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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献九天――毛泽东与西藏上层人士






  阿沛・阿旺晋美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1年。当时我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和其他几位全权代表一起,正在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谈判,适逢“五一”,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来啊!你们从远道来,一定很辛苦了!”我门也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看着千千万万游行群众欢呼雀跃,真诚热爱毛主席,看着作为泱泱大国的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如此兄弟般地对待少数民族,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我感到,那个民族压迫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要来到了。

  西藏从元代起就正式成为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伟大祖国的创造和发展中,尽了自己的光荣责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近代,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在清政府时期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汉藏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了。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使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情况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在排除了重重阻碍以后,我们在1951年4月下旬来到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双方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于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十七条协议”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一项光辉成就。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正式接见我们,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向我们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一切工作的宗旨,就是为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谋利益。

  当晚,为欢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宴会开始前,毛主席又同我谈话。主席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我说:“你看,国民党把西康和西藏的分界划到了工布江达一带,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我们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昌都地区过去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毛主席的这个决定,是根据西藏的实际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工作,并在许多方针政策性的大问题上,给予了英明的指导。协议刚签订,主席就指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同志:“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进行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

  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和我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当时,斗争出现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局面。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当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以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身份随同前往,负责同中央联系,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务。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本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百般阻挠;而当时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业已撤消。毛主席根据这些情况,分别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向他们提议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三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标志着西藏革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5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即将离京前,毛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也在场。毛主席又一次说,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接着主席又说,今后西藏要重视发展经济文化,你们这次不能空着手回去。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人民政府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大批衣机具。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派了以陈毅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进行祝贺和慰问,这在藏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人民的关怀,进一步密切了两藏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安定。毛主席、党中央及时作出了1962年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策。毛主席说:“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尽管我们在西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西藏反动派看到广大农奴群众日益觉醒,改革迟早终会发生,居然孤注一掷,在1959年3月策动了叛乱。4月间,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并教导我们,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主席还就今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并一再强调,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叛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1959年国庆节,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主席又专门找我们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并说,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协议执行。按照毛主席这些指示的精神,中央制定了民主改革的方法、步骤和许多具体政策。在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中,也产生了某些“左”的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平叛和改革是顺利和成功的。除对叛乱的农奴主实行没收政策以外,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其他上层人士,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这也是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方面一项成功的创举。通过民主改革,推翻了罪恶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理和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创造性地为西藏民族的发展进步,为西藏人民的自由幸福,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史册上。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藏也未能幸免。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影响下,在西藏多年坚持,行之有效的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我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也难以工作了。1966年9月29日,周总理亲自派飞机把我接回北京。“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得知我已回北京,当即就要见我。由于没有想到主席要在天安门上见我,所以当时我身边没有带翻译,我那时还不大能听懂汉语,所以未能和主席更多地交谈。1970年“五・一”,又是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受我国政府邀请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毛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一登上天安门,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这时毛主席看见了我,就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这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这么盛大的场合,我身旁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这么关心我,使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和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成了老朋友,他每一次到北京,我一般都能见到他。见面时,我们还经常谈起毛主席介绍我们认识时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在这一二年间,主席显得苍老了许多,表情也十分沉重。他握着我的手,十分关怀地问我身体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北京。我一一作了回答,并目送着主席离去。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永诀。

  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真诚地关怀各民族人民,真诚地帮助西藏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带领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幸福未来。他为各族人民的解放、

  幸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值得永远怀念的。从我个人来说,能在西藏和平解放及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祖国为人民出力尽责,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钦命大臣,走到了人民革命一边,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和毛主席所代表着的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感召,和毛主席多年的教导分不开的。自1980年以来,中央召开了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确定了一系列从西藏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年的实践,使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西藏人民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幸福的笑容。从他们的言谈中,时时表露出对党在西藏的新政策的满意和感激之情,我愿把这些幸福的微笑和由衷的感激,编织成一条洁白的哈达,敬献给九天之上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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