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改革的方向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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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有效率,但是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有平等,但是无效率,这就决定了两者的改革方向与限度,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效率与平等相对平衡或者妥协的基础上。对于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改革的方向在于以效率换平等,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头上套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改革方向就是以平等换效率,在社会主义屁股后面装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但是,这种改革又有一定的限度,否则矫枉过正,物极必反,陷入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之中,最后结果既无效率,又无平等。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变化来看,它一直处在两种模式中往复循环并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现象。一种模式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自由放任模式,另一种是以社会和国家为中心的干预模式。两种模式不断交替循环构成了美国与西方体制的演化过程。同样,这种周期性现象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及二战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对此就如同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第二次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它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针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又要转变了。

    同样,对比西方与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周期律,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相似的周期变化现象。比如十月革命后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剥夺资产阶级,对小企业普遍实行国有化; 实行余粮收集制; 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贸易,实行产品实物供应及主要消费品配给制; 取消货币和核算制,实行总管理局制,国家直接给每个企业制定产、供、销计划; 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但是,1920年底,苏联开始进入经济恢复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变成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特点是: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管理手段:按经济规律,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农业上,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工业上,解除部分企业国有(中、小企业),允许私人开办小企业,暂时无力开发企业以租让方式允许外资开发。商业上,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买卖。分配上,废除实物分配制,按劳分配。但是,30年代后,又回到了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前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70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它形成的标志为苏联1936年宪法的通过。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通过国家权力,全面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各部门,通过指令性计划集中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具体表现为经济运行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政府通过计划确定全社会的产、供、销和企业的人、财、物等。由于苏联是在斯大林取得领导权后开始全面执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从理论上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概括,并使其成为苏联乃至于其他一些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工业化的指导思想,所以,通常人们把计划经济体制称为斯大林模式。二战后这一模式进一步从苏联推广到东欧与中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又经历了赫鲁晓夫改革,改革重点放在农业领域: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家庭副业,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鼓励垦荒提高粮食产量,提倡种植玉米。工业方面:放弃部门管理体制,将中央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给企业部分权利;一定程度上承认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但是,不仅钟摆又转向勃列日涅夫改革时期,这一时期的苏联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64年到70年代初进行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新经济体制出台”,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发展规模扩大,苏联综合国力增强。第二阶段,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经济改革步伐减缓,停留在对以往改革的调整和修补状态,没有任何创新,经济发展呈现出停滞和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积累的弊端与矛盾日益严重,面对困境,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开始改革。戈尔巴乔夫首先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是用经济管理方法代替原来的行政命令,这实际上是承认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政府还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代之以指导性计划指标,通过一系列法规,调整所有制的结构,使原来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企业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但是由于对于苏联长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经济改革措施仓促上马,缺少宏观决策和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致使改革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苏联经济持续下滑,戈尔巴乔夫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归结于政治阻力太大,为了扫除障碍,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政治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统制经济,而中国邓小平改革可以说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实质是政府干预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体,政府干预为用。邓小平改革实质是市场干预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体,市场经济为用。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改革都是源于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拯救,前者是给资本主义带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面罩,后者是给社会主义加上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它们都由此解决了旧问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问题。所以,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也面临新的转向。不久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大讲演中说到,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所以总是考虑最大收益,人是理性人,所以总是考察怎么样占便宜。现在就不一样了,从新古典学派以来,渐渐感觉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现实人,所以会做出意想不到安排”。“人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这样整个经济都发生了变化。”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说到:“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巴斯夏的预见如此新鲜,如同今天写的一样。可以说200多年来,无论是西方与美国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一直处于两种中心与两种体系之间的摇摆与循环的怪圈之中。那么,在经历了200多年之后,是否将会跳出这一怪圈呢?或者还是依然继续这一怪圈?

评论:资本主义真的比社会主义有效率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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