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不能走学校教育一条路(图)

Category: Chinese Culture

任继愈:不能走学校教育一条路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8 10:05:09 ·来源:新京报

  文史大家演讲剖析中国教育现状,建议设立国家博士制度

  主讲人

 

  任继愈 1916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等。

  国家博士不应有年龄、种族和信仰的限制,甚至不受国籍的限制,爱国华侨也可以报考。唐朝李白的朋友晁衡,就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还考取了。

  在中国,你是博导还印在名片上,外国没有人印在名片上的,人家想你不能带博士生怎么可能是教授呢?

  同样的博导,差的和好的差得太远了,有的差的给好的当学生都不够资格。

 
 



  日前,任继愈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讲堂”发表了“今天看科举制度”的演讲,梳理了科举制度的优劣。在演讲中,他还针对当下人才培养的缺陷,提出吸收科举制度的优点,改变原来的考试方法,同时设立国家博士,承认自学成材的人,让社会教育发挥起来,不一定走学校教育一条路。

  科举弊病在内容,不在制度

  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随时代有所不同,唐朝考诗赋,看文学水平如何、字写得如何、语言是否得体、相貌是否端正等;宋朝主要考议论时政;明朝开始,皇帝的权威进一步提高,我们看历史上汉朝和唐朝,君臣讨论问题都坐着,有个成语叫“坐而问道”就是从那儿来的。到了明朝以后,臣子站着都不行了,得跪着,也谈不上坐而论道了。

  科举考试不再考对事情的看法,就指定几种书,答案范围也指定了,必须按照程朱注解四书的观点来作答,叫八股文。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考八股的内容,考程颐、程颢、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八股不许有自己的思想,题目出得也很怪,最初题目就是从四书里面出一段,几百年就那么几本书,题目出完了,就出对答句,上一句的半句接下一句的半句。

  科举的弊病在于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的制度。考试的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国家制定标准,大家按照标准来做,这是个有效的可取的做法。在名额分配上,长江三角洲多一些,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少一点。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定期考试使人才不间断,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要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只靠学校教育

  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最早学欧美,后来学日本到解放后学前苏联,自己传统的制度被废止了。只走办学校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走下来,延续到现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难考,考试越来越难,人数越来越多。教书育人,教书不是目的而是方式,目的在于育人。现在学校制度的问题在于育人面窄了,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很少,考试的内容也窄,只考学校教的内容。

  我看我们国家图书馆收录的博士生论文,虽然也有好的,但是总体水平在滑坡。有词不达意的,有抄袭的,独立思考的少。博士生尚且如此,大学生这种现象更普遍。有消息说大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了,大家还在议论该不该开除。

  我认为一个大学生将别人的成果拿来自己用也是一种知识的贪污,若是将来当了官,对别人的利益是不是也要贪?

  所以要提高人的素质只靠学校教育是不行的。教育有三条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个来源,现在只剩下学校一条路了。有的家长是双职工,成天见不到孩子的面,家庭教育几乎没有起到作用。社会教育现在也没有行动起来。

  科举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把自学放在第一位,当时也有国子监、太学,各省也有书院,但是人数很少,多数是半工半读,用自学的方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这种方法和道路值得开辟,让社会教育发挥起来,不一定走学校教育一条路。比如我们国家规定中学生的课程,社会应该办相应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技馆,要广泛地设立。

  机械化生产不合格博士

  还有培养高级人才,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问题。过去我自己也培养过博士生,一个导师最多带一两个学生,很少有带3个的,属于师傅带徒弟型的。

  当时我在西南联大,老师带学生就一两个,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和我的老师汤用彤都是好几年一共才带三四个。

  用手工生产培养大量的人才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的导师每年带20个学生,3年有五六十个,老师跟学生有的都没见过面,有名气的老师分给年轻助教帮着带等现象都存在。研究生必须写论文发表在某些刊物上才能毕业,我问有的学生怎么沉不下心来学习呢,他说没办法,头一年要学外语,第二年要写论文,第三年要联系发论文还得找工作,没时间学习。

  博导、博士后也是引进来的误区。在外国,博士后不是学位,博士后是博士毕业后没有工作,找个博士站落脚待业,2年为期,但是在中国,博士后就是个学位。在中国,你是博导还印在名片上,外国没有人印在名片上的,人家想你不能带博士生怎么可能是教授呢?因为在中国,博导、博士后和住房、工资待遇都挂钩。

  要给自学的人同等竞争机会

  我们现在提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靠自学为主创新能力才能发挥出来,光背书和背讲义没办法创新。得首届科学奖的金属物理学家黄昆说,我先不看人家的结论,怕影响我的思路,我先自己想想,抄来抄去出不了人才。数学家丘成桐也说数学竞赛对学生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做题能力增强了,却减弱了独立思考能力。

  怎么改变呢?我初步的设想是要承认自学成材的人,要给他同等学力的证明,不一定入学,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特别是外语和语文,更要自学,大学上的课基本用不上,文章要写得通,外语要说得好,光靠课堂讲怎么行。所以要给自学的人同等竞争的机会,并且不受年龄的限制,人才教育方式放宽了,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能干什么的自然就都有了。现在社会上普遍发现高等技术人才少了,能动手的工人少了,念书的多了。

  设立国家博士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

  有的学校为了找平衡,要设立博士点,能力不够,凑也得培养博士。同样的博导,差的和好的差得太远了,有的差的给好的当学生都不够资格。

  但是职称上大家都是博导,毕业生都是博士,这样很不正常。

  有的名牌大学,学生之间互相说:“你真傻,就像个博士似的。”那个说:“你才像博士呢!”就好像博士是贬义词似的。

  我的设想是培养国家博士,国家博士首先要具备中国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知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现代科学知识、现代语文知识、外语知识以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我设想我们以后硕士和博士考试要分两次,初试不考专业课,就考应该有的知识,语文外语政治等,必须要及格,基础要打稳,第二才考专业,又分两层考,一层考广义的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另一层考专业知识。两次考试要分开,第一次考试不合格的没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现在一些细竹竿型专家,只在专业领域研究很深,专业以外的什么都不懂,这不行。

  设立国家博士首先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基础要广,还要有高度,基础巩固,适应能力也强。现在有的人分配认为专业不对口,其实真正基础广的人很快就适应了,不用专业对口上来就能做。

  国家博士不应有年龄、种族和信仰的限制,甚至不受国籍的限制,爱国华侨也可以报考。唐朝李白的朋友晁衡,就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还考取了。这样定期考试,三五年一考,照顾地区差异,结果向全国公布,自学成材的大门向社会敞开,13亿人,什么人才没有啊。学校的培养方式是硬性要求,达不到就毕不了业。培养人才又不是蒸馒头,拔尖的人不是完全一样的,数学不及格不代表不能当音乐家,文科和理科也一样,钱钟书数学很不行,照样上清华,按照现在的制度,根本进不来。

  现在从小学到大学要20来年,真正自学成材的人用不了20年。

  提问

  “自学考试只是开了一个头”

  新京报:您在演讲中说到了承认自学者的问题,现行的自学考试制度其实也是一种承认的机制,为什么您认为现在还是在走学校教育一条路?

  任继愈:自学考试只是开了一个头,博士、硕士不能自考,高学历人才实际上还是走学校一条路。

  新京报:您提出吸收科举制度自学的优点,并提出了新的考试方法,新的考试方法的目的是什么?

  任继愈:我提出的初试考语文、政治、外语等,首先是把基础知识打牢,语文和外语只有自学才学得好,学校学不好。像西南联大,除了基础课之外,选课非常自由,学生的视野就广阔多了。新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为了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

  反过来说,我们的大学生选课的自由太小了,这主要是受前苏联的影响,欧美也不是这样的。

  新京报:您认为竹竿型人才的局限在哪里?

  任继愈:先天不足,当时用得上,爬高了就不行了。

  新京报:如果您的想法落实,国家给一些自学成材的人授予国家博士,国家博士由哪个单位颁发?

  任继愈:国家博士学位应由国务院颁发。

  新京报:但也有一个评审机制的问题,我们如何认定哪些人可以获得?如果有人有一点学术成果,但不足以获得这个称号,但他认识某个评审人,借此牟取到国家博士怎么办?

  任继愈:只要有学术成果的自学者都可以申请,一些学术权威人士也可以提名。评审机构应当吸收有学术界权威人士参加。另外,加强评审过程的监督,使整个评选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对于营私舞弊者引进司法机关介入。只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具体的方法总是会有的。

  回音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国家博士类似古代进士

  任先生提出这个观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仿佛当年梁启超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恢复科举一样,目的是很纯粹的。他的说法肯定有争议,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对我们现有教育制度改革和完善,怎样更为敬重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否有些地方可以进一步发掘和弘扬。

  任继愈先生突出设立的国家博士就类似古代的进士,进士其实就是一种东方型的学位,清朝末年曾完整实行了科举学位。另外,他说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成才的方式和途径应该多样化,不要一个模子出来,因材施教从孔夫子时代提出来,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制度一多就更乱了

  任老先生是搞哲学史的,搞历史的,他的观点更多是出于自己的经验。现在让导师带一两个学生肯定是比较精,多带肯定是放羊式的,但是孔子那时候也带72个啊。科举时代也不是只有科举一条路,很多文学家都不是科举出身。当时还有“终南捷径”,政府知道很多人没有能力考科举,但是有能力当宰相,就请出来做官,类似三顾茅庐。

  我觉得国家博士制度没有必要搞,博士不能说明能力,只能说明学历,制度一多就更乱了。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 张弘 实习生 郝琳

  摄影:本报记者王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