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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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学者,道统与文也(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蕃《经史百家杂钞》)






  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摘自曾国藩《经史丙家杂钞・序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顾吾入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于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日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川,何苦干书辅之。日考据亦然;曰词章日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4―25页)

  [解析]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相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有不小影响。《曾文正公家书》里有一封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4种,共不过10余种。早岁骂志为学,恒思将此10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怀)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免成就,中夜思之,每有渐悔。”

  桐城派大文章家姚鼐,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3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3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旗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史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之术。

  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尖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王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嫌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木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一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王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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