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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炮打司令部”






  1966年5月1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他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是由他4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定下的。

  会议集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揭发批判,其中尤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表现得格外突出。他们气势汹汹,捏造事实、揭发历史,上挂下联,总结概括,传达指示,使到会者受到很大震动。5月18日,林彪的发言更是把会议的紧张气氛推向高潮,林彪在发言中援引古今中外大量政变事例,证明毛泽东提出防止政变间题的重要性,诬称彭罗陆杨要搞政变。他煞有介事他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出在上层”。他还在会上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他说:“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他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些把个人崇拜鼓吹到极端的话,在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对会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D)。这个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当时的一些基本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五・一六通知》的多次修改和大段补充之中。

  例如,在批判 《二月提纲》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时,他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儿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柜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人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说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

  在批判《二月提纲》中所说:“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时,他写道:

  “真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 ‘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批评《二月提纲》的作者: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他提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批评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五・一六通知》的结尾处,毛泽东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区、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集中地反映了1962年以来,特别是1965年初在制订《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发生明显分歧,以及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大变化,以及他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内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现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毛泽东对自己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受到重重阻挠、无法推行而愤怒和警惕,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深。而当他把这些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时,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了更深的忧虑。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曾谈到: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心情和愿望。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罗、陆、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停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真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加之江青的特殊身份,所以从一开始它的工作就撇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日益膨胀,成为制造动乱的中心,其基本成员逐步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班底。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说此时毛泽东已经设计、规划好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方法,那也是不确实的,上述毛泽东同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曾估计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显然,这个估计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结果大相径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未及的。但又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社论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社会,“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1966年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示,中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粹等人“揭发、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

  同日,已经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夺权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月2日,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攻北大,“代行党委的职权”。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这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从6月上旬起,北京和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学校和文化部门的党组织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打倒”的目标,许多学校和一些机关、工厂发生混乱现象,纷纷要求上级派人指导,加强领导。

  6月上旬,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依据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传统作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许多省、市、地相继向本地区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此外,为控制局势,制止混乱,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还发出一些指示,通知,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这些措施曾一度使混乱的局势有所缓和。

  各地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后,难以完全超脱于运动一开始就形成的两派斗争之外。他们一般都得到了“多数派”(即“保守派”)的支持和拥护,但却遭到“少数派”(即“造反派”)的抵制。一些单位的工作组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或与工作组对抗的学生,并加以“反党分子”、“右派学生”、“假左派”等罪名,从而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康生、江青等借机对此大加渲染,给工作组戴上了“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等帽子,使形势更趋紧张、复杂。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在烟波浩渺的滔滔长江中,在两岸群众的欢呼声中,他像以往临江下海时一样,从容自信,击水中流。他在长江中畅游1小时零5分,游程近15公里。游毕,他又在快艇上向江中和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他已73岁高龄。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队他在快艇上挥手致意的照片中,似乎又可以隐约感觉到一丝他内心的沉重。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入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一些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他对前一阶段的运动表示不满。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他批评“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是方向错误,要赶快扭转。

  在听取了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汇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工作组的看法。7月24日上午,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时,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专学校的工作组很快被撤销。接着,工作组被说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工作组被指责力“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党内围绕着派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争论,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党中央的多数人及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况下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方法的理解很肤浅,更不能理解和听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和纵容的那些狂暴。极端的言行。他们希望能保持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混乱表示忧虑,要求对如此广度和烈度的运动有一定的约束,因此,派工作组被认为是一种最为可行的选择。

  毛泽东原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但当他看到由上级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压制”了“造反派”,部分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和党的正常领导,致使运动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对“文化大革命”和“乱”的独特见解。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谈到过他的见解。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原因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他又谈到,过去我们是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农村、工厂的斗争。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基于他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根据他要自下而上地扫除阴暗面,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来广泛地、深入地发动广大群众投入运动,以便冲决阻力,横扫阴暗面,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且,这种“乱”的程度是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的。这种“大乱”的实现,又以排除正常的组织领导和社会秩序的前提。围绕着这样一种运动和进行运动的方式,毛泽东与中央多数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反过来又更加重了他有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感觉,更坚定了他要采取“天下大乱”的方法。林彪、江青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急剧膨胀起来的野心使他们急于通过动乱攫取更多的权力。他们利用了毛泽的错误,并进一步把这些错误推向极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频频召集会议,到处发表讲话,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干部,冲击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制造社会动乱,以便实现“乱中夺权”的政治目的。8月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宣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出于对前一阶段运动的不满,为制定进一步开展运动的方针、政策,排除运动的阻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全会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这张大字报从工作组问题及前一阶段运动形势入手,进而联系到 1962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内的一些重大分歧,提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外,另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此处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大字报大致勾划出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制定《五・一六通知》直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达到了顶点。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大 进 军 的 号 角 。 ” 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之后,从全局上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按照《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

  《十六条》中虽然也提到了党的领导,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诸如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等等要求,但是,既然形势已经那样严重,既然已经确定了“大乱大治”的方针,确定了自下而上地炮打司令部的方向,那么,这些附带提到的规定则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它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恶性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约束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刘少奇在常委的名次排列由原来的第2位被降至第8位,林彪的名次排列在毛泽东之后,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重新选举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在今后的文件及报刊上都不再被提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并结束。这次会议及其所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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