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
“1967年，林彪一伙要为‘大树特树’立新功捞资本，提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
修增本，代替原《语录》本。原来关心支持《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的老帅们和罗瑞卿、刘志坚及唐平铸都以各种罪名被打倒了。当年11月，就由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张秀川、刘锦平组织总政、海军、空军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语录》组。由海军张秀川负责抓总，下分总政、海军、空军三个小组，总政组由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调报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担任组长。我是原《语录》的主要编者，所以也被吸收为修增《语录》小组成员。
“当时，完成这样一项神圣的任务，是要开个会，首长接见一下，表示重视的。
“开会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了会。在会上，让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作个自我介绍，当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时，张秀川与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个愣，看来是认出我是谁了。
“你知道，文革时是很讲究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问题是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扣上‘苏振华的狐群狗党’的帽子在批斗。过去我和张秀川曾相识，想必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心思听会，只是想着株连的事。
“散会了，张秀川将廖初江留了下来，我马上预感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当时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果不其然，回到报社后，肖力就找我谈话，传送张秀川叫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让我马上离开修增小组。他谈了这样三点：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个人表现，不应该受到家庭影响；三、认为我对选编毛主席语录有经验，工作需要，应该留下。由她请示军委办事组再重新考虑让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
“我在那样的精神压力下，听了她的一席话，心里自然很温暖，很感激。感到她虽然是造反夺权上来的，但在这种事上，却处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张秀川他们还是不能饶过我，肖力说话也没用。
“这时肖力决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组工作，只是在上报的名单上除名，说白了，就是瞒上不瞒下。使我成了个‘地下工作者’。这种事也就是肖力能干，因为没有人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黑状’。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编完了，三个小组即将合亲，我参加这项工作就无法再瞒下去了，只好到此为止，我退出了修增组。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资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造反派课以“专政”，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了。
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进哪里去了！”当事人这时发现也晚了，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毛主席语录时，将“毛主席”误写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
此类“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就连《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晓光向我沉重而沉静地从头谈了这宗‘语录案’的发案经过：
“说来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停止后，报社领导决定让我编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最新指示汇编成册，作为原《毛主席语录》本的一种补充。领导上特意从印刷厂调来一位具有十几年校对经验的张凯夫同志协助我搞校对工作。
“6月份，所有选编任务均已完成，小样也已校完，这时肖力已不在军报，有位领导要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后面。
“当时我手头上没有这份文件，张凯夫说他可以找到。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将要发排的稿子全部交给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后，附在后面，替我发了就行了。
“事后的一天，张凯夫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到了下午，我才听人说，他往毛主席头像上打×，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什么事！你别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巫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