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曲折经历看走出困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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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那些规律呢?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复兴事业的转折点。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后,引领革命队伍走出死亡走向胜利,引领中华民族走出黑暗走向光明,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一切事业和发展就没有前提和基础。遵义会议对革命事业、对国家民族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篇文章重点讲另一个方面,从毛泽东遵义会议前后那段艰难奋斗,看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和对事业人生的启迪。

  逆境和挫折谁都会遇到,要想取得事业成功,就有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克服困难和逆境的过程,甚至需要在绝望处求生存、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伟人毛泽东坚忍不拔、战胜挑战、走出逆境、走向胜利的品格与智慧,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和帮助。伟人毛泽东早年的发展并不幸运,甚至可以说倒霉得不得了。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之前,他至少有三次大落大起,当时落得很委屈、很无奈、很受伤,最后起的虽然很艰难,但却很是了得。看后让人拍案叫绝、伏案深思,也让人深受启迪、深受教益。

  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

  1928年3月,因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让湘南特委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传达中央决定,但他到井冈山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本来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却突然给当头打了一闷棍,连党籍都给开除了。他本来是党中央派来的,是红军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不是党员自然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这样才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给了处分是事实,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侯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毛泽东收拾整理了一番军容,还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枪,幽默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据说,这是这位伟大统帅一生唯一一次背枪。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

  1929年5月,在建军的一系列问题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或者说就是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怎样说了算。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朱德、陈毅获得胜利,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之后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随行的有贺子珍、曾志(后为中组部副部长、陶铸夫人)、谭震林(后为副总理)、江华(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50多年后,曾志回忆说:当时朱德军长曾问她,对朱毛争论怎么看,她说党在军队中应当起核心领导作用,结果就被划到毛那边去了,无法再呆在红四军,才跟着毛委员去了闽西。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时,把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次打击把毛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说中国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因病去世。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排挤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让陈毅去汇报情况,毛也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陈毅如实地讲了情况,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朱德都承认自己是错的,陈毅亲自去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甚至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是有渊源和来历的。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也是军队的不变灵魂,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紧急情况下可由首长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并接收检查,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这一落的特点: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四是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几乎经受了你所想到所有挑战,终于战胜危难,扫除了阻力,最后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重点围绕这一落一起,谈两点认识:一是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二是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

  (一)取得巨大胜利后陷入逆境

  毛主席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瑞金)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我以4万打10万,歼敌13000多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张辉瓒。蒋介石仰天长叹:“呜呼石候,魂兮归来!”毛主席填《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我以3万打20万,半个月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多。蒋介石在南昌大骂何应钦无能,而且骂完后痛哭失声。毛主席又填《渔家傲》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敌人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由蒋介石亲自挂帅,叫嚣要“3个月消灭红军”,而我以3万打30万,歼敌3万多人,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还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使国民党26军17000多人战场起义,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使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扬鼓励。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就决定了所有不同于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党内的“异类”,而毛泽东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在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和成就后,毛泽东迎来了什么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

  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也称赣南会议),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问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甚至骂他:“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

  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泽东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三免工作

  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还伤亡了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似乎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连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好在部队都听他的,他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不服气,就把他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

  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明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主席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跟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其中的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为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再往后,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她哥哥贺敏学被免去师长职务,她妹妹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以肃清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毛泽东说,弄得臭得很,连个鬼都不上门。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他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

  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二)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首先说明一下,转机的前提是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辛苦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了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要求。斗争三个回合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一是争取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

  一是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往北去,与贺龙他们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明他们的意图,在前面已经布下重兵,不能钻到他的口袋里送死。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正六神无主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二是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自己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三是猴场会议,否定了 “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猴场在贵州瓮安县(有“瓮安不安天下乱”的说法,去年因一女中学生溺死,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李德在这里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有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四是遵义会议成功崛起

  前面三个回合后,内部还是争论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主席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毛主席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活动活动。并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对张闻天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张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周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建议,王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对邓小平是否出席有争议,因为陈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没有,邓自己、杨和伍后来回忆说有,共20人。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们讲完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作了个反报告,彻底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讲其他问题暂不争论,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透彻,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主要思想后来毛主席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毛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不长,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要知道,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会议开了3天,决定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但周恩来仍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实际上也成了全党的领导核心。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的意义极为重大、地位极为重要,它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走出逆境从低谷中崛起的标志,从这里开始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成为领导核心后战胜挑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份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这包括:来自失败者的幸灾乐祸,来自领导层多数的不支持,来自得力战将的发难,来自实力派的分庭抗礼,来自钦差大臣的掣肘争夺等。

  一是来自失败者幸灾乐祸的挑战

  毛主席领导红军后,想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也寄于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军,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原定从这里北上进入四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西渡赤水,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一是博古(总负责)、一是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一是凯丰(团中央书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也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

  二是来自领导层多数人不理解的挑战

  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多,俘虏3000多,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此胜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5天后张闻天、周恩来提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正式恢复了军职。但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一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张闻天看后开会讨论,朱德首先发言认为林聂的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主持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就让大家表决,结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同时做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开完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睡不着觉,因为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灯笼去周恩来住处,劝周暂缓发作战命令,想一想再做决定。正好周刚收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收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在采纳毛泽东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他的职务。因为这个教训,毛泽东建议不能那么多人搞集体指挥,军情瞬息万变,军事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权力必须高度集中,还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张闻天也觉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个人讨论来讨论去的确不行。就把毛泽东的建议交给大家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决策者了,战胜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跃升。

  三是来自下级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上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却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个突出代表。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红军在四川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意思是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个人指挥,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收到信后,毛泽东联想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杨尚昆写的比较消极的信,毛泽东断定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甚至根据个别人的判断,还怀疑张闻天可能与彭德怀勾结反他,因为当时张闻天在三军团行军,彭也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于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直到延安后才说他,当时严重政治动摇),对林彪则是解释多于批评。林彪说自己是心里烦躁,没等说完,毛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批评矛头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是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2万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领导干部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干部还有个菜盒子,三军团连菜盒子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都非常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杨尚昆回忆说,当时李先念请他十几个菜,他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的。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老资格。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整天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取书登记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建党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是李大钊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为会议主席,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而毛主席当时做会议记录,一个个地记下大家的发言;他还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在党内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张国焘便依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发生战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张闻天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说那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考虑来考虑去,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是周恩来从团结大局出发让出来的。张当上总政委后还不满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报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被迫无奈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陕北时还剩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怎样战胜这个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天无绝人之路,刚到陕北就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正在找中央,他几乎与中央红军同时到陕北,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与中共联系的代表(联络在长征开始时中断),带来了上级最新精神和密电码本,沟通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工作。共产国际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主要任务,中央到陕北后与张学良达成默契等,这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万多部队只剩3万多,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跟他了。半年后(1936年6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当边区政府代主席,没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五是来自钦差大臣争夺领导权的挑战

  在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之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有什么优势?他曾在向忠发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来因形势紧张,他把位置让给博古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季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儿王芳妮给他做了养女;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主要是让他纠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等主张,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领导,又是钦差大臣,还有尚方宝剑,是传达落实最高指示的。他一回来就召开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主张,实际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公开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和“游击战”的主张。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处于困境,党内绝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转的口气认同毛泽东的观点,按毛泽东的说法当时自己“是孤立的”。张闻天在会上提出,自己不愿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不支持,所以在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马上召开党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才能在党代会上做报告的。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他指挥,导致后来皖南事变)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毛泽东,毛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谁当师长却在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理;一个是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这样的事实,也在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和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

二、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方法论:“四不”

  在人生和事业遇到挫折,处在低谷和逆境时怎么办?肯定在许多办法,从伟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以下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极对待

  在取得那么大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他却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他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毛主席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非常感慨地与曾志回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最近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完全是另一种感觉。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都是受打击和排挤的人,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据记载,当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后,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 然后从容就义,表现极为洒脱大气。但在他最后的话中却反复说:自己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才做了共产党领袖的,四中全会受到批判撤职后,政治上疲劳、倦怠,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就依着怎么做,中央认为自己说错了就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还说自己已经死灭,没有力气再跑了,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这与毛泽东比起来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过机遇

  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我们想想: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

  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泽东。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哪!”他从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角度,坚持不开除张国焘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犯的错误,给他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能比较好地解决他的问题。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来到陕北时,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讲毛泽东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前去迎接,向他介绍情况;还指示林彪率所有红军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体面面地与中央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并没有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

  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晚年经常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有机会就再三提出来。刚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本体论:“二对”

  所谓本体,这里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走出困境对主体、自我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你必须是正确的,人家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他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刚上井冈山时,他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

  还是要调查研究。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多次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规律论:“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那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易经》在“四书五经”中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东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素有“孔子读易苇编三绝”的说法,就是把捆书的绳子都磨断了3次,可见下了多大功夫。孔子还感叹,如果早读到《易经》,就不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对《易经》的理解,有象数派、义理派之分,易数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带头人。易理说到底就是变易,就是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落大起,百炼成钢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对这句话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其中一个意思是讲,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存在,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现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叫任法融,他讲道的主题就是“反者道之动”。我曾在饭桌上听他讲过,有许多生动事例和修炼中的领悟。我们的祖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几近亡国灭种,这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几代人的奋斗创造了今日的辉煌。从我们党的领袖成长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个道理。毛泽东发展三落三起,历尽极为曲折的磨难,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邓小平也是三次大落大起,一是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把他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撤掉,弄去刻钢板印报纸了;二是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总书记职务撤掉,弄到江西一家工厂去当钳工了;三是在“文革”末期,把他所有职务撤掉,只保留了党籍,还要接受全党“批邓”。但他坚持到最后,终成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四)结 论:四句话

  我们用毛泽东对人生事业的领悟来讲。在他的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主席送给她自己喜爱的4句话:

  1、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亚圣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在穷困潦倒时不懈奋斗。这话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赋予这样的人重大责任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还要使他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这些来使它的内心警觉,意志坚定,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据耿飚回忆,这是延安时期经常说的一句话。1988年5月,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让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会面。当时,耿飚因有其他活动没有安排,德穆克就托人转给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行字:“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打开影集第一页,就是他与这位曾是美国军人德穆克的合影。为什么是这样的称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也称“迪克西”使团,组成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领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到晋察冀军区。美国人对这一充满冒险精神的行动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飚和八路军官兵的机智勇敢。当时这个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想起延安学习时经常说的那句话,便回答他说:“无所畏惧!”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于是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所以在影集扉页写上了那句话。一支部队的官兵、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这样认识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延安时,每当抗大举行开演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都要到会讲话。他鼓励学员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他还告诫大家,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说:“当毛主席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他安详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来毅然决然走上前。”可以看出,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时,一切困难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为光明的前途做准备时,困境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有了前三条,这样的人生态度也是必然的,有了这样态度谁能把你打倒呢,什么困难你克服不了呢?

  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写给自己女儿的,也是他总结的经验、他人生的写照、他信奉的格言、他成功的秘诀、他超人的智慧,他力量的源泉。为什么是这样几句,而不是其他的话,一定是在这位伟人看来,这些道理对人对事业的发展最要紧、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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