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认清什么是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既不同欧美，也不同苏联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这一命题，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
一从“一五”计划到十大关系
早在1945 年4 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设计新中国发展的美好蓝图时，就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任务。他强调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胜利，毛泽东在集中主要力量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社会改革的同时，根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重点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大力改造旧工业，一方面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挤出巨额资金，进行新的工业建设。从1950 年到1952年，国家用于工业建设上的投资达26.98 亿元，新建企业3，300 多个。阜新
⑥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5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80 页。侮州露天煤矿、阜新发电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国棉一厂、鞍山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等一批规模庞大、设备先进的大中型企业在中国大地兴起，这对于恢复国民经济，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顺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旧中国的工业非常落后，这些企业的兴起并没有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仍然是一个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这样，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的艰巨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
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问题，1956 年刘少奇曾作过一些设想。他认为，如果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了保证，在经济恢复以后，我们要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以主要力量去发展重工业。他说：“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①
但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形势的要求和苏联当年的建设工业化的经验，毛泽东制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工业化道路。
1953 年9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 次会议上，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他说：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1954 年6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 次会议上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还形象地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米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怎么能使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着重阐述了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它强调，只有建设好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宣传提纲总结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 年到100 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 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现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根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②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国际形势要求我们更多地注意我国的国防建设。而国防工业又需要重工业的基础。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确立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是合理的，正确的。为全党所接受。周恩来在1953 年9 月8 日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汇报会上说：“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根据这一方针，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先后派了周恩来、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 页。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 册，第207 页。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到苏联考察学习，征求苏联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斯大林对我们的计划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五年计划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应该降到15％。他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他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1953 年4 月米高扬为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对我国的“一五”计划的意见，他们认为，（一）从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计划基础是工业化，首先是建设重工业；（二）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以14―15％为宜。但从政治上、舆论上和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三）要培养自己的专家；（四）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如此等等。这些意见，显然是苏联经验的总结，但也基本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个意见，“一五”计划展开了以“156 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 个，实际施工的达921 个，内有苏联援建的156 项，实际施工的150 项，东欧6 国援建的68 项。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50 个，中部地区32 个，44 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35 个，其中21 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这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旧中国不多的工业设施，70％左右集中在沿海一带，这是半殖民地经济所决定的，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广大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因此，毛泽东在工业布局上，是颇费苦心的。着重考虑了三个因素：一是资源。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的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方；机械和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二是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在落后地区摆点大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三是军事上的需要。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妄图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
“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农业和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也逐步暴露出来了。无论是物力，还是财力等各个方面，都使国家感到摊子大，难以应付。社会上也出现了哄抬物价、抢购紧俏商品，以及投机倒把等问题。
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十分关注。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1955 年12 月21 日到1956 年1 月12 日，他乘火车从保定开始，经由京广线到广州，再由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做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毛泽东从2 月14 日起。先后听取了34 个部委和部分省、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审阅了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材料。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连续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汇报材料进行讨论归纳，提出了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即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指出，1955 年4 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4 月到7 月，国际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由于两个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使帝国主义不致轻易动武，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间。毛泽东基于这种分析，主张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设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军事费用开支由第一个五年计划占国家预算开支的24％减到15―20％左右，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这样，各类经济建设的比例就好安排了。这是安排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 年4 月25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5 月2 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了《论十大关系》问题。1965 年12 月，根据刘少奇建议，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取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由于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上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国际形势分析中过高估计战争的危险，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照搬苏联经验的缺点和错误等内容，没有收进去。
1975 年，邓小平向毛泽东建议，由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整理过程中，根据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补进了1965 年整理稿中没有收进的内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这种关系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鉴于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经验，牺牲轻工业、农业，片面地发展重工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毛泽东在1957 年4 月25 日，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不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
1958 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破坏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正常发展。毛泽东在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总结经验教训时，明确地指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在第三位，放他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后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时，对这个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对“并举”思想作了全面的解释。
二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1975年7 月10 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联为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1958 年3 月10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1956 年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后来，在几次会议上都强调，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来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就是中国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所谓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②他在另一场合则严厉地指出，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苏联、东欧工业化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西欧的工业化道路，是欧洲产业革命后人类走出的第一条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用“羊吃人”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马克思曾经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决不允许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他明确表示，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以发展经济，但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即两极分化的道路。因此，他主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毛泽东经过一段实践，很不满意。他认为，苏联东欧是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即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方法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斯大林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过分地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在实践过程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运动时，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提出了两大部类划分的理论。社会总产品及其生产部门，种类繁多，错综复杂。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67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268～269 页。他按照社会总产品的最终用途第一次把社会再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为第一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为第二部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划分，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再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目的，不同于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目的，不能满足于对社会再生产的抽象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作为抽象的理论概括的重要意义，在实际经济部门进行具体运用，就应当将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具体化为党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工作的指导原则。这就从客观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理论具体化，使之适用中国的具体经济生活实践。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在研究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时候，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的原理，着重提出了农、轻、重的划分，并且将两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地、有机地统一起来。
毛泽东的这种划分与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划分并不相矛盾。众所周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往往通过农业、工业等具体物质生产部门反映出来，离开了工业、农业等具体物质生产部门，就不存在抽象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正是从农业、工业等具体物质部门概括抽象出来的范畴。因此，具体考察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主要也就是考察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等具体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农、轻、重的关系不可能完全相同。两大部类是按照产品的最终用途划分的，而农、轻、重则是按照生产工艺、生产分工的特点划分的。同时，农、轻、重并不包括全部社会生产，而两大部类则包括整个物质生产部门。所以，两大部类与农、轻、重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有交叉。一般说来，重工业的各个部门虽然有的也生产一部分消费资料，但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基本上属于第一部类；而农业、轻工业的各部门虽然也有的生产生产资料，但主要是生产消费资料，基本上属于第二部类。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把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比较、有分析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运用于实践是十分有益的。这不仅能照顾极为繁杂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实际。
毛泽东的思路没有停止在纯理论的研究上，更重要的，放在国情的考察上。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像苏联那样，不发展农业，只是片面地发展重工业，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状况必定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中国革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获得成功的，农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只能加强工农联盟，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离开了这个国情，工业化道路也走不通。基于理论的、实践的研究考察，毛泽东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崭新概念，开辟了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内容和目标
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新型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他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他又特别强调：“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②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工业化道路，就其内容来说，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发展轻工业和发展重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精神，它的核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既要使人民有吃有穿，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毛泽东认为，要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其基础，应抓农业。应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情况怎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不可否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马克思首先科学阐明的。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是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生产部门，当农业有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除了供应农业人口外，还可以供应其他人口时，工业才能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从中包括上层建筑各部门在内，都取决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①。“社会为生产者、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②毛泽东把马克思这一原理丰富与具体化了。他认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二，农业关系到农村人口吃饭、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主要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③毛泽东还发现，要实现工业化，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工业和农业是物质生产的两大部门。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这两大部门之间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整个经济的发展才会更加迅速。“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④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工业与农业并不对立。马克思早在100 多年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业和农业两者对立发展所形成的形式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0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72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第885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第120 页。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60～361 页。④ 《列宁全集》第22 卷，第84 页。上，为一个新的高级综合――农业和工业的联合――创造了物质的前提。”⑤很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和农业关系进行理论概括。当然，我们也不能强求马克思将一切都概括。列宁则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
①并以这一原理作指导，恢复和发展俄国的经济。他一方面十分重视农业。说：“目前整个形势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就是发展全部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的问题。”②另一方面，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也非常重视。说：“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③“不挽救重工业，不能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④列宁的这些论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农关系的理论。但无可讳言，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未来得及对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概括。继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斯大林很重视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他说：“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⑤。并且具体阐明了要发展工业，必须有以农民市场为主的国内市场，要有更为发达的农业原料，并能拿出必要的农产品供给工人。正如他所说的：“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这样，“就必须从农业开始”⑥。斯大林较为正确地概括出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是工业的基础”⑦。但是，斯大林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将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手段，这不能不是以后他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以工业排挤农业的一个病源。斯大林之所以重视农业，其目的是要借助于农业来发展工业，一旦工业发展起来，对农业则不重视了。正如他说的：“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现在我们己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时期，那末现在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①正是由于斯大林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一度不重视农业，在政策上把农业搞得很苦，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坚持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②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
⑤ 《资本论》第1 卷，第544 页。① 《列宁全集》第31 卷，第366 页。② 《列宁全集》第33 卷，第105 页。③ 《列宁选集》第4 卷、第666 页。④ 《列宁选集》第4 卷，第666 页。⑤ 《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167 页。⑥ 《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110、111 页。⑦ 《斯大林全集》第11 卷，第218 页。① 《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11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27 页。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③
应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马列主义原有的认识水平上，而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一原理。1956 年，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以苏联为戒，深刻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继《论十大关系》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农、轻、重的发展关系提高到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指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是互为条件、互为促进、互相制约的。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轻工业的发展，有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才有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的发展又转化为农业、轻工业的更大发展。此后，又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理论。1959 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到1962 年，再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进行的这些探索无疑从指导思想上正确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本质的内在关系，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
毛泽东不仅阐明了中国工业道路的基本内容，而且制订了中国工业化的目标。什么是中国工业化的目标？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认识的。“八大”以前，毛泽东只是笼统地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在当时，这是提得较为宠统、简单和抽象的。1954 年9 月，毛泽东代表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这一提法虽比以前具体和进步了，但毕竟还是十分笼统和抽象。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指哪一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是经济意义上的，这里看不出来。更没有提到工业化这个词。同年，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③这种提法无疑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真正对我国工业化作了较为详细和明确的解释则是在“八大”。“八大”指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④这个提法显然比以前具体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指：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
③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8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3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33 页。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4 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 页。
业、农业等等。”①然而，毛泽东并不是到此为止，到了1975 年，他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比以前又大大进了一步。这说明我们党已初步弄清了我国工业化的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