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的农村孩子:“我们和那几亿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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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被北大录取后,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狭窄的住所里。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2018年8月30日,北京大学本科生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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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脚,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两人刚到北大时,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对方开朗地笑,说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见时,对方胖了很多,成绩也不好;大四临毕业时聚餐,对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学很多出国,他回老家“随便找份工作糊口”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的事。可仔细想想: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时住校,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大笑着说,“你看看你家门前的山,你能考上吗?”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有差距。在他大一时,辅导员找到他,和蔼地建议,可以打网球,“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

  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

2017年9月8日,北京大学举行2017年开学典礼

  2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凌晨6点搬砖,崔少扬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

  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稀里糊涂”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布成绩后,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也求他“冲一冲”。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参加了不少社团。觉得这样离大家“都想要的那种生活”近些。

  “那个蓝图是好的。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加倍地焦虑。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来。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可他没有这种闲钱。

  最终,他在大学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借钱4万元买进茶叶,想卖给学校组织的会议和附近的餐厅。如今这些茶叶全部堆在家中,他不仅未能赚钱,还欠了债,父母帮他偿还了部分欠款。

  邓风华说,过去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后来,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要出国”“做很厉害的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好为家里赚钱。

  邓风华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老家一个早早结婚的伙伴喝农药自杀,邓风华不顾家人的阻拦去他的坟前祭拜,想不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死。

  后来,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农民工的儿时同学。对方和他说,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攒下什么钱。如今工厂机械化,机器人取代了人,工资变得更低,他最近失业了。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学习好,我从小有问题就问你;现在你都在北大了,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邓风华想了很久,给不出答案。

  3

  在北大,有很多外力拉这些农村孩子一把。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第一次谈成了合作——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每周聚餐,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

  去年,她在资助中心“燕园携手”项目下,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学妹结成匹配对象,带学妹吃饭,绕着未名湖散步,给学妹学习上的建议,眼看着学妹从刚入学的胆小、害羞,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北大的生活总有退路。徐森内向,和别人玩不来,就埋头学习,因为“做物理本来也不需要社交”。他大二就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花销,发现仅仅是写申请文书就要收费3万元,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庞大的开支,自家“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结果他最终没能在硕士阶段留学,而是留在本校读研,打算到博士后阶段再公派出国。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而去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不但学费减免,还有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她说自己“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

  “我们作选择,很难不计成本,要考虑性价比。”严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很容易忘记困境。”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他回山里做访谈,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更何况“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熟悉,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姥爷把父亲叫过去,说“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风华反思,自己家虽然穷,但父亲重视教育;可就在临近的村镇,一些家庭还坚信“穷就穷到底,政府好管理”,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并不鼓励孩子读书。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4

  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 “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5

  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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