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他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这是毛泽东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毛泽东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
苏军希望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提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
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老羞成怒，公开宣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