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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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在当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备忘录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惊雷,响彻祖国辽阔大地,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新的生命力量,为中华民族奋斗不已的振兴富强事业带来了巨大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由衷而热烈地拥护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它正在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雄姿英发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一个时期,对个别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或疑虑,可以而且应当允许。这也给我们宣传理论战线提出一个重要任务,即:要对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科学地加以阐释,大力开展宣传。这种阐释和宣传应当是广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在笔者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广为宣传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路线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最新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一、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译东思想是邓小平同志矢志不移的毕生事业

  小平同志比毛泽东同志小11岁,但他们却几乎是在同时代开始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的。不同的经历,使两人在本世纪20年代时天各一方。从30年代初起,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书本子主义、教条主义的共识,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卓越代表,小平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当时党内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领导者的打击。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谈及此事时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占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小平同志没有参加当时中央的会议,但是他与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通过整风运动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批判,小平同志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1943年11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说:我党自从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一直胜利地发展着,这使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些年是很幸福的。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

  ①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同年底,他在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第一军区反省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1945年3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前夕,他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

  小平同志不仅竭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领一二九师将士英勇抗日,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工作成绩卓著。他有一句名言:“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同志十分欣赏这句话,在延安作报告时号召广大干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的“按照辩证法办事”。1944年7月底,毛泽东同志指示各根据地首长汇报、回答关于执行三三制、减租、大生产、拥政爱民、拥军优抚、军队建设、民兵、民众团体、城市工作、沦陷区工作等项情况及问题。对小平同志报告的本地区工作情况,毛主席甚为满意。1944年12月25日,毛主席电复小平同志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问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吃得透、用得活、把握得准。在指挥作战上,他与刘帅一起领导刘邓大军建立了赫赫功勋,先是

  ①《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89页。

  实现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从内线打到外线,由防御转为进攻的战略转变,后是在战略决战阶段取得了领导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伟大胜利。有的军事家评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小诸葛”。在领导新区土改时,他善于调查研究、明确政策界限。毛泽东同志赞扬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①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建国之后,小平同志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和总书记。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卓越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阐述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的重要文献。60年代初期,他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总结了我们党领导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的初步经验,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大胆尝试,对当时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条例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最喜欢邓小平的报告。简单明了,解决问题。他在小范围还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我是主席,为统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60年代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

  ――“文比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生逆转,先是同意打倒小平同志,后来经过长时期思忖,还是认为他政治思想强,过去解放了半个中国,能贯彻自己的路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让他复出.接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小平同志在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虽然触怒了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晚年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已背离了自己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但却是真正地坚持和巧妙地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领导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竭力挽回和缩小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使长期陷于动乱和瘫痪的国家出现了新生的转机。后来,小平同志尽管再次被打倒,却对维系民心和党心发挥了重大影响,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进程起了特殊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新时期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自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

  ①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小平同志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我们说,小平同志矢志不移地坚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体现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而且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10多年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准确地说,这10多年,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放射出了异常耀眼的光彩。

  ①毛泽东1948年2月17日批转邓小平《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的按语。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毛泽东同志生前就有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强烈愿望。他在60年代初多次说过:现在学的《毛选》都是以前的古董。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是不行的。还说,我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并在1956年前后形成了不少队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的思路和思想(这些好的思路和思想成为新时期小平同志进行探索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在晚年,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尽管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就其主观愿望来说,不能不承认,他还是在努力开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如何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还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自以为他的许多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背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同志生前没能完成的夙愿,小平同志接过来努力实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3年间,小平同志实现了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历史的“自我”。小平同志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做什么“秘密报告”,而是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低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告诫全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党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建国以后他犯的错误不能完全算到他一个人的头上,我在中央工作也有一份责任。这种从大处着眼、光明磊落的态度,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怀。具有特殊经历的小平同志表现出来的这样明确坚定的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国家这些年政治稳定,没有发生像一些国家那样的制度剧变,除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小平同志超越“自我”,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系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坚持不坐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率先传、帮、带。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他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份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他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部表现了小平同志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对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在此前提下,无可否认,毛泽东同志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起,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应当总结的深刻教训。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总结,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克服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造成的影响。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超越。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以后,也己进入高龄状态的小平同志,还如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理论,其中“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①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更是一种超越。这样的超越,在马克思主义100多年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第三,超越了某些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是科学的,不在于它确定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应当是“万古不变”的,恰恰在于这些原理、原则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由实践者不断加以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小平同志的超越在于,他不囿于社会主义的固定观念,通过总结70多年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近4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论、社会主义一国两制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论等等。这些思想理论发展或改变了几十年被公认的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它们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巨大飞跃。特别是正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许多国家纷纷“改换门庭”,社会主义运动似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呈现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景象。这个超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①《十三大以来》中册第628页。

  二、南方谈话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与毛泽东探索育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大思路完全一致

  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既反映了小平同志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思想,同时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又具有异常突出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标志着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这些新观点的新高度,使一些同志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并对南方谈话的性质发生怀疑,对加快改革开放的政策忧心忡忡。不同的议论不少,归根结底是,如同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姓“社”姓“资”一样,也怀疑南方谈话本身有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指出这一点,似有言辞过重之嫌,实际上不过是将一个时期潜行着的思潮显现出来罢了。

  对南方谈话的疑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这个谈话的误解,甚至曲解。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平同志,几十年如一日都在追求、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如他自己所说:四个坚持,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两个容易发生有的倾向的重要历史关节。一是在70年代末。当时,离粉碎“四人帮”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扭曲,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着“三信”(信仰、信念、信心)危机,思想极度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二是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前后。在这场政治风波前,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异常活跃,制造各种舆论,妄图将改革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在政治风波以后发生了一些国家的剧变,国际上密布着反社会主义的乌云,我们国家承受着所谓“经济制裁”的巨大压力,如果中国步一些国家后尘,就可能发生走向资本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正是在这两个重大历史关头,小平同志作为“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勇敢地捍卫了社会主义事业。在这10多年间,小平同志在主要批判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和批判。实际上,他对这个问题既讲得最早,也讲得最多,而且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

  就南方谈话本身而言,虽然重点是放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提高效益,要求更加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上,但是丝毫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意思。如果说南方谈话的前半部分是在论述党的基本路线所包含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点,那么后半部分则是侧重阐释基本路线所包含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点。南方谈话讲后者的重要性的份量和力度丝毫不亚于前者。小平同志不断强调:“要坚持两手抓”,抓两个文明建设的“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对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关键是把共产党内部搞好,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他特别指出:垮起来容易建设难,花了几十年时间的建设,要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还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这也说明一个为社会主义奋斗了一辈子的年近九旬的老翁,信仰仍然异常坚定,非但没有忽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而且还在为此弹精竭虑,真可谓鞠躬尽瘁!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南方谈话的主观意愿是好的,但其后果难以预料,如同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难以收拾一样。其实,这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毛主席发动“文革”有多少人赞成?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是少数人拥护,多数人反对。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多数人拥护,极少数人不赞成。它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南方谈话更是使大多数人欢欣鼓舞。所谓“后果难以收拾”,这是一种主观假定。坚持改革开放,是不是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样可怕,难道还不清楚?尽管以发展的眼光,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我们国家一些方面的情况还很不尽如人意,还有许多消极、腐败、丑恶的现象需要根除,但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世界瞩目”,这是主要方面。南方谈话的精神是推动这个主潮流向前发展。在工作中一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乱子”,但有了10多年的经验教训,只要不断地健全制度、完善政策,坚持兴利除弊、扶正法邪、扬善惩恶,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对南方谈话的疑虑,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改革开放政策不断产生的疑虑的继续。新的疑虑,固然与一个时期某些舆论的“误导”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左”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这种“左”的思维定势,如江泽民同志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说:还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一种看法,是往往把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观点对立起来,“以毛非邓”。这是一个时期的一种隐形现象。就毛泽东同志晚年而言,如前所述,他的许多重要观点是错误的。邓小平同志将其纠正是一大功德。如果还固守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非难小平同志的正确观点,这是违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的,也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就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观点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并且,也如前述,小平同志是竭力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求把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就是致力于此。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思路,与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在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单从马列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40年代曾经说,他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多,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在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①这里虽然讲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这四个字,诚然不很准确),但是毛泽东同志通过对这四个字的深悟,却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就是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到了延安时期,他便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把实事求是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小平同志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真传。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于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还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同毛泽东同志的思路是一脉相承啊!

  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这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奉行书本子主义,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就是惨重的教训。在马列的本本上,既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也没有说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共产党仍然可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既没有将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也没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曾经被怀疑为“山大王”、“民族主义领袖”。历史证明这些怀疑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理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这些创造不是背离了马列主义,而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同样,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好的思想和思路,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曾经也被怀疑为“自由化”的理论。而历史证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破除了对苏联的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理论。

  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是破除了本本主义,既从中国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也参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建设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结果。南方谈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新观念、新思想,更是破除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过去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摒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摒弃了过去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不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而实现的认识的飞跃。尽管这些新认识遭到一些怀疑,但历史将证明这些新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它将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继80年代中期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初级阶段”理论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4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这里的多当然是打引号的,不是说对真理的认识多了,而是指会背诵的教条多了――引者注)。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精

  ①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大多的亏。

  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194页。①见毛泽东1941年秋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稿。

  在50年代,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并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要教育干部从实际出发多想问题,不要

  ②死啃经典著作,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南方谈话提出的新观念,反对各种形式的本本主义,从实际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不是没有裨益的。

  南方谈话强调“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这虽然是讲的领导方法,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体现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实践论。这与毛泽东同志倡导“一切经过试验”,边干边学的思想和“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思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深圳的主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准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重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对于1958年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从认识论上讲,在于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单凭热情蛮干。这是永远应当引为教训的。但是在1958年初,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和发挥的创造精神还是不应当抹煞的。小平同志强调敢冒风险、总结经验、坚持正确、改正错误的思想,正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大跃进”的教训的。

  去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尽管一部分人的主观愿望是想维护社会主义,担心改革开放偏离了正确方向,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就其认识观的方法论而言是不可取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问姓“社”姓“资”,而在于怎么问法,允不允许试验?有的同志将这场争论比喻为是先起名字后生孩还是先生孩子后起名,近乎嘲讽。但这场争论的实质确实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唯心主义先验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对立。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曾经被判定为姓“资”的事物,其实姓“社”。这10多年来已在不断地“脱帽加冕”、平反改正。难道还要继续造成这样的“冤、假、错”案吗?南方谈话虽然对这段“资”、“社”争论的“公案”做了结论,但是要克服先验论的影响却不是简单的。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说,在全党开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仍是一项重要任务。当然,这个教育应当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来进行,而不应当搞学院式的本本主义。

  有一种议论认为:“南方谈话还是‘猫论’那一套”。真令人不敢置信,“文化大革命”结束16年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仍犹在!所谓“猫论”,理论界对它有不同的界说。或褒或贬,毁誉参半。贬者认为,“猫论”即“实用主义”论。这种观点的最早发明权属“四人帮”。在1975年“批邓”时,“四人帮”为攻击小平同志,把他在1962年困难时期就恢复农村生产问题讲的一段话污称为“实用主义”。对南方谈话的这种议论,也是持贬的口吻,旨在说明它的“实用主义”性。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不妨将小平同志当年的那段原话摘引如下: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②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

  ①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任何人只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段话,就不难看出,它与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前些年,薄一波同志曾经间过小平同志,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小平同志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这说明小平同志当年关于“黄猫黑猫”的一段话体现的是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方针、政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南方谈话关于判断改革试验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1962年这段讲话的思路的继续和有关思想的发展,当然也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发展。

  南方谈话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解放思想,贯穿了解放思想的精神。这是南方谈话充满生气、催人奋进之所在。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似乎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对立的。这种成见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从认识论上说,人们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所实现的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解放思想无非是强调要从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时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解放思想既不是与实事求是对立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外加成分。两者都是为了实现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也是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队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即是说,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实事求是。反之亦然。

  理论的分析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的认识思路与小平同志的认识思路都是这样。曾记否,在党的发展史上,每次确立、端正或完善党的思想路线,都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延安整风破除对教条主义的迷信,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那时在理论上既是思想最解放的时候,也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情况也是如此。1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讲实事求是不能与讲解放思想相割裂,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6月9日在中央党校说得好:“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思想不解放,脑筋不换,一切工作都很难推动。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

  ①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正是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

  ①《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①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见6月15日《人民日报》。

  三、党的基本路线一西年不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如果从思想路线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那么从政治路线上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是一个法宝。当年在《论十大关系》被广泛传达之后,毛泽东同志曾说,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对于5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评价不算过份。当然,那条路线还是初步的,后来既没能坚持,又步入了误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被视为新时期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奏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那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基本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当代中国情况的路线。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南方谈话的基本指导思想。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此热烈拥护南方谈话,最根本的,就是它明确指出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下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话反映了人民的心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要动摇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不答应,已把他们唾弃。“左”的观点,要改变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也不放心啊!一个时期,人民忧虑,就是忧虑这条基本路线能否长期坚持。南方谈话后,党中央重申坚持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人民吃了定心丸。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13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唯一正确路线。人民希望它长期不变,小平同志也多次说过长期不变。就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非常时期,他仍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这些话稳住了国家的形象,给人民以鼓舞。但是,这个“几十年”究竟有多长?过去讲过七十年。这次南方谈话是讲一百年。为什么要一百年不变?显然,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大约历时上百年的历史阶段。到了那时,即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显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才基本解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使我们国家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下变,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何认识,在小部分人中间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南方谈话这样强调基本路线,更不会不引起异议。这里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与政治态度有关系,有的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从党员个人言,应当“允许看”。从全党来说,总的认识都要统一到南方谈话和党中央有关决议、精神上来,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是不同意党的基本路线的一种观点。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根源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分析,必然影响对基本路线的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正是基于《历史决议》对上述矛盾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确认。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是主要矛盾的论据之一是:每个社会都存在这个矛盾,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论据之二是:现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新的资产阶级正在或已经形成。

  诚然,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的共同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可视为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态。但是,并不是在每个社会形态里都把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自觉地加以解决。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有条件并且能够自觉地把它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解决。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存在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但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把这个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自觉地加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私有化,剥削比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个矛盾具有更为突出的紧迫性和尖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

  ①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80年代中期以后,小平同志又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

  ②但事实上不够格”。我们长时期听惯了“社会主义好”,对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现状不甚了了。猛一听小平同志的这些尖锐批评,曾感到刺耳。但仔细一想,又都是大实话。小平同志讲这些尖锐的话,就是因为上述主要矛盾过去没有解决好。也如小平同志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

  ①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承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发展经济为根本中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任务。

  至于对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估量,《历史决议》已经作过明确的论断,即“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年的历史发展,包括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没能推翻这个结论。新的资产阶级是否正在形成,还是已经形成?这既关系到对国情的科学分析,也关系到对政治形势的正确估量,没有处于统览全局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应当妄论,更不应当轻率地宣传(在一定范围内研究是可以的)。退一步说,即使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是否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上升为主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第21页、23页。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3页。

  要矛盾呢?一个阶级从形成到它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既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也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今天形成,没有其发展的相应条件,明天就是主要矛盾。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可以属于“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正确地运用政策来调节,也还可以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不是不能做到的。当然,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有一个政权得失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各级政权不是被私营资产者所控制,而是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私营资产者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但在现阶段只是个别现象,不应当夸大为普遍性问题。如果对这个形势不作正确的评估,片面夸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性,那未岂不又要陷入阶级斗争的重点在党内→党内已形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怪圈”吗?这是这条思路的理论逻辑。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必然会得出“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结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正在于此。《历史决议》以来党的历次重要文件对现阶段上述主要矛盾的确认,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纠正。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太惨重了,中华民族绝不能再重蹈覆辙。坚持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不动摇,是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的理论擎柱。

  “经济建设是基础,不是中心。”这是不同意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又一种说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建设是基础,无可否认。但是这种说法认为:是基础的下一定是中心,作为中心的还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无可非议。我们承认,政治是中心,但不同时期的政治内容是不同的。在革命时期,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就是政治,它不仅是基础,而且是中心。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搞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中心任务。小平同志讲:“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

  ①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于秋大业”。又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育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②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小平同志把“基础”与“中心”的关系已经说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曾经大量论述过的思想,不仅在建国后为厂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强调过,就是在战争年代,包括抗战时期对日作战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比较紧张的岁月里,他也反复指出过。1941年8月,他致信主管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谢觉哉同志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好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

  ①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有许多的部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32年)第180―181页。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3页、214页。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队、机关、学校的首长不大管经济工作,“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

  ②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下会被你伤着的。”在战争年代有时有的地方况且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和平时期反而下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说不通的。毛泽东同志对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直到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

  “两个基本点不能井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改革开放必须从属于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对基本路线的又一种诘难。如何说清楚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不应当回避的问题。从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形成来说,四项基本原则在先,改革开放政策在后。小平同志说过: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

  ①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两个基本点思想提出有先后,并不意味着先提出的重要,后提出的次要。一方面,小平同志固然说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

  ②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另方面,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

  ③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四项基本原则能坚持得住吗?结果也“将成为空话”。“四人帮”的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发昏的胡话,不仅严重扭曲和糟蹋了社会主义,而且实际上与800年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没有两样,或者说是程朱理学的逻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人不需要这种“社会主义新理学”,它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科学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就其重要性而言,丝毫不亚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存在从属关系。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那末坚持改革开放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并且是在新的历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5―566页。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1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5页。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什会主义》(增订本)第126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0页。③《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0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16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补会主义》(增订本)第16页。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使四项基本原则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两个基本点也不存在哪个第一、哪个第二的关系。就序位排号来说,无疑有第一、第二之分,但这不是等次的第一、第二。若就小平同志对基本路线最早的表述而言,实际上是先讲改革开放的。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

  ①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次序的先后与地位的轻重是两个问题。

  两个基本点不仅有外在的“互相依存”关系,还有内在的“互相贯通”关系。就四项基本原则说,它既制约了四个现代化的性质,也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否认,“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

  ②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提出“两种改革观”是这条思路的发展,对于坚持改革开政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对于“两种改革观”如何作出实际的界定。哪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哪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与改革开放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认识联在一起了。对改革开放中的姓“资”姓“社”的判断错了,对“两种改革观”的联系实际的分析很难不发生偏差。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要持严肃慎重态度,既不能否定这个理论认识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忽视把社会主义改革观当作资本主义改革观加以批判引起的不良影响。就改革开放政策言,如十三大指出的(小平同志说过,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动),“它

  ①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既使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新的理解,也使四项基本原则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新的发展,从而使四项基乍原则具有的巨大的潜在的优越性在实践中能够被充分地发挥出来,四项基本原则对人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会随着改革开放精神的贯通而不断增强。

  两个基本点的这种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关系,说明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歪置起来。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或由于形势的影响,或由于贯彻执行中出现偏差,比如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这不是两个基本点本身的问题),可能在一个时期要侧重强调某一个基本点,过一个时期又可能偏重宣传另一个基本点,以纠正某种缺点,克服某种失误(但亦不能搞片面性,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宣传重点和日常工作重点的变化问题,不影响两个基本点固有的同等地位。所谓两个基本点的“重点论”,仅是就此种情况而言的。这里的“重点”是能互相转化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把两个基本点中的某一点长期固为重点,那就不是辩证法。

  “经济建设是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是中心”。这是近两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乍听起来,”两个中心论”似乎是使党的基本路线更加完善。实则不然。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要不要抵御和反对?要!强调反和平演

  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37年2月―7月)第40页。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99页、117页。①《十三大以来》(上)第15页。

  变的重要性,不放松警惕,也没错。但是要把它提高到”中心”的位置就不对了。正如对阶阶斗争的认识一样,它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因此要重视,但是不能搞“阶级斗争为纲”。“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实际上没有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反和平演变中心论”是两条不同的思路,不可能并列共存。提出“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只能削弱、损害甚至否定“经济建设中心论”。

  前两年,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思想谈论较多,其中不乏正确阐释的论著。但个少宣传有一定片面性。我们知道,在50年代中期,杜勒斯作为西方帝闰主义的总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后,毛泽东同志迅速作出反应,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视角来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并为之制定对策,是很有远见的,不愧为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家、思想家。对这一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淡忘了,是一个教训。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论也不是没有局限和缺陷的。第一,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毛泽东同志把庐山会议上的不同意见看作是“帝修反大合唱”在党内的反映。随后他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不能说与庐山会议这一特定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以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又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了,直至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体系的一项内容,第二,毛泽东同志把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途径,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能在防反和平演变方面取得有效的成果(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来解决),而且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反和平演变”论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几年来,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包括这次南方谈话在内,都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论述。现在我们党进行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它作为“中心”来对待;二不再搞群众性的宣传运动,而是分内外、有层次地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地进行。这都吸收了过去的教训,是个很大的进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通过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和反对不了和平演变;重新闭关锁国,停止改革开放也不行。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至少一百年下动摇,这才是真正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正确的路线。

  这样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论,是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呢?不是的。无论肯定与否定,都有具体的内涵。说毛泽东同志有深邃的战略眼光,这个肯定是具体的。比如,鉴于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以后几代身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这既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积极的思想,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这段话太重要了,是小平同志反和平演变思想的集中体现。说他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小平同志也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的。这与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思路。并且,小平同志讲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连语言都像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经验证明,再好的政治路线都要靠干部去落实,没有贯彻执行这条路线的忠诚、能干的干部,一切都将落空。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无论从长治久安来说,还是从落实南方讲话而言,这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说南方谈话在这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小平同志提出的培养接班人的上述“四化”标准优于毛泽东同志选拔干部的思路,更为开阔、全面,有利于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当然,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几十年来,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和考察制度,没有摸索出有利于“四个化”人才涌现的竞争机制。小平同志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高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科举制维持了封建社会上千年,政务官、公务员制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上百年,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就找不到一个好的人才制度、干部制度,使之长治久安?在这方面,也应当像小平同志说的,要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前已指出,南方谈话的大思路渊源于毛泽东同志。其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变这种表述方式也是源于毛泽东同志的。在60年代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经过广泛调查研究之后,毛主席决定坚持纠正一些“左”的农村政策,如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允许种自留地等30年不变。后来“左”的思想重新发展,这些政策没能完全坚持。但是,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好的。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同志对一个方面具体政策的长期不变的思想,扩大和上升到了对总政策和基本路线的长期不变。这不能不说是既有继承又有创造。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应当是“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是,又如小平同志强调的:“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四、南方谈话中的社会主义新观念,是对毛译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认识的新发展

  前已指出,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成果。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新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毛泽东同志没说过,甚或是与之对立的。其实,它们也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的思路和思想的发展。

  (一)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的深刻概括。这既是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阐述过的思想,也是毛泽东同志相关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

  ①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状态的经典表述。小平同志所讲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矛盾。既然如此,那么怎样界定改革的性质呢?从总体上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为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要解决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使实践中还很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完善起来。但是,从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看,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不是只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而是具有严重的影响。这种具体制度中的弊端使生产力的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是愈来愈赶上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与它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到了如果再不实行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因此,小平同志讲的改革就不只是一般细微的、枝节的属于量的变化性质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经济政治体制,建立起体现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政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而也是一场革命。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改

  ①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不会发生革命?这是在“文革”中被搅乱了的一个问题。《历史决议》对此已作了澄清。所谓“改革也是革命”,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只是一场内乱),而是指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解放意义的革命性变革。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中期谈过不少。1956年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的意思:现在我们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过一个时期,这二者之间也还是相适应的。但是过了二百年或者若干年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总有一天会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尽管与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不是一类),也需要采取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社会会有许多阶段,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①1985年3月21日、28日新华社讯。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性质的矛盾,会有对抗性的矛盾,会有多次革命。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也讲过类似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说法虽属即兴发挥,有些观点和提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是他的这个思路是开放性的,能给我们以启迪。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革命的观点,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路是吻合的。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这是凡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三步曲”式的发展。第一步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由不承认到承认。这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同志讲话后解决的。第二步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反对到赞同。这是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才统一认识的。第三步,就是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讳莫如深到认同宣传。这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才真正实现的理论上的突破。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同志的看法一直是明确的。早在1979年11月,他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同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专利。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即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①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到1990年底又说: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在这里,小平同志是把“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这两个术语通用的,事实上也是同一个意思。本来,其他领导同志讲话对此也没有严格区别,时讲“市场经济”,时讲“市场调节”。但自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后,“市场经济’,就成了贬意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说法一律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调节”是允许的,“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也许因为汉语言文字的组合特别丰富,两者硬是被分割开了。“市场调节”可以姓“社”,“市场经济”只准姓“资”。这次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才使“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得到了解放,也算平了反,正了名,不再专姓“资”了。毛主席过去常说,我们有的同志神经非常脆弱,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同志无疑没有讲过市场经济问题,但他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讲商品生产姓“资”姓“社”的一番话,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很有帮助,这里不妨重温一下。是年11月6日,他说: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要提倡每一个公社(公社这种组织虽已不复存在,但不影响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引者注)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忌讳它干什么呢?它现在有作用嘛。11月10日,他又说: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

  ①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幅总编吉布尼的谈话。

  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下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毛泽东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伯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下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为什么怕,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在这个讲话中,他多次强调,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批评一些干部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遇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很可惜,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思路没能坚持。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他不断强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之类加以限制。这就走向了错误方面。当然,就是在毛泽东有这个好思路时,他也没有想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的思想还是在计划经济的天地里翱翔。这也是他不可能超越的历史局限。

  在我国,对商品生产(包括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似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概念的内涵究竟有多少区别?真的属于三个层次?对此,经济学家们可以去写专论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三个概念的思路是相通的。我们只要将上述讲“商品生产”之处改为“市场经济”,毛泽东同志讲的思想不就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讲的意思吗?两人的思想和思路是多么相似啊!当然,理论认识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概念置换。它主要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时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50年代未对商品生产的认识到90年代初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尽管两者思路相通,但却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认识的飞跃,理论的发展,同我们走过的实践道路一样,也是非常艰辛的。

  毛泽东同志也谈到过计划问题。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这是对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计划”状况的深刻反思。如果说“大跃进”运动严重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属于特殊状况,那末,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计划不完全合乎规律”的情况则带有一般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既然存在“自发性和自流性”,目前在我们国家,这种“自发性和自流性”比50年代不知突出多少倍,因此,更不应当迷信“计划”。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否定苏联教科书上讲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证”的论述,但是他不把计划看得那么神圣,则是明显的。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沿着毛泽东同志的以上正确思路走下来,小平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

  ①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又是共产党人,又是长期实践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居然“没有完全搞清楚”,初听起来难以理解。实则确系如此。君不见,我们的一些教科书,一些大块文章,条分缕析他讲社会主义,往往离开了其真谛而不自觉。在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前,有多少人讲过这样的内容?在小平同志讲“贫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以前,有多少人讲过这样的意思?这不是对某一部分人的批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深思这个问题。我们愧对老祖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徒子徒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完全念到“真经”啊!

  那么,应当怎样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呢?1986年9月,小平同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说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

  ②裕。”关于发展生产,小平同志讲的很多。他多次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

  ①特点。”关于共同富裕,小平同志也多次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

  ②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也是强调了这两点。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的概括,也不是不可以加上其他一些内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现阶段来说,由于前述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异常尖锐性,这样的概括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这里没有谈“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了,也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实际上,有些原则已经包括在其中,如没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就不可能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做概括的优越性在于:它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奋斗目标,讲得不玄奥、不空泛,朴实易懂,对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其他一些原则,有的事实上已包括在小平同志的概括中,有的则是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而必须坚持的条件和手段,并不是目标本身。一个时期的某些宣传误导就在于,没有突出主要矛盾,过于强调一些手段和条件,而忽略了目标本身(对国家而言)。这就不能不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

  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概括,是否“离经叛道”了呢?没有。这里仅举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5页、52页。②1986年9月14日新华社讯。①《建设有中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木)第104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第21页。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9页、99页。两例。一是列宁1918年5月在苏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①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二是斯大林1935年11月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说:“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②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曲折正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没能实现上述要求。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实际上是对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的理论抽象,以期切实汲取几十年的宝贵经验和沉重教训。

  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不难了。这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如打仗一样,“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一面,即存在“同一性”。长时期内我们讲“斗争性”较多,讲“同一性”较少,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宜简单化。就思想方法言,确实有好些人不理解“同一性”,包括斯大林在内。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月批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时说:“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①

  这种提法是根本错误的。”人们对这段话比较熟悉,在理论上似不存在异议。但是若联系实际工作来看,对这段话就不一定都完全理解了。如果把这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改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一些同志的思路不正是像毛主席所批评的吗?当然,“同一性”的内涵是很丰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也有许多复杂因素。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列宁讲得较早且较多的一个思想。)小平同志这段话的哲学根据不就是承认“同一性”吗?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活的运用。当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看法,从哲学上说,除了有承认“斗争性”的问题外,还存在一个承认“同一性”的问题。

  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从哲学上说是承认“同一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除了“吸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5―376页。①《毛译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

  收和借鉴”这一层关系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层关系。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既讲过前一层关系,也讲过后一层关系,并且一度从政治上还讲得较为开放。例如前几年披露过多次的,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志约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座谈时曾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有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夫妻店。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国家投资有困难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谈到“社会需要”,还有其他条件,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见,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同一性”是一种特殊的同一性。

  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同志讲得更多。他在1956年6月会见一个东欧国家代表团时曾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作过比较。他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正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在毛主席讲了前面那段话后,少奇同志还对主席的思想作了发挥。他在同年12月底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57年3月,他在湖南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我是社会主义,都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他,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在30多年前讲的这些话,直到今天听起来还是那样新鲜,好像是针对当前的情况讲的。小平同志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少奇同志曾经提出过而没有付诸实行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在50年代,社会主义刚刚建立时,不害怕资本主义;到了现在,社会主义发展了,似乎反而“害怕”起资本主义来了。这个历史现象值得研究。当然,改革开放以后,些腐朽的东西滋生了,出现了一些“乱”,有的社会风气不好,各种犯罪活动在增加,甚至过去绝迹的一些丑恶的东西又死灰复燃,因此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确实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

  ①除他们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这就是首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同时发挥我们的政治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9页。优势,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廉政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方位建设,坚持不懈地狠狠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始终两手抓,两手硬,这样就能逐渐地使社会风气得到好转,遏制住腐朽、丑恶现象的滋蔓。小平同志说:“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在发展经济、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只要我们头脑清醒”,牢牢地掌握政权,对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还要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可以采取包括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在内的比较灵活的政策,但这并不是提倡“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要自觉遵守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和纪律。我们追求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步骤分先富后富,而不可能是同步),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共产党人应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这样宽广而崇高的情怀,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路线正确,政策对头,长期坚持下去,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在下世纪中叶我们国家就一定能够赶上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经过若干年,中华民族就一定能脐身于世界最先进的民族之林。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在上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方面的一些重要观念和重大政策上,也体现在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上。诸如“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文章、讲话“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等等。无不酷似毛泽东。如果说在南方谈话前对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脉络关系,在有些同志看来还不是很清晰,那末南方谈话后,这种“一脉相通”的关系就再明显不过了。只要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将不难发现,说南方谈话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就不仅仅是历史的逻辑,而且也是理论的逻辑了。当然,南方谈话中发展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简单的量的延伸式发展,而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这就是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这个大思路之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同时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有如前述的毛泽东等同志的若干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正确但没有展开的思想和思绪,提到了一个较为完整、更为宏观、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阶段,再加上添进了不少毛泽东同志过去没有的、只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能提出的思想观点,建构成为有着内在逻辑发展的崭新的理论系统。这样的发展在思想史上属于质的飞跃。割断历史,认为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继承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样,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毛泽东等同志那里早已有之,否认其巨大的创造性发展,也是错误的。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要反对这两种倾向。

  从个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角度看,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座丰富的精神宝库。尽管有一部分不好的库藏(如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前有某些“左”的成份,这以后开始向“左”的系统发展,“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形成为“左”的理论体系),但主体部分是好的。如果说林彪、“四人帮”就理论认识言是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左”,并将其推向了极端(姑且不论他们怀有的险恶政治野心),那末小平同志则是向前推进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多次讲过:说中国不能出马克思,我不相信。你们中间就有百来个将来的马克思。他对中央党校的学员讲: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建国以后,他在50年代也讲过:学习马克思,要超过马克思。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根据这个思路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同志应当感到欣慰,小平同志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为中国共产党争了气,笔者也多次宣传过,学习毛泽东,是为了超越毛泽东。通过南方谈话,不难看出,小平同志为我门树立了光辉榜样。可以毫不夸张他讲,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代表作首推《新民主主义论》,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著作,将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颗璀璨明珠,无论就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言,南方谈话都可以说是当今的《新民主主义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沿着南方谈话和党中央有关决议、决定指引的方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写于1992年7月l日党的生日前后,同年10月做了少量文字改动,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3期,曾获《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杂志社颁发的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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