领袖标准。

  至此,读者可以理解,上面那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为什么不少人不能正确回答这道题目呢?原因在于,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前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以前的“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大大地阻碍了学生审辩式思维的发展。

 

  今天,审辩式思维发展是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人们今天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几乎所有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学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审辩式思维。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

 

评论:

正确答案不是C吗?怎么结尾成了B。

正确答案就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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