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的建立、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在陈独秀主持下，这次大会，正确估计了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过去没有明确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在专门做出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又明确提出了“耕地农有”的问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不满足农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的。同时强调“我们要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责任”。
上述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当时党内不存在“第一种倾向”，即不存在“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错误。
既然如此，人们批判陈独秀右倾，否定农民的作用，其主要论据就是陈独秀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发表在《前锋》第２号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所说的“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原因”。实际上，只要分析这篇文章的上下文，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力量，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绝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这四种环境却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运动是很普遍的……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可见，陈独秀虽然说有３种环境使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但接下来论述的“第四种情况和现实状况却使农民有加入革命的可能”，这便是文章的重点。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评价，一般都评价低，但在上述前提下，他仍然重视农民的作用。
在此之前，陈独秀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从“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革命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的观点出发，得出“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他们是“一种伟大的潜势力”。由此也可以说明，陈独秀当时是重视农民作用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陈独秀同毛泽东一样，也比较重视联合革命问题，不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陈独秀在《向导》第１３６期上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靠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据此，说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也是不恰当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严格地说，陈独秀于１９２６年９月在《向导》第１７２期发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才逐渐暴露右倾思想。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表明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１９２７年６月底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表明党中央右倾思想达到了顶点。
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发表的，从上述情况来看，怎么能说此文是为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