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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实践探索,毛泽东发现真理 教条束缚,斯疑毛“主义”不真






  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等人说:“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的革命警惕性固然很高,但其性格的特点是疑心太重,于是,吃饭、喝酒要经过化验、或让别人先尝,以防中毒;坐车行路,要司机完全按照他说的路线行驶,并且随时改变路线,以防被暗杀。不仅如此,他对哪个人有了怀疑,不是去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消除疑点,团结同志,而往往是运用他手中那巨大的权力,采用粗暴、野蛮的方法,将被怀疑的人隔离审查、关押、流放,乃至杀害。据赫鲁晓夫称,在苏共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作为大会代表,亲眼看到斯大林把疑心化为报复行动的过程。在那次大会快要结束时,一批州委书记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推开了主席房间的门,找到了基洛夫,要求他向斯大林转达意见,说大家对他的粗暴、急燥和傲慢都有意见,希望斯大林能够注意。基洛夫摇摇头,不想转达,要他们自己向斯大林当面去说。州委书记们推举基洛夫去转达意见,说基洛夫和斯大林是朋友,说话容易被接受。

  正在这时,斯大林来了。基洛夫顺便把州委书记们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很热情他说:“谢谢您,谢尔盖。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不会忘记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尽管如此,在代表大会选举时,仍有数百名代表从候选人名单上勾掉了斯大林的名字。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并且很快地把猜疑心变成了报复的行动,对代表们采取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措施:不久,代表大会的1966 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处决了。代表大会选出的13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 名被列入被处决的名单之中。

  赫鲁晓夫指出:在30 年代,斯大林利用谢尔盖・基洛夫被人暗杀的事件,搞了一次“大清洗”,狠狠地打击了一大批对他不满的人,打击了一大批曾经加入过党内派别而早已改正了错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曾经与列宁接近过的人。他总把这些人当作潜在的对手、“敌对分子”,并且利用权力机构和保安机关,大批地清洗、处决这种有胆有识、能说会写、具有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人。这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又逼出了千千万万的对他歌功颂德的个人崇拜者,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即使是在国际交往中,许多外国领导人也常常是围着斯大林转,很少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他斯大林也不敢冷眼旁观,随便沉脸!然而,现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竟然敢在众人面前,无视他斯大林的友好祝愿,把脸一沉,说他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这不是当众给斯大林难堪吗?!..当然,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有错误,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斯大林那带有三分火气的思绪,渐渐地转入理论的质疑。

  服务员轻轻地进来,请斯大林进晚餐。斯大林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进为他设置的小餐厅,见马林科夫等几个心腹人物都站在那里,等待着陪他进餐,便招呼他们都坐下。

  丰盛的晚餐已经摆好了。斯大林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他常常是下午七八点钟才结束午睡,到克里姆林宫电影院里,去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领导人一起看看电影,然后,到小餐厅去吃晚餐,说是晚餐,其实,这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这时候,斯大林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边吃边谈。有时一顿晚餐能吃两三十小时。他们往往在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或者谈论一些重要问题。厨师的手艺很好,做的菜很好吃。斯大林疑心重,总怕有人给暗地下毒,所以在他想要吃某种东西之前,往往先要赫鲁晓夫他们品尝。他并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尼基培,你瞧,这是鸡杂,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知道斯大林自己想吃鸡杂,但又怕里边不干净,于是,他就晃动着他那光溜榴的脑袋,显出忠实的样子,说:“喔,我倒忘了!”说着,自己先尝了一点:再请斯大林品赏。

  斯大林喜欢吃青鱼,而且喜欢不加盐。赫鲁晓夫自己爱吃加盐的,觉得特为斯大林而作的无盐青鱼不对口味,但他仍做出十分诚挚的神态说:“哈,香极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请你品尝吧!”

  斯大林吃了青鱼,也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更加宠信这位心口下一的老部下,造成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当然,这是后话,是斯大林所不知道的。

  这一天,斯大林喝了两杯红白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的特制酒之后,便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都耸耸双肩,答不上来。

  斯大林又喃喃他说:“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那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呢?”①

  小餐厅里的所谓“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张口结舌,淮也解答不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其实,在访问莫斯科的日子里,毛泽东曾多次向师哲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毛泽东还意味深长他说,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来到斯大林同志的身边,就倍感亲切,倍感温暖,就可以畅所欲言。

  由于当时在苏联,又都住在斯大林的战时别墅里,闲谈时,师哲就请毛泽东谈谈他自己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来,吸了一口,侃侃而谈。师哲听着,记着,颇受教益;后来又把这个过程和他的感受告诉了本书作者。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其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号润之,1893 年12 月26 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农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纵观他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起点不高,步子不快,长期探索,坚持不懈。的确,毛泽东不是留苏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都是普通农民。毛泽东少年时代,和中国农村一般的孩子一样,边劳动,边学习,读一些《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也迷信。

  1909 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害病许了愿,求南岳圣帝保佑;但是病情日笃,不见好转。十五拗毛泽东,见母亲整日操劳,辛苦备尝,却把节约下的钱周济穷苦人,自己累病了却不太在意,十分感动。他热爱母亲,孝敬母亲,希望母亲健康。但是,母亲却被病魔缠身,久治不愈“毛泽东急了,听人说南岳庙神仙很灵,能治百病,就拿着小板凳,到南岳庙去“朝山进香”,每走十来步,便向南岳庙方向作一个揖,磕一个头,还要边走边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保佑我妈,早日康复..”就这样,边走边跪拜,一直走了一百多华里路,才到了南岳庙,求了神,进了香,然而,母亲并没有恢复健康。1919 年10 月,母亲病逝了。毛泽东写了一幅挽母对联,表达了爱母之情。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笑容何处寻。

  母亲文氏勤劳、善良、谦和、公正,常周济受苦人,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美德: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遐尔亲毓,一皆复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逛言,不存欺心。

  ..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汝辈,各务为良。③

  生活的现实和科学的知识,使毛泽东渐渐地放弃了对神佛的迷信。但是,以救国救民力己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黑暗中探索。他调查社会,休察民情,博览群书,阅读报纸,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0 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步行50 多华里,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达了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图存设想。他文章写得立论有据,气势磅砖,被老师们称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

  在这里,毛泽东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感到十分新奇。特别是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觉得气势逼人,有说服力,便不知不觉地对康有为、梁启超崇拜起来,拥护他们的主张。在《新民丛报》上,毛泽东阅后,曾批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听抓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之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说明了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说明了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崇拜孔盂的儒家“秀才”变成了一个崇拜康、梁的变法图强者。

  一天,毛泽东从同学萧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真阅读。他联系到祖国的内忧外患和自己救国救民的志愿,反复阅读,在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迎得邻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宫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不久,毛泽东为了表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

  1911 年春,毛泽东到了湖南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留心观察社会。很快地,他被革命党人的宣传所吸引,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对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十分喜欢,经常订阅。有一天,他从《民立报》看到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热烈拥护,便奋笔写了一篇政见性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文章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一石击起千重浪!毛泽东的文章在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它也说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正由一个崇拜康、梁,主张“君主立宪”的年轻人,迅速地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

  后来,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建议大家立即将头上的辫子剪掉。他说干就干,和一位同学当场就剪了辫子,但有的同学犹豫下决,迟迟不肯动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根短的时同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改变人的观点!”

  1911 年10 月10 日的武昌起义,震动全国。毛泽东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十月底,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认真操练,准备为革命而备战;同时,又仔细阅读各种报纸,观察社会,探讨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彼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失败了。毛泽东见“革命已经过去”,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正如他回忆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④

  二、探索面宽,道路曲折。在追求康、梁槁维新、追求孙文闹革命失败之后,1912 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读了半年之后,他感到课程大浅、大旧,不便于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到了暑假,就退了学,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玉台省立图书馆去看

  书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名著,像中国的经、史、子、集,英、法、美、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他都找来读。其中主要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肯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等。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过这里,总是站在地图前细看沉思。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疾苦,深感到必须革命,感到青年人责任重大。后来,他回忆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部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入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⑤

  这些认识和决心,是十九岁的毛泽东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探索得来的,也是他这半年里最大的收获。

  1913 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有意义的学习生活,被师生们称为“怪杰”、“伟器”、“奇才”和“特殊的学生”。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淡”: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时,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修为主,以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他还花钱订阅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经常阅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他班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

  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就这样,毛泽东从探索维新变法到探索辛亥革命,从研究欧美各国的社会学说到直接研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三、面向社会,注重实践,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读书人信书本,种田人看收成。”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之后,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讽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绕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碉堡,发现了一条条生活的真理,攀上了一座座光辉的高峰。毛泽东常说,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重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

  “衣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体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进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农村进行访问、调查。1916 年暑假,他又邀挚友蔡和森一道游历了湖南的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返回,历时一个多月。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不带路费,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幅对联送去,于是,人家就给他们饭吃,或打发几个钱,或留他们注宿。他们利用这“游学”方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学会了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毛泽东还把沿途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第二年暑假,毛泽东又邀老同学萧子升一道,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沉江等五个县,历时一月多,行程九百多里。1917 年冬,毛泽东又到例阳县文家市一带考察访问。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道理。

  毛泽东在学校里读书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从1915 年下学期至1918 年上学期,一直担任学友会的文牍、总务等工作,倡导学术研究和体育活动,并且以满腔热忱,主办了工人夜校。

  1917 年10 月底,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召集学友会讨论决定,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办工人夜校。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办工人夜校的四条理由的第一条,就是“依据国家现状,社会的中间力量实力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四条是“可惜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通过办夜校,增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经过精心筹备,1917 年11 月9 日晚,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校工作人员,热情地到门口欢迎工友,把他们领进教室,给他们讲学习的目的、意义、课程、解释“上课说明书”,开始上课。

  有趣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的前两天,即公历1917 年11 月7 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指挥着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广大工人起义胜利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是个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斯大林当时是具体指挥起义的党总部的负责人。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指挥起义的第三天,在中国江南的长沙城里,毛

  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当时虽是学生,但他已在探索中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做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了。斯大林更没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顶住了他那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斯大林自己总在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15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在5 月9 日就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到处抗议。同年夏,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便在封面上批了四句话: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救国为己任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指使他的爪牙在各地成立“筹安会”,进行“劝进”活动。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谈话,反对袁世凯称帝。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的文章编印成册,到处散发,揭发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局发现小册子后,出动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搜查。由于毛泽东警惕性高,早有防备,军警未查出“乱党”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对他个人发现真理、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经过他提倡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目标明确,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在实践检验中择优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吃过迷信的亏,但他后来不迷信,不盲从。他说我们读书、看报,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要反复思考,分析批判,实事求是,不能盲从。所以他读过的书,往往圈圈点点,批注很多。有的批了又批,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特别划出记号,写上“此论颇精”、“甚合吾意”等语;凡是道理不通或文字不佳的地方,他又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批语。

  对一种主张,一种道理,他决不盲从,而定要究其源,问其本,判明是非才决定弃取。例如救国该从何处入手?学习该学什么?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很久、很久。1917 年8 月23 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下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

  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振奋人心,立足于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那么,他说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从这纣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之真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的“大本大源”,但他正在奋力去找,而且已经认识到它是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等一切”枝节”的“本源”。同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的这种批判分析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待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上,也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澄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虽然信过神佛之说,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力、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当他把这些学说,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救国救畏的社会实践中检验之后,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天平上检验之后,立刻就发现了真伪,试出了忧劣,于是他便无情地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取优,清除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前进中探索新的真理。这种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坚持、发展和宣传,不断推广,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五、发现真理,抓住不丢,结合实际,深入探索,终于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后,1918 年8 月间,毛泽东同罗学瓒、萧子升、李维汉等25 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了北京。毛泽东日夜奔忙,组织预备班,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前往法国。

  然而,毛泽东自己并不想去法国学习。他要留在中国,研究中国。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分配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能看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触到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加伦、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除在北大旁听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讨论各种哲学和时事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遍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毛泽东以北京大学力基地,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1918 年冬和1919 年春,两次去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 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描述过他当时的心情。“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6 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于5 月27 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 月7 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 月9 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 年7 月14 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宫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⑥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勃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侗庭、闽水,更起高潮。大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⑦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⑧

  当时的反动政府把马克思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诬称为“过激党”,当作“洪水猛兽”严防、严禁。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一篇杂评中写道: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的矛盾,明确指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了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又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同时,毛泽东阐发了民众大联合的战略思想,指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伪为浙”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⑨

  毛泽东特别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只是“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1919 年8 月中旬,《湘江评论》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 万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1200 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1920 年6 月间逃离长沙。

  1919 年12 月中旬至1920 年4 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毛泽东东奔西走,搜集了一切当时能找到的马列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认真领会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后来,他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 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沦。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⑩

  1920 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 年4 月11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经李大判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五六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十月,于7 月7 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说:“到了1920 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具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直到1949 年12 月毛泽东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晤时,斯大林还称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师哲对此意见很大,准备当面询问。

  注释:

  ①参阅《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年5 月版第369―380 页。②参阅《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版第1470―1471 页。③马玉卿等著:《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1986 年10 月版第5―10 页。④《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8―21 页。⑤参阅周世钊著:《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 年第9 期。⑥⑦参阅《湘江评论》第4 号。⑧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见《湘江评论》第2 号。⑩《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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