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1956至1957年春天被认为是闹风潮的“多事之秋”。其实，这近一年半时间揭开了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是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最民主、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局面，又与思想的大解放有密切关系。当时，我们国家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的历史大转变中。与此相适应，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这个思想解放的大潮，为我们党在那个时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一定的先导作雨。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重新研究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状况及其特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原则，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获得一定的历史启迪。
①此文原标题为《关于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而作》。
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与思想解放
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形成的原因是颇多的。这里不准备作全面分析。在诸多原因中，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能否说，这次思想解放大潮还是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滥觞，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我们党对苏共二十大的认识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56年春天直到匈牙利事件以前，我们党虽然不完全同意苏共二十大的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和平过渡等一些观点和做法，但对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献中，我们党不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及从中应当汲取的教训，而且对于苏共中央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勇敢决策表示了某种欢迎和支持。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是深远的。它的负面作用在后来中苏论战的许多文献中已经论及。其中某些分析看来不一定科学，那就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这里谈谈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面作用，这就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在一个重要方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继延安整风之后获得了又一次思想解放。40年代延安整风的主要锋芒，虽然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但是通过整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实际上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对苏联革命经验的迷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过，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50年代，我们党欢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当然，破除迷信不是要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只是要否定他的严重错误。在党的八大期间，党的领导人会见外国代表团时多次强调了批判个人崇拜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的同志时说：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团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
为什么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会形成思想解放的大潮呢？
就世界各国共产党而言，是因为：一方面，斯大林破神化为真理的化身，对他奉行“句句是真理”和“凡是”之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推行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政策，把兄弟党关系变成了父子党、猫鼠党关系，这对于维护尊严、渴望平等的党来说是很难容忍的。批判了个人崇拜，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呼吸到了自由、解放的新鲜空气。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还有更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民族的和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
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看，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他既出过一些好的主意，对中国革命有过积极影响，也进行过不正确的干预，发生过消极作用，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统治中国党达四年之久。第二次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执行斯大林的旨意，放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害怕中国内战引发世界大战，把中国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阻止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打仗。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还怀疑中国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怀疑毛泽东搞民族主义，是“半个铁托”、“准铁托”，直到抗美援朝中国出兵之后才摘了这个“帽子”。
从对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来看，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表现了严重的沙文主义。他最初不愿与毛泽东会谈，不愿意取消同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重新签订友好条约。后来虽然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但实际上仍把东北、新疆当做苏联的“两处势力范围”，坚持要在那里办“四个合营企业”。毛泽东对这次在莫斯科开始一段时间受到的冷遇很恼火。后来他说：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待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从对中国建设的援助方面看，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后派出大批专家、顾问帮助中国建设，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少数苏联专家、顾问以老大自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强制推行苏联经验，也对中国建设发生了不好影响。我国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由于缺乏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的唯苏联经验是从，唯苏联专家之命是听，机械地照搬照抄，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槁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对于斯大林的哲学理论，我们党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毛泽东多次指出：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或者说，大体上不懂辩证法。他虽然提倡辩证唯物主义，但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往往是历史唯心主义。他写的著作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只讲事物的联系，不讲是什么样的联系；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不讲对立面的转化，不承认任何对立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有些观点是针对着《矛盾论》的，苏联人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有的条目，如关于同一性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
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有很大意见。但是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批判以前，这些意见是无法提的。不仅如此，从大局出发还得维护斯大林的权威。这种抑郁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谈到自己矛盾的心情时说：我也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恐怕不仅毛泽东是这样，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有这种复杂的心理。
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使人们了解到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没有了“紧箍咒”，感受到了思想的巨大解放。
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新认识
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通过对斯大林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样几个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在理论上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没有把这些矛盾看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批评这种否认矛盾的观点时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指导，党中央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接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从而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着矛盾，这样的矛盾就会有不同的性质或类型。就国家政治生活而言，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不要加以区分呢？
斯大林在理论上否认矛盾，在实践中则混淆矛盾。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在30年代后半期对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加区别，把党内的、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鉴于斯大林的严重错误，鉴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现象，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56年春天开始就把自觉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加以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初步地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区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思想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根据长期的传统观念，不讲具体的历史条件，不作任何分析，资本主义的所有一切都被看成似乎是绝对的坏东西，是万恶渊薮，社会主义被看成天然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立即让资本主义“绝种”。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和管理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并非不能发挥作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党中央领导人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议论。
在党的八大以后，民建负责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工商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和上海搞地下工厂的情况。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发表讲话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认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多一些。1956年6月，他会见一个东欧国家的代表团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作比较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正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在毛泽东讲了前面提到的那一段话后，刘少奇还对毛泽东的思想作了发挥。他在同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57年3月，他在湖南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他，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议论，虽然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挥的。但是，他们所触及的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由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现象直到今天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他们的议论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在30多年前，他们能够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很大解放。
（三）关于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问题
前已指出，毛泽东对于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很不满意，苏共二十大后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1956年春天，他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多次指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作分析，要打破迷信。他说：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中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照搬苏联经验的盲目性和奴隶性。其一是说生物学家胡先啸不赞成李森科的主张，苏联一些同志要我们批评他，科学院刚刚把人组织起来要批评，李森科倒台了，其二是讲在1953年苏联有一本杂志说，吃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理由是蛋黄胆固醇高，还说喝了鸡汤会促成血管硬化，但后来又有杂志发表文章全翻了案。第三个例子讲，我们国家设文化部电影局，而苏联过去是电影部文化局，有人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了，才不吭声。毛泽东批评这种现象说：不管谁放的屁，也要分析一下是香是臭，决不能随风倒。随后，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所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毛泽东说，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批判地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人家的东西，有的能照办，有的不能照办，不要把人家错误的东西搬过来。在我们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遇事要有分析，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都经历了从照搬苏联经验到独立思考、探索自己道路的过程。革命时期，这个觉悟过程花的时间较长。建设时期，虽然觉悟得较早，但是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花的时间也不算短。1956年破除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仅仅是探索自己道路的开始。
三、1956年至1957年春天思想解放的历史启示
上述思想的“解放”，归纳起来，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这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后，列宁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领导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并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再认识。1956年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在这次再认识中，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56年的思想解放大潮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许多变化，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随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但是，这次思想解放却给我们以重要的历史启示。
第一，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不可分离的，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思想解放。
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对立的，要解放思想就做不到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这种成见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我们所讲的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从认识论上说，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思想解放无非强调要从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为了实现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思想解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即是说，思想解放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路线不可分割的整体，愈是思想解放，愈能实事求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如此。在党的发展史上，几次确立、端正或完善思想路线，都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延安整风破除对教条主义的迷信，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1956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是如此。如上所述，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获得那些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比较过去的认识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党是在破除了对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才独立思考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的。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来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但是1956年的许多认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然，在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分离的时候，例如1958年鼓吹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说明，一方面实事求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另方面思想解放也要受实事求是的制约。否则，像1958年那样的所谓“思想解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所要求的思想解放，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是胡乱思想。它只能糟踏思想解放的名声。因此，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不可分离性是双向的，在当前，我们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为了要进一步地实事求是。
第二，思想解放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不坚持解放思想，就不能很好地建设民主政治。
我国是一个民主意识十分薄弱的国家。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既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也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是追求民主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民主权利又不能不受到客观环境和革命需要的限制。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相对于旧社会来说，显示了人民群众享受民主的巨大优越性，尽管政治民主体制还很不完善。这正是在1956年能够形成思想解放大潮的历史环境。没有民主政治的土壤，是不可能有思想解放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思想解放反过来又能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例如，在1956年，我们党的领导人思想比较解放，对于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思想。当时周恩来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
①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考虑了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当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
②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毛泽东在1957年4月30日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时也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他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后来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这些思想大都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它正说明了民主政治与思想解放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的。回顾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