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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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读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今。

  ――摘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馨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车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盲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1921年《商鞅徒木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页)

  [解析]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约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早年诵读古书,20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38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5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解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阉割)。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千(公元前91年),前后历14年的时间完成《史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3000年左右,战国、秦、汉记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学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子《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学读。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子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19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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