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发表了五月十一日斯科特在参议院所作的访华报告。全文如下：
议长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杰出的多数党领袖，因为他发表了很好的热情的讲话。其次我要说，在我们历时十六天、旅程八千公里合五千英里的旅行过程中，一一切是比较愉快的和有乐趣的，没有同多数党领袖或者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发生丝毫的摩擦或不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的脾气是这样好，单是同他呆在一起就是一件乐事；同他一起旅行并看到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他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深切关心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认为，由于我是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一起旅行的，因而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我相信，由于我们能够把这次访问放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来进行，从而不可能从这次访问中得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的好处，因而我们两人都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由于这次访问是两党性质的，因此我们能够再一次使我们的东道主确信，美国两党都强烈希望同地球上的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关系。
由于对情况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而且几乎不会有人来反驳我们，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粗线条来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想当然地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而使人们钦佩我们聪明。幸而我们知道不久会有别人接着去中国，因而冲淡了情不自禁这样做的心情。同时，中国问题既深且广，因此我们在这十六天中没有了解它的全部情况也是会得到原谅的。
因此我们只想谈谈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根据个人的谈话、观察以及从实地看到的东西所作的推论得出的。简单地说，我们只想谈谈那些根据经验认为有理由相信的东西，我们认为根据这些东西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建议采取行动。
在十六天当中，我们旅行了五千多英里，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等六个城市。我们在这些城市坐汽车进行各种参观和游览活动，一共行驶了五百英里以上。我们在黄浦江和长江坐汽艇游览了整个上海港。因此我们至少秒稍看了中国乡村和城市的一个实在的横断面。
人们无法适当地说明浸沉在一个同我们隔绝了二十二年的国家里在风尚方面引起的震动。我们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在最近若干年很少能掌握一部分控制权。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很初步的结论。通常的外交上的准备、磋商和细节安排有待关系正常化以后进行。到中国去旅行的人是没有人所熟悉的道路的。
我们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受到的接待立即表现出热情、友好的礼貌，这是整个访问和在这次访问中遇到的每个人的特点。对于我们所有中国东道主的殷勤好客的完美程度，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他们显然是在不遗余力地保证我们的舒适、安全和愉快。同我们这一行接触的每个人都是他们国家的出色的大使。他们的整个表现突出地证明了他们的真诚态度和专业能力。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希望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客人将受到同我们在他们国家所受到的一样出色的接待。在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运动员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只有联系到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力量和采取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人们才能理解中国并对它作出估价。这些力量不是仅仅在富有爱国色彩的节日里空想的抽象东西——而是日常行动的基础，是新中国赖以缔造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解放——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分界线”。解放后，成立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斗争实现的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前，经历了五十年的混乱、剥夺和入侵，而在那些年代以前又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国内剥削和国外压迫。
所有的生产和行动都是以它同“解放前”的关系来衡量的。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总的成就建立了它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信用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而这同意识形态问题是完全无关的。一项成就就是建立了国家地位，使得中国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在不受外来干涉和没有国内混乱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活动。中国已成为完全在它的中央政时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
解放后取得的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是群众达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能享受医疗待遇，足以使他们在一个进行生产的社会里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必为日常生活发愁。生存和生活是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现时的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这是他们自己坦率地承认的。基础是中国站立的土地和呼吸的空气。进行教育、指导、鼓舞和领导的是毛主席。形象特别高大、比任何其他人更接近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缔造了新中国，他并决定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没有摆脱神和把一个人树立为神？
我们向我们的东道主详细询问了毛主义中用来取代旧的已经消失的神的个人崇拜或献身精神方面。“毛因为他对人民所做的贡献而得到人民的钦佩和爱戴，——没有个人崇拜。”但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导师的作用是存在的，思想的纯洁在其它地方的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不够圆满的情况。中国人信仰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规定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毛的两个最值得美国人了解的思想是：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中国的“普通人”对我们的访问是抱着很大的好奇心的，特别是在西安和长沙，因为我们在那里是比较少见的人种。但是我们在各地都吸引着成群的友好和好奇的旁观者。儿童们往往鼓掌和挥手，我们用中国的方式予以回答。几群人在看到载着外国人的黑色红旗牌轿车时似乎条件反射地鼓起掌来，同时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反应大部分是自发的。好笑的是，当我们经过北京的一条小路时，一位带着一队小学生的年青人突然带领他们唱起一首有名的学校歌曲：“阿尔巴尼亚”。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被认出是外国人，但是除去北京之外，在我们在各城市访问过的具体地方之外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告知关于我们或我们访问的特别情况。但是我们的东道主坚持说，有些其它城市的人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是美国的访问者的。
我可以再说一点，我们曾在北京的电视里出现过，我相信由于那个原因在街上人们认出了我们。
外国人是不常见的，因此，中国人觉得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参加过竞选的人对此是一点也不会在意的。我在这里还要说，有意思的是，同我们一起去中国的记者曾报道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我觉得也许是记者们缺乏研究；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我一向知道他们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非常好奇的。每当我们中的任何人站在街上看橱窗或者甚至穿过马路的时候，在你察觉之前，你身边已聚集了有四十人或四十人以上的人群，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瞪着眼睛看着，凝视着西方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是不流露感情的，然而在一些公园里，和几乎在每个地方（除了在拥挤的市中心街道上以外），我们却博得人们的掌声。在农村，在公社，在博物馆里，以及在每个地方都有迹象表明人们愿意同西方人互致亲善的表示。
中国人是怎样介绍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产情况的呢？他们称它是“落后的”。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是“发展中的”或“新兴的”。非常明确地说，中国人在精力方面是不落后的。没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不容忍事情恶化的任何趋向。在工厂里、公社里和在街头，人们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生气和献身精神的景象——一种奋勇向前的斗争精神。但是毫无问题，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回答中国人的问题时，我们提到在美国粮食过剩，这时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们相信。现在，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已达到了稳定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中国人。然而，今天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古代制度的完满的阶段——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现代农业部门。粪便在消毒以后仍然是基本的肥料。马、牛和水牛拖着犁耕地。种植是用手进行的。但是还有许多小型的多种用途的拖拉机，我认为这种拖拉机的使用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中国人民认识到需要把他们的人口从农业生产转移到更大的工业生产方面去。他们由于缺乏研究，缺乏对农民的教育和没有物质条件来影响大约六亿四千万农民而受到阻碍。但是，他们正在抱着决心前进。
在上海郊区我们访问了嘉定县的马陆人民公社。中国人对这个公社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个公社里，我们访问了一个生产队——基层核算单位。除了种植稻子和其他粮食以外，这个生产队还饲养鸡、鸭、猪、羊和鱼。它有自己的小型修配厂和工具制造厂。简言之，它是一个平均水准以上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尚未实行在较大的单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该生产队的居民每人每年交纳医疗费八十六美分。每个家庭有一小块自留地种植蔬菜以供家用。去年每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三百六十一美元。盖一所四个房间的房子（没有自来水，厨房里烧煤），社员要花二百五十美元左右，我还可以补充说一点，如果一个社员很幸运的话，他可以花八百美元左右来盖房子，在这方面他可以得到伙伴们的帮助，也可以从当地的信用社借钱，以支付房屋的修建费。至于以后他是否能够随意支配这所房子，我们无法确定。有人告诉我们，社员可以这样作，但是从未有人告诉我们，他如何能够这样作。
我们还在杭州郊区访问了西湖人民公社十四个生产队中的一个。其中十个生产队专门生产茶叶，这个公社是比较富裕的，去年每家的收入为大约四百三十美元。
在西湖人民公社，象在手工业工厂和工艺品工厂里一样，我们发现，在集体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和符合革命精神的情况下是允许多样化的。并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方法都千篇一律。工业部门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划一的，分为八级，但我们发现，有迹象表明在其它部门也有实行计件工资的。在文化革命期间废除了金钱刺激。但是，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假期到疗养地休养，以奖励他们的模范成就。在西湖，用大热锅烘制茶叶的制茶工人是记工分的，工分数根据一个作业班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四人作业班的产品及其等级情况每天在一块大黑板上公布。
我们参观了几个手工业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工资根据技术水平和产量而各不相同——从每月十三美元到每月四十多美元不等，大多数人的工资是每月二十四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是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额。中国在继续生产高质量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同时尽可能地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和装配线。保持传统的技术和工艺品是受到鼓励的。在中国这种世世代代对工人的尊重是符合党的路线的。
作为对中国文明的文化方面感兴趣的一个人，让我补充几句话：从技术角度来看，作品是好的，做得巧妙而完善的。但是它是合乎常规的，它是现代化的吗？它谨慎地尊重传统的作品。它不是大胆、不是创新的，不是印象主义的，不是抽象的。人们觉得它最好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行的一些人参观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这是让我们参观的唯一现代化工厂。下面是中国人介绍的情况：
这个厂设在北京西南三十英里的蜿蜒的花岗岩山的山脚下，这是中国人实行的工业分散和地区自给自足的做法的一个重要例子。
这条总路线是作为一项基本的计划工作而在全国推行的。
对于一切资源的使用和关于各种生产的轻重缓急的安排都是由精心制订的五年计划加以规定并且由一年计划加以具体规定的。制订计划的程序是由国家到省、由省到县、由县到人民公社（城镇）这样层层布置下来。在每一级，下级计划委员会可能要同上级计划委员会进行讨论。指标是非常具体和详细的。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在达到这些指标方面、特别是在扩展水利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一直是成功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在南方的广东省有许多人民公社能够每年收三次作物，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公社每年收获稻米或其他粮食作物两次。（未完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5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斯科特的访华报告（完） [1972年06月]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斯科特的访华报告（完）
（续昨）教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直到现在才恢复稳定。在我们所访问的大学里，直到最近才招新生，正式开班。招收新生主要是根据一所大学、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干部或军队的推荐，而不是根据入学前的准备情况。合适的对象和领导人是从群众中挑选出来受高等训练的。学生们是专心和热情洋溢的。设备是足够的。课程是基本的和专门的，是着眼于尽早使学生参加生产。目前大学教育水平比不上西方大学的水平。在我看来，他们似乎还没有从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和接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冲击中恢复过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它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常地位。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防止出现同群众格格不入的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物。
中国人说小学教育是普及的，但是他们说城市街头的大量学龄儿童能够入学是由于采取了轮班上课的办法。有升中学资格的人当中升学的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但是我们听说，在目前进行更完全的教育是不符合于当前的发展阶段的，是超过他们在生活中所能分配到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缺少充分的设备。
医疗
国会医生皮尔逊特别参观了从农场和工厂到大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疗设备，他的陪同、询问和结论对我们大家都是极有价值的。今天中国医疗事业的方针是向占它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医疗。直到几年前为止，这样一大部分人几乎享受不到医疗。
医学院现在收的学生只上过几年正规学校。他们已经把在校上课时间削减了一半，现在只上三年。他们把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很多倍，以便为群众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去年复课的中山医学院每级有六百名学生，而在一九六六年关闭时每级约有一百名学生。他们训练的是“赤脚医生”，相当于我们的卫生员。这些医务工作者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和在动员农民消灭钉螺（它能引起可怕的血吸虫病）和消灭苍蝇和蚊子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粪便（仍然占中国肥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处理是医务工作者一个重大贡献——这是很多其它国家完全可以运用的一种重要的先进办法。
使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件事是：儿童是那样一心一意地消灭苍蝇和昆虫，虽然我们在广州有时候是在九十和九十二度的温度下旅行，我的妻子和我除了看到一只孤零零地飞的苍蝇之外，再也没有看到过苍蝇——而这是共同的观察的结果。
各种医疗计划同工农业计划配合得非常好。
我们的医生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曾八次看到在中国运用了几千年的针刺治疗。它被用于治疗肠道疾病、头痛。牙痛、风湿和肺炎。它除去心理上的好处外，是否有实在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估价。
针刺麻醉我们也看到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无疑是有效的。我们很多人曾看过一部十分有趣的纪录片，内容是介绍用针麻进行手术的情况。在我们参观的医院里，它被用于所实行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外科手术中。我们的代表团有些人看到了剖腹产手术、胃切除和甲状腺割除手术，都是在没有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似乎有着明显的好处，美国和其他西方医务人员都正在很感兴趣地注意这件事。甚至中国的医生对针刺麻醉的作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也不完全了解，对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速进行着；但是据认为，在脊髓或脑部对痛感产生某种抑制。
从中国的以前的水平看，它在医药方面的进展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各级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和热情、特别是为了继续得到改进而作的努力，是使人感到意外和耳目一新的。
文化
革命的结构及其伸延已从上至下纳入这个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干部引导群众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通过群众性的说服工作来进行教育。在村口张贴着榜文，工作好的会得到表扬，工作坏的受到批评。党员必须起模范作用，否则会被开除出党。报纸和电台赞扬优秀工作者，指责消极被动的人。良好的品质是得人心的。歌曲、戏剧、芭蕾舞、儿童游戏、诗歌、文学以及其他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都执行党的路线。不同意见只出现在描写痛悔过去的反对者的喜剧故事中，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主见，并通过自我教育和教育服从了党的路线，常常用说唱表现这种情节，这种形式用上很多身段动作，并配以适当的音乐。正当地表现自我以及表现献身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是不容许的。正如毛说：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国人辛勤地修复、保护、粉刷和维护宫殿、公园以及中国的其他历史古迹。从这里，群众认识到他们作为有高度技能和成就的劳动者的光荣历史。他们还认识到皇帝以及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剥削。今天他们的工作量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能比过去更加充分地直接地享受工作的利益。
我不准备详细描写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历史胜迹的瑰丽场面，我在附录中列举了这些地点以及中国人对这些地点的说明。
讨论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十六天中，我们有机会同中国政府的主要官员们进行了坦率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花了将近五小时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讨论，另外用了五小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讨论，再加上在总理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进行了三小时的讨论。
这些讨论涉及许多问题，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一致同意这位总理提出的下述要求：因为所讨论的地区还涉及除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所以我们将不公布我们的非正式讨论的比较机密的方面。
因此，我对这些讨论情况不能谈得太多，只能说，它们是坦率的有时是直率的讨论，双方无拘束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寻求一致的方面。
讨论的同中国和美国人民有关的问题之一是交流和访问问题。
这位总理表示，他认为应该鼓励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并告诉我大约三十名美国商人将要参加广州交易会，我后来参观这个交易会时确实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理还告诉我们众议院的领袖、众议员博格斯和福特将在六月份访华——我认为他说的是六月二十六日。我们是从这位中国总理那里第一次知道了这个访问日期的，我们发现他对美国事务消息特别灵通。他说，中国人还要考虑让其他一些国会议员访华。关于这个问题，正如尊敬的多数党领袖所指出的，提到了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还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了参议员和众议员普遍表示要访华的愿望，他们希望前去访问，也许要分成两人、三人或四人为一组分批前去，或许在明年晚些时候前去，或者单独前去，或者随着中国的设备扩大，也许每批有更多的人前去。
在接待访问者方面的困难是，缺乏容纳大批人的足够的旅馆设备，需要增加有训练的译员，和需要增加中国外交学会的人员。据我看，他们愿意接待访问者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接待访问者的能力看来因他们的设备而受到限制。
总理对于总统和美国人民对最近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接待特别感到高兴。我们得知总统在玫瑰园接待乒乓球队的消息，也是从周恩来总理那儿获悉的，因为我们在北京期间的新闻来源——其他的新闻来源——是不十分充分的。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非常希望两国之间增加交流，但是现在没有容纳大批来访者的设备。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他们接待来访者的设备和增加他们的旅游业人员，这样他们就能够接待越来越多的外国来访者。
在这方面，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和我也提到文化交流、互派记者和体育交流等。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待这个意见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他们是完全不抱成见的。例如：他们提到那天晚上正在演出名为《白毛女》的芭蕾舞剧（我们看了这个剧）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并表示可能有类似的芭蕾舞剧团访问美国。
要是我不说我曾主张让费城管弦乐队和匹兹堡的交响乐到中国去访问，那我就是对宾夕法尼亚州不忠实。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可以提出有关他自己喜爱的文化和体育团体的建议，我将不予以干预，但是，我认为政府对这些交流是不抱成见的。
我们确实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不能详细地谈这些问题，但是已引起最高当局注意，人们将希望拘留在印度支那或中国某个地方的那些记者能够获释。我们相当详细但是又相当广泛地向有关的人谈过这个问题。
我提到全国广播公司的韦尔斯·汉根；一位自由记者肖思·弗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达纳·斯通和合众国际社的特里·雷诺兹。据我们了解，所有这些问题都在研究。
我们没有得到诺言，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希望。我们希望，我们的调停会是有帮助的，只有时间会说明问题。
概论
我们才开始对中国进行了解。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关于它的许多情况——或是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解放以来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中国今后往何处去呢？革命的动荡状态是否能保持下去而社会不发生灾难性的不稳局面呢？显而易见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能保持下去吗？在毛百年以后会不会有能和他相比的领导？中国自称它的目标是非侵略性的，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我必须补充说一下，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因此，他们对领土的兴趣到目前为止仅仅限于中国领土——或者是中国人根据他们自己过去的记载而要求得到的领土。所以，关于他们是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
我要重复，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来把一些判断和结论概述一下。
整个来说，中国有某种同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概念根本不同的东西。
中国是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经过十分慎重和精心计划之后行动的。中国在走向新中国的路上吸收其遗产中的有用部分而抛弃了其余部分。西方的文明简直就是凭它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来瓦解不发达的社会。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从西方吸取它需要的东西，而保留它自己的风格和方向。中国用它自己的话说，是一个面临着许多有待作出的决定和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针的发展中的国家。
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最大的程度上使关系正常化。同时，我们必须对以下的事实保持戒心，即在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哲学上的分歧。然而，在这一个范围内，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可能和平共处的。
我认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的访问将大大增进我国对中国的了解。众议院杰出的领导人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可以在总统所建立的善意的基础上更加稳妥地继续作出努力，我相信，我们的访问已经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善意。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的和频繁的接触，其中包括我在参议院的同僚们的访问。（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