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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服曾文正”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1980年,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2版,才开始涉及这一点及有限的资料。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主要记述他这方面的功罪。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现在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思想资料,就此作些说明。

  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请看梁启超怎样评论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①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②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从毛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三河兵败,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一段{1}: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信中说的,就是这《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于清朝大儒,特宗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王船山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同他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分不开。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除开师法这些人物外,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也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渐悔。”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推崇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① 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不过,后来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同前书,第367页)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第382页)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第527页)

  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第662页)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有曾氏影响。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然自馁也。”(第1328页)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讲堂录》里还注意到了曾国藩的日记。例如庚申九月日记:“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浅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在这些话的下面作了一点发挥。“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文影响清代300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做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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