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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批判



一 “东风要占优势”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巡视。12月他到了上海,21日,他同正在这里开会的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其中说到: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不到半年,毛泽东两次强调了意识形态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上,居心险恶、善于奉迎的康生抓住小说《刘志丹》,作为“翻案风”的例子,证明毛泽东所说“翻案风”的存在。

  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因为小说《刘志丹趴已被批判而放心。相反,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敏感异常,在他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绝不只是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而是问题很多。所以他才作出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估计。

  毛泽东如此关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没有来由的。

  5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提出并倡导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后来又把它们作为文艺工作的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又带有某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这一思维框架里,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文艺作品,学术见解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毛泽东领导甚至直接指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的错误的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能证明这一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担心、非但没有消除或减弱,反而加重了。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党的领导;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从上述估计出发,他提出思想战线上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乃至头等的大事。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全面贯彻,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则受到来自“左”的错误方面的极大影响,难以真正实行。从反右派运动到三年“大跃进”,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是图解政治的现象日甚一日,搞了诸如“新诗歌运动”、“教育革命”、“文化大跃进”之类的违背自身客观规律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大批判此起彼伏,相继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批判”新人口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西方文艺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其结果,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取得真正的健康的进步与成绩。

  60年代初期,国家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调整。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一是为了调整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动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二是为了复苏和繁荣文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是从多方面进行的。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自“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文艺工作,并着重总结了教训。会议指出了“大跃进”以来文艺作品宣传了“五风”、文艺工作未能很好地执行“双百”方针、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狭窄及主题思想与生活真实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在文艺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了,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他说,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它是精神生产,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要解决好数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问题。他还说,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周恩来特别指出,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批评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周恩来指出,这是从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出发。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①

  这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故简称《文艺十条》。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变成8个方面的问题,称《文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以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的名义下发全国。

  《文艺八条》是文艺工作进行调整的重要文件。它是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它强调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鼓励文艺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文艺八条》提出要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文艺八条》专门阐述了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内容,指出文艺批评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文艺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要克服文艺批评中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要容许多种多样的批评。《文艺八条》要求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指出不要简单地把钻研业务同脱离政治、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文艺八条》提出要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领导,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领导机构去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应该充分发挥文联和各协会等文艺团体的作用。

  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也同时作了调整。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针对1958年以来学校生产劳动过多的情况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力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它指出,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即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知识,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又要重视通过生产劳动,以及实验、实习、社会调查等,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对学生参加劳动要有适当安排,不能过多。《高教六十条》还要求在科研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倡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成分。

  同年,中共中央还通过了由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提出,不断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因此,《科研十四条》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冲击科研业务的情况,要求科研机构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根本任务来展开,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反对轻率上马下马,任意打乱和中断科研工作;保证科研人员以主要精力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等冲击业务工作时间,聂荣臻在为这个文件而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废除“白专”的用语,认为这个口号挫伤了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报告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洞恫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报告和 《科研十四条》都重申了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双百”方针,反对轻率地把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提到哲学的高度,简单地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贴标语,不以多数压服少数。

  文艺、教育、科学政策的调整,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估计知识分子,1962年2至3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3月,文化部、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专程赴会,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他认为:“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特别说明,他在1956年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都不改变。稍后,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也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表示向大家行“脱帽礼”。他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陈毅还严厉批评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随便打击人的现象:“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的结论,明天做那个的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工夫就否定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那个给你的权?”他指出,一个领导人,随便打击别人,这种作法是封建的东西。

  广州会议的精神象春天的雨露滋润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田。有的人提出要把广州会议的精神刻在石碑上,永远不忘。

  经过调整,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走上正轨,并开始恢复生机。文艺创作逐渐重新活跃起来,一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戏剧作品出现在银幕和舞台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健全,前些年受到轻视和压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得到加强,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科学技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得以加强,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科学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一些新兴学科如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取得进展。社会科学研究上逐渐出现了活跃气氛。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毛泽东没有像他重视农业那样关注,更没有像他管农业那样直接抓。但是,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事情并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触及到毛泽东以往的认识和主张。比如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留恋旧世界,对新世界格格不入。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畴。又比如关于学校教育,毛泽东过多强调学生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忽视课堂教学和正规的教学进程和制度。还比如对于文艺创作,毛泽东过分强调政治标准,又按政治标准简单地把作品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毒草”是作为对立面允许存在,归根结底是消灭的对象。他在1957年说过:“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东西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在毛泽东看来,意识形态领域调整的一些重要政策,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与判断。对此,毛泽东当然是敏感的。所以,当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抓住小说《刘志丹》大做文章时,毛泽东立即提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点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在他眼里,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甚至更严重地存在这些问题。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这种分歧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变得更加复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股来势汹汹的修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泛滥,而且也波及到中国国内。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出现,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因此,他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大力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国际修正主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报告特别批判了修正主义和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艺及“人性论”、人道主义。毛泽东评价很高,批示道:“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领,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修正主义“神往”,反过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也格外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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