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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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






  同黎锦熙的交往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边有一所很大的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不只是房间多,还有一个精巧的园林,有池塘、假山、柳树,树阴下的石凳便于闲坐。经过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变迁,昔日的园林胜景,已经踪影全无,只有芋园这个地名依然存在,不过成为街道的名称了。现在这僻静的小街两侧,大约就是当年李氏芋园的范围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这里是他星期天常去的地方。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那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来这里讨论,请杨昌济指导,黎锦熙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讨论。

  学问学问,勤学好问,这是毛泽东自幼遵守的信条;凡遇积学之士或知名人物,尽管不认识,他也不怕冒昧求教问学,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可举这样一个例子:1917年春,曾积极帮助过孙中山、黄兴革命的日本志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来到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闻讯即与萧植蕃(萧三)以一师学生的名义,向白浪滔天去信,表示愿见丰采,聆取宏教。这封手书原件竟在异国被保存下来了。信中说:“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四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这李氏芋园作编辑人员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多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居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毛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那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当然是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题目。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毛对这刊物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两千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的印象,黎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的影响。毛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之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依送别,那天黎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涉及了时局,涉及了教育,涉及了哲学“大本大源”,涉及了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当年毛泽东的思想极其重要的材料。从1920年6月7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虽然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毛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想法,后来没有成为事实。那时他的好些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正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很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力促其成,甚至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他自己是不是也出国去呢?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他当时在写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不多久,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早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毛泽东就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土地敌吾二广者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终于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求学的目的是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而且,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甚至是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文化。这些意见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毛泽东也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极看重国文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国语再好,不知道国情,又有何用。他在《劝学篇》中说:“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黎锦熙一生从事教学与著述,为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珍藏的毛泽东早年给他的六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平民通信社(驱张运动时,毛泽东在北京主办的)的十多份通信稿,于1952年清找出来,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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