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阿罗诺夫:《青年马克思》们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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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及其伴随的恐怖事件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是当今年轻社会主义者寻求挑战资本主义的几个解救办法:更好的理论、更多的实践,甚至可能还需要一些狂野派对。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关于马克思年轻时代的电影《青年马克思》已经在院线上映。电影中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今天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作为青年的马克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作者 | 凯特·阿罗诺夫(Kate Aronoff)

  编辑 | 水坑路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社会主义复兴

  一个幽灵在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美国大西洋沿岸海港城市)内港的上空盘旋。今年3月10日,国会进步党团会(CPC)成员来到巴尔的摩希尔顿酒店参加聚会。几十年来,作为美国众议院民主党党团的左翼力量,国会进步党团会(CPC)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善意的组织,但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年,来自欧洲公开的左翼政党代表们参加了CPC的战略会议,这些代表都是各自国家中的国会成员。其中有些不常出现在民主党集会中的人员,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工党议员戴安娜·阿博特(Diane Abbott)就是其中的一位——下一届英国大选的结果可能因她而推迟——有可能成为英国的高官之一。阿博特是第一位当选议会成员的黑人女性,也是工党终身的组织者。和有可能成为首相的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一样,她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并在CPC的聚会演讲中对此毫不回避。这个标签使得她、科尔宾和其他工党国会议员在从政经历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幕后,保守派和工党政府都是如此。几乎在他们开始发声的同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政策也出现了。

  过去的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科尔宾参加工党领导层的竞选,激起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参与,这些年轻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感到焦虑,他们不仅仅是因为兴奋而投票,更是积极支持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在今年夏天的大选中,工党的表现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好。

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      来源:百度

  虽然他们没有获胜,但保守党领袖特雷莎·梅(Theresa May)的大多数权力被免除,并且议会中工党取得了30多个席位。阿博特和其他人说,这个成功大部分功劳归功于工党的宣言,他们认为如果将工党的相关信息过早地透露给保守的新闻界,无疑于是在劳工的棺材上钉钉。保守党小报指出工党的计划是“将能源、铁路和邮件国有化”和“免学费”。事实证明,这正是许多选民想听到的。

  “我参加了8次大选”,阿博特周六告诉我。 “从来没有人在街上走到我面前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宣言’。”她解释说,年轻人中间已经产生特殊的共鸣:“他们知道当前的社会体系不适合他们。如果你没有任何资本,也没有其他获得任何资本的途径,那么很难对资本主义做出太多承诺。”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复兴趋势中,导演拉乌尔·派克(Raoul Peck)的最新电影《青年马克思》走到观众面前,这是一部正在美国限量放映的影片。 “我从没想过有人会投资拍摄这种类型的电影,”他承认他怀疑过作品发布的可能性。

  派克的一生是传奇的,他因《我不是你的黑鬼》中的詹姆斯·鲍德温一角获得去年的奥斯卡提名,开启了他一系列好评如潮的电影生涯,并担任海地文化部长。如果说哪段时间可以用来制作一部人们喜爱的历史上一位最具争议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传记,毫无疑问是2018年。因为这部电影并不像佩克所说的那样是关于历史的,而是关于现在的:这是一部专门为现在的年轻人制作的一部电影。

  事实上,困扰英国的幽灵也困扰着美国。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直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他是进步党团会的联合创始人,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成员,该党在选举后的支持率继续上升。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和蒙大拿州等地甚至赢得了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一代正涌向社会主义,不再受那些束缚着他们父母一代的问题的困扰。对于那些在冷战后长大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全民医疗保障”,拥有更加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工作场所,而不是古拉格和五年计划。对于那些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资本主义意味着金融危机、失业和就业紧张,以及因无休止的实习和无法偿还的学费而产生的流动劳动力。

  与婴儿潮时期遗留下来的普遍愤怒相关联,今天爆发了一系列的起义: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梦想家等等。千禧一代一直出现在每一事件的前线。虽然这些运动都没有将他们的政治诉求表述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有些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支持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们都发出了团结的呼声,这些呼声促使人们朝激进的方向发展: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们很确定资本主义与它有关。

  许多人通过行动而不是理论加入社会主义,伴随着更多的是祝福而不是诅咒。佩克的电影涉及马克思(奥古斯特·迪尔饰演)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的舆论战——信件、小册子、书籍和大会的幕后操纵等等——甚至在微博出现之前(如果当时Twitter可用,甚至单卷本的《资本论》都不会问世)。

  佩克的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它为那些从未翻开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新一代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思想入口,思考如何建立当今的社会主义。

  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

  这部电影关于理论的剧情很少,它讲述的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每一个文字都被人们审阅。这就意味着,关于文字的评价会是相对自由的。电影可以简单总结为:《青年马克思》纪录了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8年的动荡岁月中的颠沛流离,通过出版多语种的《共产党宣言》讲述了他26岁时从德国开始流亡,完成了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的跨越。其中,最重要的故事情节是他在法国遇到了热情的、年龄相仿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电影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知识合作关系的发展。虽然电影具有时代戏剧性的惯例,但《青年马克思》首先是一代人正在经历的意识形态成长的故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  来源:豆瓣

  广义上说,《青年马克思》中马克思从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马克思的工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和学术界)被认为是神圣的,就像从天上传下来的绝对神圣的文本一样。而我们看到的马克思不是圣人,电影将他演绎得很逼真:他酗酒、有性欲、做事拖延、焚烧桥梁,有时还是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佩克执导的作为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他们每个人的形象都来自他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即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结盟的运动性质、与他们合作的朋友和伙伴,甚至可能是他们某个喝得烂醉的夜晚。

  比如,佩克就马克思提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一个虚构的故事开始:在一个喝的烂醉的夜晚,马克思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告诉他的新朋友恩格斯,他在喝了这么多酒后豁然开朗,并在电影中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拉乌尔·派克导演的《青年马克思》剧照

  除了添加一些色彩,醉酒狂欢至少在历史的记录上是真实的。正如前英国工党议员特里斯坦·亨特(Tristram Hunt)在他的《恩格斯传记》中所记录的那样,有一段时间,马克思是一位香槟社会主义者。当他投身于工人阶级斗争中时,也就是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第一次发挥作用时,恩格斯还经常在他的家中为伦敦激进派举办煽动性的活动,并和马克思一起放纵其中,直到凌晨。

  “恩格斯的个人言行是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亨特写道,“把拉伯雷式的信仰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去满足生活的乐趣,这是一种吸引人的、诱惑性的方式,却被进步政治舍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系统鼓吹的无数派别在20世纪将生活从左派政治中吸引过来。混合运动、合理着装、研究小组和避免堕落的偏执狂等等这些都正是社会主义者的特征。但是这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一样的。(讽刺的是,它采取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的方式,即恢复政治和娱乐的融合,新左派反对马克思鼓励的美国老左派生活方式)

  佩克没有想到恩格斯也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看到一个亦或是被遗忘,亦或是被曲解的如此彻底的一个人。同样,朱丽叶·冯·威斯特华伦(即马克思妻子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她是马克思的知心人,她和恩格斯一起在情感上、金钱上和学识上给了马克思很大的支持,使马克思最终成为一名思想家。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是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Mary Burns),她来自欧洲工业社会阶级分化的一端;恩格斯是一位莱茵兰制造业富商的儿子,遇到了纺织工人白恩士,这些在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有记载。

马克思和燕妮    来源:豆瓣

  在所有的爱情故事剪辑中,《青年马克思》可能是派克最传统的作品。它也无法避免一些常用套路,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警察手中逃走的画面,似乎是为了刻意向人们展示青年马克思的真实的一面。然而,这部电影的光芒始终贯穿着他的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而不是对付右派同志,因为对付右派的左派同志倾向于采用激进的方式。

  马克思对同一战线上的同时代人的批评是双重的:青年黑格尔派写的“模糊”哲学没有意图改变世界(他的《论文》和1844年的《神圣家族》针对的观众),以及欧洲早期工业化的无政府主义联盟的工人运动,更多地植根于工厂,但都比较自我娱乐。在电影中马克思竭力强调这一点,带着宗教色彩的左派演说家威廉·维特林(亚历山大·谢尔)引用支持者给他的信函,作为他们与同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和维特林的正义联盟合作的证据,正在对世界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两次冲突中,《青年马克思》表达了是什么使马克思成为如此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信仰和环境随着时间改变,他学无止境,将挑战和批评融入自己的思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严谨。在他一生中,马克思不仅批评他人,也会自我批评。例如,在《资本论》中,在《共产党宣言》中他都公开承认他和恩格斯关于更多的剥削与贫困的观点是非常草率。

  电影中,马克思在给一位年轻黑格尔主义者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必须完成的事情”是对现状的无情批评,不管结果是什么都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与权力的冲突 ......我不赞成提出任何教条式的标语。相反,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澄清他们的主张。”

  今天的青年马克思们

  作为一名左派同志,而碰巧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一名学生,我认为即使在2018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理解当今世界的财富。然而,令人钦佩的是,《青年马克思》中的马克思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并不是派克在荧屏上所展示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是一位在思考方法和政治行为方面完美的模型:既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也不是为了实际政治而放弃思考如何改变实践。

  不难想象对于《青年马克思》合适的怨恨:好莱坞怎么敢捧一个历史上最大暴行的负责人呢?《纽约客》对此有自己的观点:“马克思首先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策略者脱颖而出,他的同理心深不可测;这部电影中隐藏的一个英雄是激进的人文主义者威廉·维特林,他预见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纯洁性带来的暴力破坏性。”

  尽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持相反观点,但很少有年轻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会捍卫斯大林主义或者世界各地社会主义政府的更专制的做法。如果今年夏天在芝加哥举行的DSA大会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加入该组织的千禧一代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们有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法和愿景,而且有机会参与美国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序,要知道这在以前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由于数十年的公司超支,五六位数的学生债务和一个很可能无法居住的环境,毫无疑问,千禧一代正在寻找扼杀他们权力的罪魁祸首。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需要做得更好,而不是用斯大林的幽灵来吓唬他们。

DSA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  图片来源:https://chicagodsa.org/

  然后,拉乌尔·派克再也不能因为将马克思妖魔化而获得好评。资本主义及其伴随的恐怖事件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是当今年轻社会主义者寻求挑战资本主义的几个解救办法:更好的理论、更多的实践,甚至可能还需要一些狂野派对。

  原文链接:

  https://theintercept.com/2018/03/13/the-young-karl-marx-a-film-whose-time-has-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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