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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






  有几种出版物谈到,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念书的时候,塾师点读过《纲鉴》和《日知录》。

  因为中国并没有一种用“纲鉴”二字作书名的书,于是一些研究者就添上几个字,有写成《了凡纲鉴》的,有写成《纲鉴类纂》的,这样稍加改动,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了。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的著作,是他一生学问心得。它的内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

  顾炎武十分认真严肃地来写他的这本书,一年工夫只写得十几条。他的学生潘耒请求将这书刻印,他在复信中回答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可见他到老年还在不断补充修订此书。潘耒为此书写的序言说:“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割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富、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谈。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总之,《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1913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而一些依据这一不确切的材料所作的发挥,例如说毛当时受到《日知录》什么影响,受到顾炎武什么影响等等,就不免是一种得不到事实支持的想象了。

  这个误会是怎样产生的呢?推想起来,大约是最初接触这一材料的人,有关古籍目录的知识不甚充足,不知道有一部叫做《纲鉴易知录》的书,抄写到这个书名的时候,误将它拆成“纲鉴”和“易知录”了,以为是两部书。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书名的书,于是把“易知录”臆改为《日知录》,也不去想一想《日知录》是否适宜作蒙童读本。也有可能是抄成《纲鉴日知录》,同样使人发生误会。于是有的研究者引用时就写作“《纲鉴》和《日知录》”。有些研究者虽然把《纲鉴》写作《了凡纲鉴》之类,可惜,没有想得更深一层,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断定,当年韶山私塾中老师点读的,并不是“《纲鉴》和《日知录》”,而是《纲鉴易知录》。这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正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这位吴先生是一位很高明的编辑大家,他还编选过一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古文观止》。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3人为此工作了6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①;宋元两朝据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似乎也可算是一部独立的书,依据则是朱国标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纪钞略》。从这些大部头书精选材料,删繁就简,编成这样一部180万字的书,可以想见是很费了一番心血斟酌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易知录》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大概是这部书,加上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① 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书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其实这是一本史论集,重点不在通鉴的原文而在乾隆的御批。用四库馆臣所写“提要”的话来说,这部书的意义是“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的。看来,乾隆出这部书,同他决定修四库全书一样,是清朝整个文化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及夫雍(正)乾(隆),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诸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总之,这是一部宣扬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就是一篇史论。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在题目《商鞅徙木立信论》之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准备实行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一金”是多少,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金一立方寸,有的以为是金一斤,有的以为是金二十两,即1.25斤。虽然不能确切地说这是多少,总之可想而知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以致人们都不敢相信,搬一段木头会有这样的重赏。想不到当真给了这样的重赏,这就让人们亲眼看见了并且相信了上面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徙木即赐”,这样就为新政的推行作了一项奇特的准备:获取了公众的信任。

  毛泽东是怎样评论这一段史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原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而事实竟不是这样,不得不演出悬赏徙木的一幕,才能取信于民。因而毛泽东不能不为人民的素质太低而慨叹了:“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这是他当时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反映。他曾经以极其浓厚的兴趣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这个刊物上,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长篇连载他的系列重要论文《新民说》,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毛这篇史论的基本论点,同《新民说》的论点是非常相似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也不能不认为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就是过去了80年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可以附带说一句,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这个学生:“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大约老师阅过此文,一击三叹,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几句,竟是后来应验了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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