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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未顾及朝鲜冲突问题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加强苏联对亚洲的控制和影响,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如设想的那样,战争初期的进展十分顺利。现在披露的1950年6月26日什特科夫给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Zakharov)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的真实情况:

  谨此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和进程。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

  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但与苏联和朝鲜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介入这场战争,而且越陷越深。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

  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心情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

  (1)你对朝鲜司令部的任何计划都没有报告。司令部是否打算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推进?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2)还要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否被吓坏了,还是在顽强地继续坚守?

  (3)朝鲜政府对袭击和武装干涉不想提出公开抗议吗?我们认为应该这么做。

  (4)我们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将这点通知金日成。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这一点对莫斯科并不困难,但是,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显然,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平壤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保证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然而他却不能让外界知道苏联对金日成的支持。战争爆发后,莫斯科迟迟没有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返回安理会,与此不无关系。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顾问的态度更说明了这一点。朝鲜战争爆发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但是,当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以南挺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这样,才出现了什特科夫关于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

  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斯大林的谨慎小心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汇报说,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在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显然,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

  正如下文将要讲到的,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斯大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又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

  8月中旬以后,战争进入僵持阶段。这时,斯大林表现得更加焦急,也更为谨慎。而且,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答应提供军事装备外,莫斯科开始更多地给朝鲜人以精神鼓励。8月28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口头转告金日成以下事项。如果他要求书面形式,可以给予,但不要签署我的名字。

  一、联共(布)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可被赶出朝鲜。

  二、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连续的胜利。俄国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对德作战时期就未曾有连续的胜利。朝鲜人民的最大胜利就是,朝鲜已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成为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运动的旗帜。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军队现在都将向朝鲜人民军学习,给予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坚决打击的艺术。此外,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现在朝鲜并不孤立,他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

  三、建议金日成同志在前线不要分散使用而要集中使用空军。要使人民军的每次进攻开始时都有强击机对敌人军队的有力打击与之相配合,歼击机则尽可能保护人民军不受敌机的攻击。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

  总之,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方针是积极的,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战争胜利,但其限度是苏联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之后。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问题了。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由于情况不明,从而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立即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尽管有人提出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完全放弃。6月30日,周恩来与海军司令肖劲光谈话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这些情况说明,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朝鲜爆发战争的问题还是十分关切的,并表示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战争爆发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6月30日周恩来派原定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即柴成文)先以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去朝鲜,以便保持与朝鲜的联系。柴军武一行出发前,周恩来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7月初,中国政府还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族干部由军区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对于苏联政府提出的请中国政府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不论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入境经哈尔滨、长春、沈阳至旅大,或由安东转朝鲜,均应于事前经中长路苏方理事会副主任或中长路苏方局长通知余光生,以便能及时调度车辆,免误事机”。

  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当时,东北是全国范围内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其部队人数只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27。成立东北边防军说明在中国的军事部署中东北已经成为重点之一,其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加强防卫力量。虽然7月初周恩来已经向罗申提到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但所说的先决条件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当时的战况是朝鲜人民军还在朝鲜南部迅速向前推进,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所以也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联合国军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8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

  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同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军队建设应有一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

  8月26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并说“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

  8月27日,毛泽东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要他们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

  看来,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但是从“军队建设三年规划”和避免“临急应战”的安排看,出兵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问题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做好充分准备的角度所作的以防万一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苏联和中国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

  斯大林对于朝鲜局势出现逆转的情况首先表现出急躁和焦虑。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4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化名马特维耶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到东线和东北线守卫汉城。斯大林还再次敦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空中掩护及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

  斯大林采取的紧急措施似乎是要把苏联空军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斯大林这时似乎采取了一种背离以往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惯方针的做法。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可能确有此考虑,因为朝鲜局势的发展毕竟关系到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但是权衡利弊以后斯大林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9月23日,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在报告中提出:为阻止美军对平壤的空袭,苏联空军准备在前线部署战斗机部队,并将于10月1日和2日两天内把飞行部队投入到平壤,10月3日开始行动。但华西列夫斯基接着提出警告:因空战指挥时使用俄语进行无线通话,在第一次空战后美军就会知道苏联飞行员在平壤上空活动。看来,华西列夫斯基的提醒不是没起作用,事实上,当战局进一步恶化、美国真的越过三八线、朝鲜急需莫斯科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派空军保护平壤。

  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也“没有保障”。

  这时,斯大林显得焦躁不安,并对朝鲜军队和苏联顾问大加指责。在9月27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先是责备朝鲜军队的“前线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严厉批评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特别强调造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忽视了“敌人在仁川登陆的战略意义,他们否认这次登陆的意义,什特科夫甚至建议追查在《真理报》发表评论美国登陆情况的作者。这种忽视和缺乏战略眼光的状况致使他们怀疑从南方向汉城地区抽调部队的必要性,调动部队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搁了”。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4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局势的”。斯大林大概忘记了中国领导人早在7月初就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同志美国军队在仁川或朝鲜人民军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当时金日成固然因求胜心切而无视中国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在事前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

  在10月1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斯大林大概也忘记了正是由于他本人的命令,苏联军事顾问在朝鲜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奉命无论如何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他们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及施加影响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斯大林立即考虑到要中国出兵的问题。据师哲回忆,仁川登陆一两天后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发电,询问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是否能够派兵到朝鲜作战。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了。

  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开始参与对朝鲜战事的谋划。9月20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一)“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三)“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四)在打法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箝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五)“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不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此项建议。

  10月1日夜,周恩来又致电倪志亮并转告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八个师既已被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另一方面,出兵朝鲜问题已经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警告。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Panikar)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这时,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

  9月28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也是暗示要求援助。

  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前线军队的情况:“由于纪律涣散,不服从命令”,敌人已经“切断了第1方面军与第2方面军的联系”,与汉城的崔庸健(ChoiYonggun)一直没有取得联系。金日成担心敌人会越过三八线,并说他们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计划组建15个师继续战斗,但“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组织新部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敌人”。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近日来形势日益复杂。敌人已完全切断第1方面军的6个师和2个旅,并攻进原州,切断了第2方面军的7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有效抵抗敌军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政治形势也在复杂化。敌人向北朝鲜境内投下伞兵以侦察苏联援助何种物资,并组织破坏活动。反动势力在北朝鲜已开始抬头。”报告还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应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

  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该信9月30日夜晚23时30分以“特急电报”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10月1日0时35分解密,1时45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别墅的时间是2时50分。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当天给平壤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以及给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中。

  在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但他首先强调北朝鲜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反复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同时,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要罗申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但是,据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我看朝鲜同志已经陷入了困境。”斯大林简单讲了一下朝鲜的情况后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当然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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