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
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时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著，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