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淡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191页）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
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8页）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按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关于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杂文，特别是他晚年的杂文。
鲁迅写的杂文，事实上成了一种新创的文体。1918年，鲁迅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此后杂文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一生共写有17部杂文集。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鲁迅杂文，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鲁迅杂文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约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文到1925车“女师大学潮”发生之前。这个时期的杂文主要收集在《坟》和《热风》中。这些杂文是针对一般的社会现象而发的，主要结合一般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进行针砭和解剖。在写法上，这些杂文更集中于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露，而较少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性刻画，因而所言之事极小，所论问题却很大。
（二）鲁迅杂文的发展期。它大致包括从1925年“女师大学潮”发生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前鲁迅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在社会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开始有人把杂文这种文体同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标志着“鲁迅杂文”这个独立概念的形成。这个时期的杂文不只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思想的剖析，还成了具体社会斗争的艺术武器，其中很多杂文都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针对陈源、章士钊等人而发的，在艺术上既有对于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析，也有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化刻画。
（三）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它包括鲁迅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直至鲁迅逝世所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中。这个时期，杂文成了鲁迅最主要的作品，数量很大，影响也更深远。这个时期，鲁迅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更自觉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剖析中国社会思想的问题，因而这个时期的鲁迅杂文更直接地反映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除了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揭露、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抗议外，革命文学论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对“论语派”的批评、对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大部分鲁迅杂文的内容。在这些杂文中，已经能比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鲁迅积淀了前两期的各种手法，又发展了它的尖锐泼辣、灵活挥洒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达到了鲁迅杂文艺术的高峰。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对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三月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六”。《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八月十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一”。
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除了前面引述的1957年3月10日、3月12日和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的三段评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评论。
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在谈到红军到了陕北，还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界、出版界代表座谈的前两天，即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也谈到了鲁迅。他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从以上引述来看，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主要在于他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一）鲁迅的杂文，真实地反映了进步文化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历史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杂文是在特定的时代中产生并真切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的斗争风貌。（二）鲁迅的杂文体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人格战斗力量，特别是后期杂文，具有沉着应付恶劣环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概。（三）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具有全面的观点。这就使这些杂文除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以外，还具有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著作，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还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鲁迅的《三闲集》的序言写于1932年，除介绍收进这本杂文集中的文章写作背景外，还着重叙述了1928年前后作者的思想变化――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醉眼”中的朦胧》写于1928年，在这篇与创造社进行文艺论战的文章中，也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解剖和探索。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都画了读过三遍的圈记。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未有天才之前》一文，是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特别在文中“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段话下，画着红笔粗线，可见他对鲁迅这种“天才产生于民众”的观点是很赞同的。
如果说，杂文是鲁迅战斗的武器、工具，那么，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工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谈到过，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后，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颇有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