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中国大学教育在剥夺学生身上的灵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编者按:随着人类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影视等文化产业的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随着一神教的衰落,传统人文学科越来越难以满足人类对智慧的追求。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传播基地——现代大学,逐渐被人们怀疑和质问,逐渐成为人类追求大道智慧的障碍。知识时代终结的丧钟已经敲响,奔向智慧大道时代的旅程悄悄起锚。到哪里去寻找智慧大道?雄踞东方的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法文明不该在被忽视,因为道法文明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希望。

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步步后退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语文之美,教育之责———第三届语文教育论坛》上说:“人文学科让大学充满‘灵气’,承载着学科本身之外的文化教育作用。这种时代背景下,综合大学的人文学者应该大声地、理直气壮地、有礼有节地说出人文学科的意义,并使人文学科变得重要起来。”

在陈平原看来,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评估模式以及教师人格魅力,都还有反思的空间。

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是全世界的趋势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人文学科正值“黄金时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人文学科的地位步步后退,而在发达国家,人文学科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逐渐边缘化。及至2001年,互联网的兴起,给全世界的人文学科都带来了冲击。

“以前学生们都很膜拜人文学科教授,学生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人文学科教授会告诉你这在《汉书》第几卷可以找到答案。而互联网时代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以记忆为中心的人文学科,没有人再会佩服记录在脑海中的知识检索技能。”

陈平原教授说,这不禁让人思考,人文学科还有什么比其他学科更进步的地方?

2005年,许多大学的人文学科开始“突围”。

在陈平原看来,所谓的“突围”,就是让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变得“有用”。不论是政府层面有什么决策还是社会上有什么热潮,人文学科就会立马冲上去说:“我也可以!”。

但,正是‘变得有用’的学科建设思路,伤害了人文学科的根基。

陈平原说:“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存在差异,谈城市建设、交通、大气污染等实际问题时,社会科学解决实际问题有强大的能力,人文学者最强大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天人合一’,还能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呢?”

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学术,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的现象。而到1992年后,政府加大了对于人文学科的投资,人文学者可以支配的经费日渐增多,但大学学者的“趣味”却日渐淡化,强调思考、注重品味,擅长把玩的人文学,在这些学者“有用”的思想主导下,变得越来越僵硬、平淡、了无趣味。

陈平原认为,“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精神、学问中有趣味,是人文学最大的特点。而今日看来,人文学的特点让人可惜。”

人文学科的日渐式微,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去年6月,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给全日本86所国立大学下达指令———希望国立大学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部组织或者转型,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起初,日本部分大学校长对此表示反对,但并没有撼动文部大臣此项政策的推行动作。今年1月,陈平原再次访问日本时与日本大学校长谈起这个政策,日本的大学校长解读说:“不是不允许国立大学兴办人文学科,只是不给经费,自行解决。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可以坚持,其余很多学校都在压缩名额,过几年就慢慢消失了。”

在陈平原看来,日本文部大臣的思路似乎可以理解———政府给国立大学的拨款,纳税人的钱,希望做有用的、实用性的知识。

在美国,人文学科发展较好的高等院校,确实也都以私立大学为主。

当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私立大学是否存在、地位如何情况各异。在当下社会发展背景下,参照国外发展的思路,人文学科退居较为边缘化的地位也是正常现象。

人文学者应该走出学科的“偏见”

陈平原认为,人文学科的发展路径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对于学科发展的进程,个人力量无法逆转。那么,如何恰如其分地理解人文学科的变化,寻求人文学科发展的新规律,成为了人文学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想要了解当代大学,必须先要理解学科文化。

陈平原说,人文学科的发展变化,除了政治的权威、市场的经济、大众的传媒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社会学科的思路对人文学科也进行了改造。

“每个学科经过自己的发展,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兴趣和兴奋点,一个学科出来的人,都有自己的‘偏见’。这些年来,学科文化的复杂性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陈平原说。

整个学科发展过程中,某些学科占据主流,某些学科被边缘化,这是有发展规律的。整个“学科盘子”就这么大,哪些学科站出来、得到关注,其他学科就会被挤到边缘。只有理解整个学科状态,才能来讨论问题。

时下,在代际、文化、政治等分裂因素之外,“学科分裂”常常被忽略。不同学科的文化“分裂”,造成了同样具有深厚学科涵养的学者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各异。

陈平原说,某种意义上,长期的学科训练导致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努力走出自己学科的偏见,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人文学者必须做到的。

“人文学科所推崇的独立的精神、人文的思想,有迅速恢复的可能性。当下,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科退居边缘是正常的,人文学在中心反而不正常。在‘正常状态’中,在综合大学里,人文学者如何大声地、理直气壮地、有礼有节地说出我们的好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让其他专业、不熟悉的专业也都能理解我们的价值。”

对于大学而言,人文学科的意义究竟何在?

陈平原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人文学科之于大学,就好比北京大学里的未名湖,华东师范大学中的丽娃河,是一所大学“灵气”之所在。人文学科,让大学充满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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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未名湖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曾立下规矩:大学以文理为中心,民国年间规定,文学院+理学院+第三个学院就可以成为大学。文理学院缺一,再多的学科也不能成为大学,只能成为学院。

王选在研发计算机激光照排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曾说,“王选这种工作清华大学做不了,只能北大来做,因为这项工作本身不但是技术上的突破。没有一流的文科,单纯拥有一流的工科,清华大学也不能成为一流大学。”

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说,为什么谈及北京大学历史时,讲述老北大、新北大的故事时,被广为传唱的永远都是人文学科教授,尤其是中文系教师。

陈平原分析说,“人文学科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之气,中文系教授通常‘飞扬跋扈’,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值得记忆。人文学科知识容易理解,而自然学科知识过于专业,乃至大众很难理解。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文系中有文采斐然的学生,他们总是把教授们渲染得‘奇奇怪怪’,妙趣横生。”

基于此,在综合性大学里,不同学科的人必须站出来让大家理解各自的专业是学什么的,专业的魅力和意义是什么。

人文学科承担学科外的文化功能

“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承担着远远超过教学本身的任务。”陈平原说,各个大学之中,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对话、干预公共事件的,往往是中文系教授。中学里的语文教师同样具备影响学生的能力。

陈平原曾带教过一名优秀的中文系硕士生。硕士毕业之际,陈平原鼓励其继续攻读博士,从事文学研究。但被这名同学拒绝了,因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他告诉陈平原,自己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对其影响深远,那时他便立志站在中学三尺讲台。如今,他在清华附中担任语文教师,深受学生喜爱。

“就对学生的影响而言,高中教师超过大学教师。尤其对于男生,青春期受到教师的影响最大。形成怎样的气质、未来走什么样的路,是中学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影响很大。”

陈平原说,“有的课程过了还会回来,这就是语文课。”如今不少出版机构还在印刷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语文学科对孩子们的影响值得关注。

鲁迅先生笔下的章太炎,是一位好老师。鲁迅先生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提及,“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晚清后,对于中文系教师的评价逐渐倾向于著作,而忽视了教师那些弥漫在课堂里、影响学生的声音。

闻一多为人称道,与他同时期在西南联大执教的罗庸同样才华横溢,他的古诗词解析课程学生喜爱有加。但很少有人了解罗庸,因为他的著作只有一本小册子。

叶嘉莹曾说,“别的老师是一首百科词典,顾随先生是一首诗,他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也是一首诗。

近20年来,叶嘉莹每逢演讲都会提及顾随的伟大,才让人逐渐知晓顾随先生。

英文专业出身的顾随同时热爱古代文学,他上课时从不需要教学大纲,一首诗可以赏析几个星期,将这首诗与国内外的诗歌联系起来,凭借自己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热爱驰骋在文学的天地。

他的课程体会、鉴赏为主,留下的著作很少。

对此,陈平原很是感慨:过去,北京大学这么多好教授为了给中年教师“腾位子”,带教的学生并不多。而如今反思,却也有些可惜。

如果当年的这些老教授,能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苏州大学钱仲联那样坚持带教,会让学生受益很多。

“老教授”指导学生的意义,主要是精神熏陶和人格熏染。此外,文科教授与指导学生之间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不用在学术研究上存在重合或者冲突,做学问的“气”和“精神”还在。

表面的文学系统性教授反而影响文学修养的养成

具有传统文人趣味的顾随、罗庸等人文学者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遇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方面,没有著作等“成果”,如何来评价这些教师?另一方面,学生们期待的是,教师将教学大纲、讲稿、PPT放在网上,根据讲稿来学习语文课。

陈平原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中文系测试题目中让学生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结果答卷里百分之七八十举例是《范进中举》———一篇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

这让陈平原很受“刺激”。他愤怒地问道:“大学里有没有读《儒林外史》?”没想到学生们回答说:“那么多课程和内容,我们哪里有时间读书啊,根本学不过来。”

这让陈平原反思,北大、华师大中文系讲文学课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学堂文学史教科书的限制,讲了一大堆学生们不看的作品、不知道的人物?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一批趣味不佳、技艺很好、出口成章但都没读过书的学生。

“有必要教那么多东西吗?”陈平原说,今天任何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掌握的文学知识,都超过任何一个清代的大儒。

清代大儒只需要知道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就专攻李白,就喜欢杜甫。如果没有文学史,中文系教师还知道如何让学生了解文学知识吗?还是说有了文学史,就像梁山上给英雄排座位一样,把文学知识排列给学生?

“没有一个英国人会说莎士比亚不伟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读过莎士比亚,没读过他们也知道莎士比亚很伟大。”

陈平原说,表面上知识传递的丰富性、完整性、系列性,其实妨碍了我们对具体作品的接纳和文学修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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