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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气出走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灵的召唤。

  贺子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

  十年前,她才十七岁,大革命失败了,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离开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子珍的性格。

  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

  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其实,贺子珍又何尝不怀念曾经长期朝夕与共的亲人呢?

  1937年贺子珍与战友在西安。此时,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

  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

  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后来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

  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

  直到很久以后,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

  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为此饮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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