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臧云远在延安，幸运地见到了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时，臧云远亲自聆听毛泽东对当时抗战文艺和文化问题的教导，这使他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武汉成了国统区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北平和上海的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在武汉，街头演出、诗歌朗诵和各种文艺界隼会盛极一时。周恩来和董必武也时常在这些集会上露面讲话。进步文化界还出版了综合性文艺刊物《自由中国》，臧云远是主编之一。郭沫若、郁达夫、老舍等为这个刊物撰稿。毛泽东为刊物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发表在第二期上，这使臧云远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当时处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敌强我弱。台儿庄战役以后，揭开了保卫大武汉的序幕。国民党反动派早已部署上峨嵋山，到了秋天，就向重庆退却了。这时华北救国会组织到前线劳军，臧云远参加了，他们带着大批药品，经过洛阳，到西安时，武汉沦陷了。臧云远于是按原定计划，向着心中向往的抗日圣地――延安前进。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臧云远荣幸地见到了朱总司令，他是那样和蔼可亲，风尘仆仆，正在为抗战布阵，充满了必胜信心。从八路军办事处坐上卡车出发，臧云远一身八路军干部打扮，第一天宿在耀县。那时耀县是由国民党驻军，街头乱糟糟的。第二天到了洛川，就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边界。途经中部，看到了黄帝陵，松柏参天，巍然屹立在秦晋高原，象征五千年文化古国，与红星闪闪的延安融成一片。第三天傍晚到了延安。宝塔山耸立天际，公路旁的延河滔滔东流，河畔歌声嘹亮。延安城灯光闪闪，街面上景象一新。臧云远下榻在西北大旅社。翌日开始拜访几位文化界的朋友。把药物和锦旗送到八路军边区留守兵团，兵团司令萧劲光接见了他，跟他谈了长征时期红军的所谓“逃跑主义”，驳斥了反动派的造谣污蔑。那时臧云远对红军缺乏了解，只是静静地听着。
当时，交际处长问臧云远有什么要求，臧云远把多年渴望的心思脱口说了出来：“我想见毛主席。”第二天文际处长回话：“晚饭后，有位同志来接他去见毛主席。”这一天臧云远心里很不平静。总觉得钟表走得太慢了。傍晚的时候，有人领着臧云远先到一所窑洞，里面走出一位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然后又派另一位同志送臧云远到了一个院落。只见土山下三间窑，青石镶垒的门窗，中间窑洞有门，左右两窑安窗，里面互相通着。毛泽个正在靠南的窑窗前，俯案写作。书案是长方木板，上面铺着桌布，点了两支蜡烛，案头上放着一个半尺高的高尔基塑像。毛泽东见臧云远进来，就放下毛笔，和臧云远握手。让臧云远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并打开一筒小炮台烟叫他抽，臧云远说他忌烟了。一位同志又泡来两杯茶。臧云远这时打量了屋里的摆设，有个木板床，墙上挂着一件大衣，毛泽东就是这样的简洁朴素。臧云远还看到桌上一迭稿纸，封面上写着“论新阶段”四个字，这就是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谈话就从《论持久战》开始，毛泽东问这篇文章在汉口文化界有什么反映。臧云远说：顿开茅塞，心里亮堂了。离开汉口时，凯丰曾和他谈到《论持久战》一下子销售了一万多册。这时毛泽东问臧云远：刘白羽到延安来了，你认识吧？臧云远说，他是写小说的，去年在济南前线余心清家里见过一面，是和丘东平一道去的。毛泽东又问臧云远是哪里人，臧云远回答是山东蓬莱。毛泽东问那里地势怎样？有山吗？臧云远说，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以北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是泰山，算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我们在家就是烧松材毛做饭的。毛泽东点点头。当时臧云远不知道，毛泽东问胶东地势，是早有派八路军支队去打游击的打算。许世友将军就是毛泽东派往胶东钻齿牙山建立了敌后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问臧云远在东京几年，臧说5年。接着臧云远报告了在东京留学生中革命文艺活动的情况。原左联同人，有的是从上海去的，有的是从北平去的，都想办个刊物，以后合起来办了个《杂文》。这个刊物是鲁迅起的名字，在东京印，运到上海发行、出了三期，给上海反动当局封掉了。《杂文》社同人，在东京“三间庄”商量再出刊物，当时郭沫若在坐，他说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大家都赞成，于是继续出《质文》。辽通过魏猛克联系，使鲁迅与郭沫若互相问候致意。鲁迅对郭沫若在东京千叶从事考古研究很赞赏，郭沫若看到鲁迅来信也很感动。我们在东京的文艺青年对两位“五四”文艺革命前辈的互相问候都感到很高兴。臧云远接着说，中国的李白和杜甫不是很要好吗？李是浪漫主义，杜是现实主义，李比壮大11岁。“五四”新文艺运动，鲁迅是现实主义，郭是浪漫主义，鲁迅比郭也大十多岁，他们也是应该很要好的。毛泽东笑了，说你们做得很对。
毛泽东一支支地吸着烟，慈祥和蔼而又严肃，他问起武汉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介绍情况后，毛泽东很高兴。臧去远又说，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毛泽东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的斗争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给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臧云远又向毛泽东报告：汉口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发起人中国民党一个象样的作家也拿不出来，派个把官出来，算是管事的，另有两个写文章的，可他们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文艺上他们是空架子。毛泽东说，他们有钱有势。你回去告诉文艺界，战争中是可以而且能够写出伟大作品来的。
臧云远问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何指示。在汉口讨论时，是主张解放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那就是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现在要完成。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接着毛泽东谈了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问题。他说：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有来得及有系统地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毛泽东还谈了有关文艺方计政策方面的问题，对启蒙运动赋予新的涵义，指明了文化艺术运动的方向。臧云远当时感到在汉口文化界座谈讨论时，辽只是几个条条，一些概念化的理解，经毛泽东一番指点，心明眼也亮了，看得远了。
谈话由文化问题又回到文艺问题上来。臧云远向毛泽东报告武汉抗敌诗歌的朗诵情况。在文艺界座谈中，提出通过朗诵诗的语言接近大众语，大众语也变成了诗的语言。如去年，飞机两字不能入诗，诗人叫飞机是铁鸟，飞机在生活中多起来，今年在诗歌中就叫飞机了。毛泽东笑了。他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烛已换过，夜也深了，臧云远想毛泽东该休息了。他站起来要告辞，毛泽东亲切他说再谈一会儿。臧云远坐下来，幼稚地问毛泽东，你看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当时臧云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脑子里还没有清楚的概念，他所指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反动派。毛泽东望着臧云远，停了一下，慈祥地对臧云远说，你指的是抗日战争吗？需要10年、8年，至于革命成功，也许20年30年，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赶不上了。中国黑暗势力，目前占百分之七十强，进步的力量占百分之二三十，两种力量对比，向着革命转化，前途是光明的，斗争还是很艰巨的呀。
接着，毛泽东又谈论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仿佛整个地球都在毛泽东手里转动。时间不早了，臧云远起身告辞。毛泽东与他握手告别。毛泽东站在窑前，伟大的身影对着满大的星斗，臧云远由一位同志伴着走出了院落，他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新的战斗在召唤。
在臧云远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通知，叫他第二天下要出去，有一位同志来接他。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人来了，把臧云远须到延河边上，一座礼堂的会客室。他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的部分领导同志，还有艾思奇、周扬等，显然他们是刚开过会，要在那里会餐。臧云远走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说：你瘦了。有人替他回答说：他病了一场，是伤寒。事情是这样的，日寇飞机轰炸延河时，臧云远跟着大家躲在城根下挖的防空洞里，接着就搬到了城东北山上的窑洞。住了几天发起高烧，人事不省了。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已经发烧昏迷7天7夜，得的是伤寒。臧云远在医院里养了3个多月，现学着走路什么的。这时，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你是留下，还是回去？”旁边人替他回答：“他回重庆去工作。”接着谈了几句别的，就有人张罗吃饭了。
大家围坐在两张方桌拼起来的长桌上，臧云远坐在艾思奇和周扬的中间，靠西边桌头上。菜是一式两份。毛泽东坐在当中，面向南，喝着酒。席间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生，有人问：主席，听说你在长征到甘肃路上，吃西瓜加辣子。毛泽东幽默地回答：嗯。吃西瓜加上自己爱吃的东西。说得大家都笑了。有人提起长征途中写的一些往事与文艺宣传材料，艾思奇说：“在我那里。”毛泽东说就放在你那里吧。饭后有人托臧云远弄一部《通鉴》和打听范文澜、齐燕铭等的消息。这以后臧云远都办到了。记得在坐的有的是从第三国际来的，有的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中华民族一代英杰，都聚集在毛泽东身边。这情景用任何辞句来描绘，都是逊色的，都叫臧云远幸运地遇上了。
离开延安的前夜，臧云远沿着延河散步，月光映在宝塔山上，臧云远深情地望着毛泽东居住的地方，隔着层层山坡，是一排排窑灯，一年前见毛泽东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彻夜办公。那时的抗大学员，现在多数已奔赴各个战场，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延安是革命的大摇篮，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