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总是认为经济学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无处不在，就像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菜市场里我们就能够遇见经济学。但是，殊不知除了在菜市场，我们能够遇见经济学，走出菜市场，我们还能够遇见经济学吗？所以，如果说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是一种自生秩序，任何试图以人为设计代之都是致命的自负。但是，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忽视权力与利益因素，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这何尝不是经济学家致命的自负呢？对此就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他最后一篇论文“权力还是经济规律？”一文中曾经写到的那样：“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过程，以及特殊意义上的社会产品的分配，都不是由纯经济的价值现象所决定的，而是由各个阶级的社会力量所决定的。”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其中一方面经济学家塑造了经济学，并通过经济学影响了时代，另一方面时代的不同又改变了经济学。19世纪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所以由此形成的社会也必然是经济的，理性的。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以国家，社会为中心的经济学开始代替以理性经济人为中心的经济学，其代表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而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标志经济学研究从以理性社会为中心向理性经济人为中心的回归。目前，随着美国与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经济学显然又面临一次新的转变。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对此就如同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第二次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它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针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又要转变了。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说到：“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巴斯夏的预见如此新鲜，如同今天写的一样。可以说200多年来，经济学就一直处于两种中心与两种体系之间的摇摆与循环的怪圈之中。那么，经济学研究在经历了200多年之后，是否将会跳出这一怪圈呢？或者还是依然继续这一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