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陈明，1917年生。江西波阳人，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长，延安文化俱乐部副主任等职。1937年与丁玲相识，1942年结婚。建国后曾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有民间叙事诗《平妖记》，电影《六号门》等作品。现为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明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家门。人很诚恳、健谈。当他拿出珍藏多年从未发表的丁玲给他的信，一字一句读来时，我们被打动了。临结束访谈，还一再告诉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把丁玲所有的文字整理出来交给读者。
去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
访问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与文艺界许多人士有交往，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他就数次与有关人士交谈，了解情况。这样的事情很多。作为决策人，毛泽东通过这种交往了解文艺界的动态；同时在这些交往中，毛泽东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个性触力。毛泽东和丁玲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过去一些报刊也有所记载。您和丁玲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明：从哪里说起呢？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感慨。我从丁玲到延安的时候说起吧！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1936年8、9月间，她终于跟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脱身到陕北去。经过是这样：当时冯雪峰带着任务从陕北回到上海时，丁玲并不知道，但她相信，鲁迅的身边一定有共产党员，鲁迅一定和党有联系，她就通过曹靖华向鲁迅透露了自己一直想脱离南京，回到革命队伍的心愿。冯雪峰在和鲁迅、史沫特莱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丁玲的心愿。于是冯雪峰派张天翼到南京帮助丁玲从国民党的软禁中逃了出来。丁玲提出要去陕北，冯雪峰就用电台和陕北联系，征得了中央的同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是毛泽东，我想，决定丁玲去陕北一定也经过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第一次和丁玲有联系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
丁玲从南京逃出后往上海见冯雪峰。这次见面冯雪峰主要与她谈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对鲁迅，丁玲比较了解，毛泽东的名字，20年代在湖南她早听说过，但从未见过。冯雪峰对她谈起这两个伟人，特别是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丁玲从西安往保安的途中曾住在七贤庄一个外国牙科医生那里，他也是共产党员。七贤庄后来是八路军办事处驻地。1936年斯诺从陕北回西安，史沫特莱从西安到陕北，在那里停留时，丁玲见到了这两位美国记者，三人用不同的语言唱国际歌。斯诺是由刘向山护送去的，这位同志是一个地下党员，公开的身分是东北军里的参谋。刘向山接受的任务是送斯诺回西安，接丁玲到保安。去保安的路上，接待过丁玲的还有吕清同志，他建国后曾任农垦部副部长。1983年我们偶然遇到，他向我提起此事，说当年在保安叶帅这样交代他，过几天有个大作家要来，你买点肉准备招待她。后来见到那位大作家，原来是丁玲。这件事一直印象很深。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丁玲没有到达保安前，就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有关部门沿途安排得很周到。丁玲当时对此并不太清楚，许多情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丁玲一到保安，宣传部就专门开会欢迎她，她在会上谈到她自己在南京被囚禁的生活。从那个没有人身自由的环境里来到边区，丁玲的确很激动，何况，这里又是胡也频向往已久的地方呢。所以，丁玲一到保安，就全身心地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毛泽东曾问她，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丁玲就跟着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访问人：在保安由中央宣传部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参加了，这是不是丁玲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呢？
陈明：是第一次见面。那天，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很精神。大家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他漂亮多了，当时人们的关系包括上下级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和毛泽东谈话。
访问人：毛泽东1936年写有《临江仙》一首词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描写的是不是这次欢迎会？是不是丁玲到前线的事？
陈明：毛泽东写这首词时，丁玲已经在定边前线了。这首词是用电报发去的，由聂荣臻转交给丁玲。为这事我托人询问过聂帅，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事？聂帅说不记得了。丁玲记得是聂帅转交她的。
访问人：不过的确有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
陈明：那是1937年1月间，中央机关从保安搬到延安，丁玲陪史沫特莱一起从定边前线回来后，毛泽东写给她的。原件我还保存着，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一次问丁玲，想做些什么工作？丁玲说还是当红军，毛泽东便亲自安排她去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主要负责部队文化生活、后勤给养，包括战士家属家眷安排事宜的工作，这对一个一下子从大城市到农村、部队的作家来说，它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丁玲一时很难习惯，也感觉力不从心。一方面，那些长年随部队征战南北农民出身的战士，比如部队的管理员、事务长，和知识分子是有些隔膜存在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接近他们，却也不知如何做起，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隔阂与彼此间的不理解后来有了大的改观，但初时的确存在这些现象。丁玲做这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抱了极大的热忱。这时期她有些作品，并不一定深入，但却可以看出她内心的这种真诚。只是她的特长是写作，她不会处理当时那个环境下的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当后来了玲要去“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前，毛泽东曾这样对她说：你以后到一个单位，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这句话是从侧面对丁玲的批评，对丁玲的影响很深。当时她没有掂出这句话的份量，但越往后，甚至几十年，这一辈子下来，她就越感到它的重要和深刻。这番话，是刻在她心里的。对丁玲，毛泽东那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还是习惯同知识分子在一起，你看抗大的学生一群一群地去找你。这也是毛泽东对丁玲婉转的批评。丁玲不是抗大的学生，也没在抗大讲过课，毛泽东去抗大讲辩证法，每次都有警卫员跑去告诉丁玲，丁玲每次都去听毛泽东讲大课。1937年抗战开始后，“西北战地服务团”搞起来，丁玲就去了那里，和我在一起。“西战团”的人员是以军委的名义调动的，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宣传部。
访问人：丁玲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很多接触吗？
陈明：是的。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窑洞里谈闲天。去毛泽东那里的人，包括一同长征走过来的战友，和毛泽东谈的多是工作问题，或请示，或汇报，能和他谈闲天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丁玲很敬重毛泽东，头脑中也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概念，又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谈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毛泽东每到这个时候也很松弛，两人还时不时开些玩笑。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好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两个人都说得热闹开心。谈闲天，开玩笑，他们的关系的确很和谐，也很融洽。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丁玲，“西战团”成立，还没出发，毛泽东就打了两次电报给山西（那时是阎锡山的统治区），告诉那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访问人：毛泽东发出的那两封电报是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的，第一封电报中说到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要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到太原，第二封电报说由延安动身，在平渡关过河经吉县、平阳到太原，要求彭雪枫派人迎接。
陈明：“西战团”在山西活动一段时间后，1938年春天，奉命到西安，宣传八路军抗日的胜利消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那时。国民党在西安封闭了十几个进步群众团体，搞摩擦。“西战团”它不敢封，但另外耍花样，要求我们即刻到战区去，不准留在大后方，如果过时不走，就逮捕负责人。为此，我们商量过对付的办法，丁玲为此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指示我们说，要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西安后，我们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影响比较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主席对丁玲的信任，对丁玲工作的关心和帮助。
1938年8月间，丁玲从“西战团”回延安，此后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39年丁玲已经到马列学院学习，康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在一次党校学生会议上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曾经在“西战团”工作过的一个同事把这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生气，康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我自首过？她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去找毛泽东。主席对她说，你不要生气，我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要作结论，是组织问题，你得找陈云同志。主席还说，你也可以找找康生嘛！丁玲找了陈云，但没去找康生，她这么想，我和康生毫不相干，干嘛要找他？
访问人：丁玲和康生过去不熟悉？
陈明：他们之间基本没什么接触。丁玲和陈云倒很熟，对丁玲在南京一段历史的审查工作是后来陈云同志委托任弼时同志做的，任弼时同志为此事专门到丁玲住的窑洞里去找她，那时，丁玲已经到边区文协了。她和我谈起此事时，说弼时同志与我谈话时态度非常好，给人的感觉是你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为人很亲切，随和。
访问人：那么是什么时候做出书面结论的？
陈明：是1940年10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作出的，有陈云、李富春的签名。通过对丁玲1933年5月被捕至1936年离开南京这一段历史的审查，中组部结论认为，丁玲曾经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不能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了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把这个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陈云还告诉她，最后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了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加的。我记得，这个材料是用复写纸抄的。丁玲最后还是一次没找康生，倒不是她记仇，而是她这人就是这样，你和她平等相待，她也会很随便。康生和她并没有来往，找他干什么？
访问人：这期间丁玲发表过哪些作品？
陈明：发表过一些。比如《在医院中》，发表在1941年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还有一篇是《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不同的意见。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组文章在 《解放日报》发表后，问题就严重了。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并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只是批评我们内部存在的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
访问人：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有一个关于他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
陈明：但当时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丁玲很紧张，思想负担很重。其实她写的那些东西是有感而发。《在医院中》写的就是她生病住院期间的亲身感受。那个主人公即护士陆平是有原型的，那人我也见过，为人很单纯，也非常热情，但有点神经质。她给别人打针可以，别人给她打针，针头还没挨着皮肤她就会大叫起来。1981年我们在庐山遇到当年那个医院的院长，和他谈起《在医院中》这篇作品，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在1958年对丁玲的不公正的批判中，把她的这些作品，还有一篇叫《我在霞村的时候》统统又翻了出来，说她是“反党集团”的人。
访问人：我们看到过1979年中国作协对丁玲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的撤销1958年划定的“右派分子”的结论。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又有为了玲恢复名誉的通知，对“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错误结论作出改正，恢复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陈明：是啊！1979年作协对丁玲的结论是很不够的，所以才又有了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这个“通知”，对丁玲的不公正终于有了结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1984年接到那个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已是80岁的老人了。她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访问人：在延安，丁玲因写《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批评的时候，她跟您谈起些什么吗？
陈明：《三八节有感》受批评的时候，她跟我讲起过她的这么一个猜测，就是可能因为她得罪了江青。
访问人：是怎么一回事？
陈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记得是在一个周末，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丁玲，说请她去吃饭。同时请的还有也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徐海东、谭余宝两人。信上没写结婚这件事，丁玲看后以为只是吃顿饭罢了，正巧礼拜六她跟学院总务处借来头牲口，要到六十里外的安塞去看在幼儿园的女儿。借头牲口用在那时是不容易的，所以她就先办自己的事了。她想吃饭哪天不能吃？对江青，丁玲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她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从没表示过反对。丁玲跟我说她怀疑是不是在这件事上得罪了江青。后来我也想过，恐怕这个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访问人：我想丁玲《三八节有感》受批评的原因，大概是在应该如何反映延安生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角度。
陈明：其实那个时候的批评也只是提出意见而已，并不像后来58年的批判运动那样来势汹汹。那时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在一次高干会上，这个情况丁玲自己写过。这次高干会是毛泽东主持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批评丁玲的是曹轶欧。丁玲开会回来踉我说起时还感到奇怪，曹轶欧又不领导文艺工作，怎么第一个起来批评我？曹轶欧发言后，又接二连三有七、八个人发言。只有徐特立徐老发言没有批评。贺龙批评说，我们将士在前方打仗流血，你们在后方骂我们。贺老总的性子是很直的，话说得也直。会上总司令朱德老是抬着眼镜望丁玲；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本来坐得比较远，后来也挪到丁玲近处来，事后问丁玲一句，感觉怎么样？丁玲笑嘻嘻的似乎并没觉得有什么难堪。贺老总那么批评她，她并不往心里去，只是想贺老总误会到哪里去了。她和贺老总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二天，她去看贺龙。说：不打不相识：你误会我批评我，我就来看看你。贺老总第二天也到文协来看丁玲，丁玲留他吃中饭，那次我也在，就在窑洞里开了一个客饭，加了个菜“土豆炒肉丝”。贺老总一边吃一边问：“你们作家就吃这样的饭啊？不怎么样嘛！”他还跟我们说起他到南泥湾部队去检查部队生活，不进办公室也不去连队宿舍，而去看厕所。他说，你看那里的粪便一阵风刮跑了，就说明战士们吃得不好，营养差，生活就有问题。贺老总的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谈得也很融洽。所以尽管高干会上那么批评，彼此间还是诚恳相待的。访问人：善意的批评，善意的帮助。
陈明：那时他们高级领导人之间彼此也是相处得很好。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散了会照样在一起甩扑克，无私无间。访问人：丁玲受到些批评，毛泽东关注过这件事吗？
陈明：丁玲跟我讲起，毛泽东还是保护了她的。那次高干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来讲话说，丁玲和王实味不一样，王是托派 （尽管后来证朗这样划是错的），丁玲还是我们自己人，她的文章中还有积极的建议，她最后不是有几条建议吗？女同志要自强、自尊、自爱，还是积极的。不过，虽然毛泽东讲了这番话，王实味问题提出来后，丁玲的思想负担还是挺重。特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散发了她的文章，更是她意想不到的。但在她心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觉得毛泽东是了解她的，她十分敬重毛泽东的感情丝毫没有变。访问人：在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写过一篇文章叫《田保霖》，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的，它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明：毛泽东1944年7月1日写信给了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他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他们的文章，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还约他们两人来叙谈叙谈。这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后对丁玲的鼓励。毛泽东在别的会上也替丁玲说过话，说丁玲还是个不错的同志，为了写文章，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和老村长的那个生了大骨节病的婆姨住在一个炕上也不嫌弃。这是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所以整风时期对丁玲的批评和帮助还是诚恳的。毛泽东也对丁玲很关怀。1944年我由中央党校三部调到文协同丁玲在一起工作，是乔木找我谈话，并经手办的。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我猜想我的工作调动说不定也是毛泽东的意思，那时我和丁玲已经结婚。毛泽东总希望丁玲能在基层的实际工作中多一些锻炼。访问人：这个时候丁玲又有所创作吧？
陈明：丁玲是非常热情，非常努力创作的人。自从毛泽东跟她讲生活中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她就想自己也要把在生活中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写战士，写带兵的营长，写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写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她计划，用不同的笔法，写出十个不同的人物，作为自己今后写人物，写长篇的练习。结果完成了三个，一个民间艺人李卜，一个红军营长袁广发，还有一个就是田保霖。因为形势的变化，另几篇都来不及写了。1945年七大召开以后，总政治部约了几个作家准备写我们军队的几个将军，分配给了玲写的是陈毅，陈毅为这事还专门到我们家里来过。
访问人：这事没听说过。动笔了吗？
陈明：没动笔，刚开始接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陈毅爬很高的山来与丁玲见面。但正准备访谈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形势转变，将军们都得赶紧去前方，我们也要离开延安，为将军立传的计划就搁下了。丁玲写十个边区人的计划也只完成了三个。
访问人：丁玲采访陈毅有文字记录吗？
陈明：没有，刚开始接上头嘛！
在西柏坡――毛泽东说，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
访问人：从延安出来你们去了哪里？
陈明：我们拿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各大区中央局的介绍信和盖着朱德总司令沿路驻军的关防，在1945年10月动身离开延安；年底到了张家口，都是步行。本来我们是去东北的，但没多久全面内战开始，交通断了，就留在华北。等到1946年中央的《五四指示》一下来，丁玲说我们搞土改去吧，这个斗争很重要。现在和国民党打仗，靠谁？还是得靠农民。怎么发动农民？就是要搞土改，土改把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土改解放生产力。从这里可以想象到丁玲的热情和抱负，不在城市呆，而是到下面农村去。就这样我们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的上改工作队。一开始我们在边区农会主席郭强同志负责的工作队里，后来又转到由边区青委许世平负责的队里，具体工作主要由许同志和我做，对丁玲，则要她多留心观察生活便于创作。搞了一两个星期后，我和丁玲又到了第三个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在涿鹿县，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描写的地方。工作队除我、丁玲外，还有一个剧社的同志，一个当地的区工会主任者董，共四个人，负责三个村子的土改。在这里，丁玲广泛接触当地农民，她并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但在工作过程中，为她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丁玲土改时候用的是化名，叫蒋英。土改结束后，我们到了阜平红上山，以后又到正定县，写这部长篇，在小说快脱稿时，她又到石家庄近郊的新解放区一个村子继续搞土改去了，这回是她自己当组长，组员是华北联大的几个学员。这时她已积累了不少土改经验、生活紊材和人物形象了。分地主的地，分房子分浮财，怎么分得合理，她心里都有数，了解情况比当地的村干部还仔细、准确。有些农村妇女分浮财时，拿了这个又想拿那个，工作组的人嫌这些人落后，不屑于去做这些人的工作，丁玲就去做。所以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悉她。
访问人：村子叫什么？
陈明：叫宋衬，在石家庄郊区，是个大村子。1986年我还去过那里，那儿的许多老人还记得丁玲，说很想念她。我把丁玲当年开列的贫农团的名单带去了，可惜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包括丁玲当年最信任最喜欢的一个青年干部。当年我在石家庄工作，丁玲有一封信给我，里面就谈到这个人，说，这两天她感冒了，今天又哭了，因为这个青年干部土改后报名当兵，他家人反对，他就在民兵宿舍里又叫又唱，心绪不宁，搞得她心里也很难受。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后，把它给乔木、萧三、艾思奇看了，请他们提意见。
访问人：萧三的夫人甘露1986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一篇文章，里边讲到他们三人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1948年5月在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三人陪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在一边讨论丁玲的小说，毛泽东问起，乔木说：“小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毛泽东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甘露把毛泽东的这个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高兴。
陈明：丁玲把初稿先给周扬看过。丁玲写完这部小说后，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妇女代表团出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她就经华北局驻地城南庄往西柏坡。在城南庄把稿子从周扬手里拿了回来，周扬什么意见也没说。不过，当时却有过一些关于丁玲这部小说的传说，虽然没有指名，但意见是说她写地主家如何干净漂亮，写贫下中农家就都是苍蝇屎，以此证明作家中也有人有地富思想。我们也猜到这个传说的来源，丁玲心里是很生气的。到西柏坡，听甘露告诉她毛泽东怎么怎么说，她当然很高兴。乔木组织萧三、艾思奇等人重新看稿子，还告诉丁玲，你是个作家，出国访问，应该有一本书的，我打电报给大连，叫大连帮你出这本书。你先走，有一些文字上需要修改的这边给改。后来毛泽东也答应看一看这部作品。
访问人：丁玲在西柏坡时，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甘露回忆说丁玲去看望过主席，还一起散过步，谈得很多。
陈明：是的。1948年6月间，丁玲在西柏坡有一封长信给我。那时我在正定。这封信从没发表过。因为你们今天要来，要谈毛泽东和丁玲的交往，昨天我特意找了出来。我来读给你们听：
“伯夏：
我昨晚到了这里 （6月15日）。我现住妇委，住在杨之华大姐房内，但是我们还未谈话呢。我要先告诉你我昨晚干了些什么。车子刚从×××出发，到×××时。对面来了汽车。我下车来走，看见两个穿黄衣的走来，是谁呢？我认出来了，是主席！他也看见我了，对我在笑，我赶忙跑过去。主席说，哦，好得很啦，看见你，几年没见面了。江青也走过来。主席很胖。身体很好的样子，江青也还同以前一样，或者稍微老一些。主席即要我和他坐汽车，一道散步去。汽车上同去的有十几个小娃娃。他们的女儿和别人的儿女们。半路上又上来了傅钟夫妇和他们的儿女，挤满一汽车。主席告诉我收到了前年我给他的信，他说我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 ‘母亲’，‘写母亲’，我了解土地。他问我的作品，并答应我读我的原稿。
访问人：这是不是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稿？陈明：是的。信中的“车子”，是丁玲他们坐的胶轮大车；信里的地点因为当时考虑保密，隐去了。（接着读）“后来我们在野外坐下来又谈开了。主席两次重复着对我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滞、是倒退，是好、是坏。（陈明插话：这话丁玲后来给我讲过多少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多么地在鼓励着我。他还怕我不明白，第三次在他院子里坐时，又重复了这句话，并且拿鲁迅作例子。他并且说我是同人民有结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
他又问我搞土改的情形，还问了你，并且说我已经在农村十二年，可以够了，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我们天快黑时又坐汽车到他的家，在他们家里吃晚饭，他又同我说我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我说我没有成绩。……吃过饭，江青就陪我去找小超。你看我多幸福呀！我第一次就作了他的客人，就听了他给我这样多的鼓励。我想着柯仲平为着见不到他而喝酒，喝醉了酒骂人，我是多么地有运气呀！我并且同他约好，以后我要找他时，就在他散步时来，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下面写的是别的事就不念了。
访问人：这封信真是太珍贵了！似乎感觉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在眼前。
陈明：我很珍惜这封信，为了保存，我把原稿裱了起来。
访问人：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很高。
陈明：丁玲不会想到以后它会发表。她给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把她感受到的幸福同我分享。的确。毛泽东一直是很关心很相信丁玲的，丁玲对他的感情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以1979年给她摘去“反党”、“右派”帽子后，她回到北京，在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前言里就说，“过去毛主席在的时候，我不愿意多说这些。倒是现在毛不在了，我应该说了，我当时是带着一种什么心情写这本书的，我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喊着毛主席冲锋。”艰难岁月――最后一次看见毛泽东
访问人：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很深。
陈明：有外国记者也问过她，说共产党那么整你，毛泽东对你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还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那么有感情？丁玲回答，毛主席晚年确实犯了错误，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无论是长征，还是抗战，还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历史功绩是在那里摆着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丁玲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始终如一的。所以，1955年丁玲开始受批判，1958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我与她两人心里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也许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但在把丁玲打倒这个问题上，他是百分之百错了。我们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做？丁玲就想过，难道毛主席不了解我吗？中央那么多领导同志不了解我吗？后来想来想去，觉得是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偏听偏信之后他一说什么别人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这是过去我们党内民主生活的缺陷。我想，民主生活的缺陷。从被领导者角度来看，就是主动接触领导少了，向领导反映群众不同意见的机会少了，这就可能影响领导者在重大决策时由于狭厌而造成失误。1944年在延安时，曾有人劝说丁玲，应该接触中央领导，如实、全面地反映群众意见，否则，领导只能听到一种意见，难免偏听偏信，走着独木桥，那会是危险的。
访问人：独木桥？
陈明：丁玲有一种脾气，遇事不愿出头露面，就是我搞我的写作，没留什么心眼去走上层路线，搞人际关系，组织上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去做。在延安时期，有一位朋友劝过丁玲，要她经常跑一跑，向上级反映意见。丁玲并不理会。1955年批判丁玲时，中国作协党组背着丁玲本人，给中央一个报告，里面列了丁玲的四大罪状，据说中央批准了。我去听这个报告的传达，我认为没有一条是真的，全是站不住脚的牵强捏造。我开完三天会晚上回来，丁玲还在埋头写她的小说，见到我就说：“我把我写的念给你听听。”我不忍心直接告诉她，就婉转地说：“你是不是把这小说暂时停一下。我最近听说中央有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应该向组织要求给你看一看。”她这才向组织提出看文件。接下来她就开始写辩正材料。文件里关于丁玲的问题，没有哪一条是能站得住脚的，有的事甚至颠倒黑白。向中央报告前既不作调查，也不跟本人见面，光凭一面倒的会上某些人的说法就定了罪。比如说丁玲要在文学讲习所挂自己的照片，实际情况是，文学讲习所为了接待东德来的作家，准备学苏联的做法，在会客室挂些名作家的相片。讲习所秘书长田间就打电话请示丁玲，丁玲说，挂鲁迅的，郭沫若、茅盾的都可以，就是不要挂我的。第二天，她专门派秘书到所里去看，说如果有我的，一定要他们拿下来，而且还批评了田间同志。事实就那么回事。结果说成丁玲要挂自己的照片。丁玲被批判后，并不想到要去找中央领导解决问题――这不牵涉到对中央的信任问题。我们只想赶紧承认错误算了，承认了就能赶快下去离开北京，到群众里面去，专心创作。当时我们考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林区，一个是贵州林区。
访问人：结果去了哪里？
陈明：去了东北，去了北大荒。那时我被株连，划为右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我只得跟丁玲商量我先走，看情况，创造条件，她也去。以后我们在北大荒呆了12年，在秦城监狱呆了5年，又到山西农村3年多。
访问人：整整20年的时间。
陈明：在这期间，我们都盼着能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1961年我的“帽子”摘了，丁玲的不摘。“文革”刚开始时，我们心里想，说不定有希望了，结果却证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老干部、老同志接二连三都被打倒了，形势很乱，本来已摘了“帽子”的我又被重新戴上了“帽子”。那时丁玲在一个队劳动，我在另一个队里，我很怕她听到这个消息受不了，就写条子给她，捎红旗杂志，棉褥子给她，暗示我平安无事。
访问人：这期间丁玲有没有想到写信给毛泽东，把自己的情况说一说？
陈明：没想过。
访问人：1958年1月，《文艺报》刊登了一个批判丁玲、陈企霞等人的专辑，编者按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许多段落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不知道丁玲本人知不知道这件事？
陈明：当然知道。
访问人：是别人告诉她的吗？
陈明：不是。毛泽东的笔法看得出来，除了他，没有谁的文字写得那么有魄力，一看就知道，不用别人讲。
访问人：丁玲是不是很伤心？
陈明：当然伤心。当时报刊上登载这些东西太多了。为了减轻她的精神压力，减少对她的刺激，这一类的文字，我尽可能瞒着她，我把材料收起来，只就一些重大的告诉她有这么一件事。跟她说，别看了，还不就那么些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我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换个地方重新从零干起吧！我们有一些党内斗争的经验，所以心存希望，希望迟早能给我们平反，如果闹得党籍都没有，就更不好办了，结果，偏偏就把我们的党籍开除了。当时，我哭了，丁玲也哭了。
访问人：你们从北大荒出来，什么时候被关到秦城去的？
陈明：1970年。那时已经是“文革”末期了。当时我想，为什么这个时候把我们送到北京去？是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没想到我们是带着手铐进去的。1971年在狱中我看到报上的“七一”社论，其中讲“文革”以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想糟了，这有问题，中央内部有分歧了。果然不久邱会作、李作鹏在报上消失了，再下来很快折戟沉沙，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和丁玲是被隔开关押的，我不知道丁玲怎么想，我心里有数，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们的问题不会很快解决了，再等待吧！这一等一直等到1975年5月。
访问人：这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出来主持工作了。
陈明：关进去时我想，他们关我们可以打着所谓的什么罪名，可将来，到时候看他们怎么放我们，总得交待一下归了什么案呀。结果真没想到，放我们的时候，他们说不提问题，也不定问题，就这么稀里糊涂把我们放了，而且还故意让丁玲早我一天走。对丁玲也说没发现什么新问题，年纪大了，一个月给80块钱弄到山西长治养起来，对我则恢复“文革”时已经被降了5级的工资，具体工作到长治再安排。就这样又到山西呆了3年多时间。直到1979年。
访问人：“文革”的发动，最大的伤害是对人的伤害。
陈明：也是对我们党的伤害。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伟人，晚年犯错误，令人很可惜。他的晚年生活是寂寞的，这是我看到近期出版的像《红墙内外》这样一些书后感受到的。晚年毛泽东没有真正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主要靠周围人们的汇报作出判断，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访问人：建国后丁玲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吗？
陈明：比较少了。
访问人：我们知道这么一件事：1951年夏天毛泽东曾顺路去颐和园看望过你们。
陈明：哦，是这么一回事。那会儿丁玲正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写一篇文章。因为丁玲和我从外地回来后，看到《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定中的文章，批评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丁玲就把肖也牧的这篇小说拿羽看了，觉得李定中的批评文章言词激烈，有点过分了，她就想也写篇文章，谈些自己的看法。她还专门把她这篇文章给肖的朋友康濯看过，请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四个人边吃边谈，气氛很友好。文章写完了，丁玲和我，还有丁玲的母亲就准备回城了。那天收拾东西，正等车，忽然跑上来个警卫员，说你们等一等，中央有首长要来看丁玲。那天萧三的夫人甘露也在，大家都奇怪谁会来。一会儿毛泽东上来了，因为出汗，穿着的黄绸子衬衫湿了半截，我赶紧上前扶他，又连忙叫勤务员去买西瓜。陪毛泽东来的人不少，其中有罗瑞卿。
访问人：谈了些什么？
陈明：当时我们无心，没有记录下来，毛泽东一行也没有带记者。具体怎么讲的不清楚了。只记得丁玲与毛泽东说到自己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并告诉他肖也牧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然后他就从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开去，谈了对知以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
访问人：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吗？
陈明：不是。丁玲1958年出事后，她的作协副主席职务就被撤了。听说由于周总理说了话，作协理事一职才保留下来。1960年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拍了个电报通知丁玲，大意说作协开会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丁玲就去参加会了。还作了书面发言。会后去看周扬，交谈中丁玲曾说我这人很不习惯斗争，周说，你还不习惯斗争？57、58年你那个斗争厉害得很啦。丁玲回来后把这些讲给我听。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毛泽东。
访问人：说话了吗？
陈明：没有。是大家照相的时候，丁玲看见了毛泽东。她没敢过去，站得远远的。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个时候，她那个身分，怎么敢走近去同毛泽东说话呢？照像时，丁玲老天真。拍了前面一个熟人的肩膀一下，那人回头一看是她，赶紧跑到另一边去了。
访问人：您和毛泽东接触多吗？
陈明：除了和丁玲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同毛泽东接触不算多。大概1939年我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担任大队长时，在延安蓝家坪洛甫的窑洞里同毛泽东一起开过一次会。另外，同一年的11月底，我们因为排演了一个歌舞话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很受毛泽东赞赏，他就请我这个大队长和大队戏剧教员、导演侣朋到他那儿吃饭、谈话，鼓励一下。毛泽东很随便，我们也不拘束，什么都谈。毛泽东还递给我一支烟，我说我不会抽，实际上我会。临走毛泽东开了一张200元的支票奖给大队。后来侣朋说陈明你真滑头，毛主席给你烟抽你为什么不抽。我说不是我不抽，是这烟来得不容易，太宝贵，留给主席抽也算我的一番心意。主席奖给我们的钱解决了二百多号人过冬的棉鞋呢！几十年过去啦。毛泽东不在了，丁玲也不在了，我岁数也大了，今天我与你们谈的都已经是旧事了。
访问人：听来真是感触颇多。您看，今天晚上不知不觉已经谈了快三个小时了。
陈明：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想的就是要尽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有关丁玲的事办好，包括帮她出版一套全部的《丁玲文集》，把丁玲的所有文字都交给读者，让他们去认识丁玲这个人。
访问人：我们搞这样的访谈录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毛泽东。我们祝愿您早日完成这项工作。
1992年6月15日于北京木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