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扫黄、出轨、嫖娼看性别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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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国家撤回为社会成员提供照料的承诺,重新将照料责任推回家庭,事实上是有意识地利用传统的不平等制造劳动力内部的等级,使社会成员再生产、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责任成为女性的“私人”责任或是女性对于家庭的“贡献”,由此转移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缔造出“廉价劳动力”。

  摘要:反扫黄的挺莞派声音与扫黄当局的主流话语,一时间分庭抗礼。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少鹏在《开放时代》发表文章《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结合“东莞扫黄”、“文章出轨”、“黄海波嫖娼”等热点事件,探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构下的性与性别政治经济秩序。

  宋少鹏提出,东莞论争中,无论是挺莞派还是官方,实则都在“借性言政”。“对于官方,‘东莞扫黄’醉翁之意似乎不在重建中国人的性道德,而是有着多重意图的对自身统治体系的改革,甚至可能还包含着破解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中国政治生态的政经联盟的努力。”宋少鹏说,自由派则“以微博为载体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性从业者代言,反击了前一段时间政府对于微博大V的打压,同时也借‘扫黄’来表明坚守公私领域界线的自由主义立场。”

  但宋少鹏认为,自由派人士虽提出了“政府的边界在哪里”的重要问题,却回避了另一个同样迫切的问题——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宋少鹏注意到,一些女权主义者借助新媒体发声,把“东莞扫黄”话题拉回到性别政治的讨论轨道中,但她认为女权主义者应就资本主义社会中性交易和男权形态的特殊性给出自己的回答。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交易

  宋少鹏指出,虽然官方谈到性产业对东莞经济的意义时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性交易对消费经济有重要拉动作用的事实存在。

  迈克尔·桑德尔曾对性交易作出两点批判:在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绝大多数出卖性服务的人是出于贫穷,不是真正的自愿;性交易是对女人的物化,不管女性出于何种理由都是贬损妇女的人格。但宋少鹏认为:“不能抽象地讨论拒绝市场原则进入性关系就是善的,在男权社会里,反对市场交易可能只是维护了男人对女性的性所有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则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和对女性性控制是维护男性为主的私有制所必需,而家庭制度外的娼妓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虚伪,以及妇女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

  宋少鹏点出:马恩虽然同情卖淫的无产阶级妇女,但仍把卖淫看成是道德的堕落,而不会把卖淫看成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种工作;另外,马恩时代的性交易也还没有发展到“莞式服务”如此鲜明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

  “资本主义式性服务的独特性,就在于性与情感的二元分离和性服务的技术化和工具化倾向。”宋少鹏认为,这种纯技术化趋势,使得性交易在市场逻辑下获得了道德赦免,“尽管(性)劳动力需要用身体来承载,但是交易的并不是身体,这就没有违背‘身体的自我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而女权主义如果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批判性工作的身心分离问题,则需要彻底否定市场自由主义范式。

  宋少鹏还强调,“性工作”在市场伦理下获得了正当性,并不意味着性从业者就能洗去污名:“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对女性的两种性道德,一种适用于市场的(性从业者的)性自由原则,一种适用于家庭的(良家妇女的)性贞操要求,作为女性的性从业人员就会面临两种道德的挤压。”

  性交易的供需链条

  主流话语往往将男性的性消费动力归结为性匮乏,但宋少鹏表示:“归因性匮乏,同时把性欲自然化,大大减轻了男性进行性消费的道德压力。不幸的是,这两个原因也在为强奸和拐卖式强迫婚姻辩护,同时对男性性匮乏的担忧在当下中国已然演化成了全社会的中国式逼婚。”

  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性交易的根源是男性不加抑制的性欲望,而性欲望不同于性匮乏,性匮乏是基于自然需求的不满足,性欲望所指的除了生理上的自然需求外,更多的是加在性之上以及以“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社会建构的各种欲望。宋少鹏认为,无产阶级男性的性消费或是出于性匮乏,而对权贵/资产/中产阶级男性性消费,她作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结合中国现实的分析。

  “为什么对(女性)性资源的占有和争夺会伴随中国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一同上演呢?”宋少鹏参考性社会学家潘绥铭、人类学家郑田田的研究成果指出,“性——男性对女性的性——是男性建构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女人的性,不仅是男人宣示对女人权力的场所,也是男人间竞争的战场和兄弟情谊联结之地。”

  这一现象的原因,宋少鹏认为与中国的历史语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话语政治中,毛泽东时代确实被建构成了去性化和性压抑的时代。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后毛时代’把性建构成‘自然’的性,自然之性得以逃逸和反抗政治的控制。毛泽东时代无性化的‘男女都一样’和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被建构成一种时代错误而遭到讥讽,‘女性化’成了对毛泽东时代‘无性化’的拨乱反正。”

  她进一步提出,在80年代逐步形成的市场社会中,消费资本主义为了制造需求,利用了历史语境下性的“自然化”和“性别差异化”,使得一方面性化/性别差异化无所不在地渗透在几乎所有消费品中,另一方面,在性“自然化”的背景下,性化/性别差异化的商品被构建成“刚需”。“‘后毛时代’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性化的社会,一个强化性别差异的社会,而性是制造和体验性别差异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场所。”宋少鹏概括道。

  “只要消费资本主义继续制造性化的两性差异,二元对立的两性气质就不会消解。男人还是会在性——包括性消费——中不断寻找和灌充自己的男性气概,如同汽车需要加油。”宋少鹏这样概况消费主义下性交易的需求产生机制。

  需求产生了,还要有供给才能构成交易。

  宋少鹏认为,“供给”的产生与市场化过程中妇女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密切联系。在政治高压放松、经济市场化背景下,妇女固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她强调,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很多权利和生产资料仍跟父权/夫权家庭捆绑。

  对于劳动妇女,如果失去了父/夫家庭的庇护同时又遭到资本的抛弃,即因为年纪大而不被雇佣,那么她“除了性劳动力,一无所有”。

  对于年轻女性,“市场社会中对于性交易的道德压力已减弱,而被市场社会不断灌输的经济理性对于二选一的答案几乎是确定的。相比于流水线上更恶劣的劳动条件、更强的异化感、更残酷的剥削,选择相对自由和收入较高的性服务业是一种理性选择,尽管这个行业仍然充斥着暴力和各种风险。”宋少鹏分析了不同条件的妇女进入性产业的原因。

  她还指出女性通过从事性服务获得经济独立其实是“中国梦”式的假象,个别人的成功不代表阶级流动的畅通。

  由以上分析,宋少鹏提出,市场社会里,对性交易的打击不会起到实质作用,因而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性批判以及重新想象一个新社会。”

  两种性秩序,两种性道德

  潘绥铭曾谈到性服务业中强迫越来越少的原因是“老板的思想工作做得特别到位”,老板的思想工作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打击年轻姑娘对家庭和爱情的迷信:“你将来嫁的人无非也是要来这里的”;另一个就是强调性服务与其他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

  宋少鹏认为,老板思想工作的有效性在于明白揭示了社会中的两种性秩序,一种是家庭所需的性秩序,一种是市场所需的性秩序。“家庭里的男权制把女人的性看成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要求女性伴侣守贞,同时男性拥有广泛的性自由。当老板把家庭里的性别平等戳破时,市场中的性交易反而成了女性控制自己性的有利方式。”

  但宋少鹏同时提出性工作并不能真正帮助女性逃脱男权的枷锁:“市场伦理容纳性交易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伦理和国家政策就愿意承认性交易的正当性。当一个社会存在性交易的事实,又不想赋予性交易合法性,更不愿承认性交易的存在是社会制度的内在问题,存在性交易的事实往往就由女性来承担这份罪责。”

  宋少鹏通过比较几个热点事件的舆论反应展现两种性秩序的现实存在:东莞事件中,民间舆论普遍捍卫个人性自由和私人领域;文章出轨事件中,媒体不谈个人性自由而扮演家庭秩序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比于“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媒体和公众似乎对“第三者”更不宽容,这样的“现代女祸论”为男性性自由提供庇护;而在黄海波嫖娼事件中,他的性自由不会伤害家庭秩序,所以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无意指责黄海波,反而将他作为拒绝享用“潜规则”的有品格的人物。

  两种秩序对女性有不同的性道德要求,而两种秩序中的男性都被赋予了性自由和道德豁免,“两种性契约两种性秩序之间的道德裂缝就转化成日常生活中女人之间的对抗——‘妻子’与‘小三’之间、‘家庭主妇’与‘性从业者’之间的对立。”宋少鹏说。

  她进一步阐明,两种性秩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都十分重要。“性服务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业,是消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男性建构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宋少鹏说,“同时,维护家庭秩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同样是重要和必需的,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同时处理物的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主要由主妇在家庭内所承担的对下一代的照料和教养责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维系是至关重要的。”

  无产阶级中的男权重构

  对于无产阶级中的性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为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同时他们乐观地认为无产阶级的男女可以存在真正平等的性与爱关系,而且真正平等的性与爱也只能存在于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不再有保存和继承财产的需要,因而也就失去了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动力;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工厂成为家庭的供养者之后,除了遗留的不平等习俗外,男子统治失去了经济基础。

  宋少鹏则认为,无产者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的现象真实存在,但无产阶级女性除了要面对阶级压迫,她们还要承受来自同一阶级以及上层阶级男性的性别压迫。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实给无产阶级妇女带来摆脱父权/夫权家庭的可能性,有了更多的性自由,比如,年轻的工人中更为自由的婚前性关系,打工地搭伙的‘临时夫妻’,市场中的性交易。”宋少鹏说。

  “另一方面,城乡二元分离和拆分式家庭的模式,有可能强化传统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女性往往被迫成为留守妇女照料孩子和老人,同时兼顾已成为家庭副业的农业生产;打工女孩到一定年龄被迫回到农村结婚生子,青春轮换制为资本提供着新鲜和廉价的劳动力;来到缺少社会支持系统的城市打工生活,迫使来到异乡的打工者更依赖从家乡挪移到城市的各种传统的社会关系,从老乡到亲属,很大程度上也平移了传统社区中的男权制。”

  由此,她提出:无产阶级中的男权问题,不能仅仅视为传统的遗留,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纳传统性别不平等之后再构的性别压迫。

  宋少鹏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国家撤回为社会成员提供照料的承诺,重新将照料责任推回家庭,事实上是有意识地利用传统的不平等制造劳动力内部的等级,使社会成员再生产、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责任成为女性的“私人”责任或是女性对于家庭的“贡献”,由此转移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缔造出“廉价劳动力”。

  “(半)无产阶级家庭中以家庭策略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外出独居的打工男子、年轻的打工妹、从事性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女性、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等,本质上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宋少鹏说,“无产阶级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既是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又服务于该体制。”

  宋少鹏最后总结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呈现出跨阶级的性别维度上的一致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略有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体制正常运作所必需。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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