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无处不飞花。遵义会议象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巨大鼓舞。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热烈的欢迎。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这是当时部队热烈情绪的生动写照。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他们沐浴着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珍重地保存着遵义会议文件，精神振奋地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少奇继续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说：“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1月29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卿、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看？”
“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李聚奎答道。“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这是红一师领导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①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都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以后，2月10日军委纵队召集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提出了“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的战斗任务。当天，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不顾细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