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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林默涵――毛泽东三篇著作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林默涵,1913年生,福建武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鲁迅研究会会长,《中流》杂志主编。著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林默涵劫后文集》等。

  林老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是一位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畅谈了毛泽东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使人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追寻,那一代人的奔腾……

  访问人:您做了多年的文艺领导工作,经历了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像《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以及胡风问题等等,就您所经历的能给我们谈谈这些情况吗?也算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会?

  林默涵:文艺方面的事情大多了,我谈得也够多了,不想再谈这些事情。我还是给你们谈谈毛泽东对我影响最深的几篇文章,也就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因为这三篇文章给我影响很深,对我奔赴延安,指导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访问人:您是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林默涵: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访问人:您是从哪里去延安的?从上海吗?

  林默涵:不是,我是从武汉去的,早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我去了一个国民党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司令是张发奎。张本人还是比较进步的,北伐战争时期有个第四军,就是张发奎率领的,叶挺独立团是他的部队。张在北伐时期比较进步,而且和郭沫若熟悉。

  访问人:那时,他的部队在武汉周围?

  林默涵:他是战区司令,但没有实际部队。因为他几次反蒋,反又拥蒋,蒋对他一直不放心。到抗战时期,因为他是老军人,还有号召力,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位置。他让郭沫若介绍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槁文化宣传工作,郭老介绍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其中有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麦新,有写救亡进行曲的孙慎,还有老共产党员、文化名人钱亦石等等。他们到了张发奎司令部组织一个战地服务队,队长是钱亦石。在上海时钱亦石曾主编《世界知识》,我在他手下负责《世界知识》的一个小栏目《科学与发明》,专门介绍世界科学知识动态,各国科学的新发明等等。因为这个关系,我向钱亦石提出也到他的队里去。那时上海已经失陷,我没有心思安心伏案工作了,只想着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所以向钱提出了这个要求,钱同意了。于是我到了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

  访问人:你们的战地服务队住在哪里呢?

  林默涵:先是在上海的青浦,后又退到浙江的嘉兴一带。那时日本人的攻势十分猛烈,中国的地盘每天都在缩小,所以我们一退再退。在青浦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总是在头上飞,天天轰炸,我们既没有防空洞也没有力量驱赶这些飞机,就躲在乡下的破房子里眼睁睁地挨炸。尤其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哗哗地往后撤,一溃千里。这时大家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了,再加上钱亦石不在 (去上海治病,不久逝世),服务队乱得很。当时的南京、武汉还没有丢,人们就商量着到武汉去。这样我也碾转到了武汉。

  访问人:到了武汉您就看到了《论持久战》是吗?

  林默涵:是的。到武汉之前我顺路去了杭州。杭州是我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心里想着趁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先去看一看,再不看以后就去不成了。结果杭州一片萧条,一座偌大的城市连一名警察也没有,都跑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苍凉的。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尽管国民党的口号喊得很响,要保卫这儿,保卫那儿,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结果没等敌人来就先跑了。怎么办呢?感到非常茫然。我到了武汉,武汉有郭沫若的第三厅,不少人去了那里,我觉得第三厅的文人很多也不太愿意到三厅去,就到柳提主编的《全民周刊》工作。那时胡绳也在全民周刊,并小有名气了。不久,武汉又发生危机,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保卫大武汉,但是人们已不相信能守住了,因为南京他也是这样说的,还不是照样丢了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一片混乱,完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样子。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

  访问人:您看到的是小册子还是报纸?

  林默涵:是《解放》周刊。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国,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世界各国的动态,回答了为什么不会亡国,又不有速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各应采取的办法等等,毛泽东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我过去怎么也想不清的问题,现在觉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里有底了。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

  访问人:所以您鼓起勇气去延安,去见见毛泽东是吗?

  林默涵:是的。当时我想,在日本人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他人讲不清楚,蒋介石讲不清楚,为什么国民党表现的毫无秩序,或者说惊慌失措的样子,毛泽东能讲清楚,共产党显得胸有成竹呢!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中日战争的形势,决定救亡的办法,预测战争的未来,所以得出了叫人信服的结论。这样我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延安有名气的学校还有抗大、鲁艺等,我都不想去,一心想去马列学院学马列,觉得自己大没有马列主义了,所以糊涂。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非同一般,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那么您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林默涵:我首先向柳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柳■把我介绍给凯丰,凯丰又写信给张闻天介绍我去。张闻天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我拿着凯丰的介绍信同演员吕班、田蔚一块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直奔马列学院。第一天没有见到张闻天,先找到秘书长朱光,说明来意。张闻天的办公室就在马列学院附近,当我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痛快,当即答应了,让我进第二班。但第一班的课还没有讲完,剩有列宁的战略与策略,这门课是张闻天亲自讲的,他让我听听这最后一课。最初的时候,还让我进了马列学院的编译室,因为我懂点日文。我过去曾翻译了一本书,书名是《人类的婚姻发展史》,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苏联人,由日本人译成日文,改名为 《唯物恋爱观》,我又按日本版翻译成中文,其实原来的书名挺好,没必要更换书名。

  访问人:去延安之前,您已是中共党员了吗?

  林默涵:不是党员,是共青团员。到了延安才入党。我做社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你们还是上学的年岁,我已经做社会工作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人很要好,他家里穷,吃饭连伙食钱都交不起,我知道了就替他交,因为我的家境还比较好,年轻人又比较热情,所以我做衣服就做两套,买皮鞋也买两双。

  访问人:您的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林默涵:他叫姜树民。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担任福州团市委宣传部长。他还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文化水平也高,他写了不少白话诗,在福建的报纸上发表。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他启蒙的。那时我从偏僻的山区走到城市,山区的文化很落后,所以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什么新文艺作品都没有看过,是在他的介绍下读鲁迅、郁达夫的作品的,郁达夫的作品比较好读,鲁迅的作品似懂非懂,是以后慢慢才读懂的。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知道了共产党、国民党的区别等等。他见我富有同情心,又痛恨现实社会的黑暗,就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慢慢地我也学着写点白话诗,在刊物上发表,那调子“左”得很,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剥他们的皮等等。当时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结果学校盯上我了,呆不下去,我只好离开福州到上海。从此我和姜树民同学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建国后,多方打听,也不知他的下落。

  访问人:您是哪一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没有?

  林默涵:大概是1929年。到上海要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比较难,因为党在上海也是秘密的,我是由福州市委入团,要把组织转到上海,必须从厦门省委转才行。转不了关系,朋友介绍我到艺术大学,说里面有很多好教员,如黄药眠、阳翰笙等。于是我到艺大旁听,也就是不交学费偷听。因为家里不同意我去上海,所以断了经济来源。黄药眠、阳翰笙的课我都听了,觉得很受启发,他们讲得真是好极了。当时日本人抓中国留学生,学校闹起风潮,我很积极地参加了进去。学生中派别很多,有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我们地下党。我那时因为关系没转到,就和一个同乡自己干,自己编墙报,晚上贴出去。白天大家看了不知道谁贴的。学校的党支部也不知道。那时的情况很乱,同学们也不知道我不是正式学生,还把我选为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我是在马列学院正式入党的。我是第二班学生,我爱人是第三班。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访问人:您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了吗?

  林默涵:没单独见过,倒是在公开场合常常见到。因为他经常出席一些会议,到马列学院讲课等等。

  访问人:这是《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林默涵:我是1938年去的延安。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缓过手来,又开始限共反共,民族资产阶级也从中间活动,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们党内大家的认识也不很一样,有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担心破裂统一战线,有的要直接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中国向什么地方去呢?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呢?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天天要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工作起来就会觉得心里没底。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讲演,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时我已离开了马列学院,到文协筹备处工作,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听了他的讲话,真觉得豁亮。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直接搞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现状,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讲得句句在理,给你的感觉前途是明确的,放开手脚干就是了。

  我之所以对《新民主主义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文协讲演之后,正好《中国文化》创刊。创办《中国文化》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商定的,我记得除了张闻天、艾思奇,还有周扬,我也到场了。艾思奇当时是文协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中国文化》由艾思奇主编,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当时大家都很忙,实际上主办《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艾思奇和我两个人。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跑印厂都是我一个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在《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作为发刊词发表,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接过毛泽东的稿件,我们就开始编排,跑印厂校对。印《中国文化》的印厂不在延安,远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安塞。本来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一贯是很认真的,要亲自校对,因为安塞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也只好作罢,就由我全包了。我借了一匹老马,到安塞去看清样,校对。那马虽然很老,但很“负责任”,走起路来相当稳当,不要滑,给我印象极深。当时我知道毛泽东的这篇稿子很重要,反复看了几遍,生怕有错误,才最后开印。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毛泽东的讲演是1月9日, 15日补充修改成文。《中国文化》2月15日刊出,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真是够炔的。

  林默涵:我们是加班加点于出来的。出版后毛泽东没有说哪里还有错,为此我也很得意。

  访问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的事情,对您影响很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林默涵: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找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谈话,了解他们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访问人:毛泽东也找过您?

  林默涵:没有。我本不是文艺界人士。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要我出席座谈会的请柬,打开一看,两个人署名,是毛泽东、何凯丰。请柬上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邀请我?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抗战爆发前我曾在香港参加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工作,韬奋去世后,大家将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实际上就是三联书店。后来我又到三联书店工作。延安也办了华北书店,是韬奋书店的分店。毛泽东、凯丰发给我的通知就发到了华北书店。我想如果真与这有点关系的话,大概是凯丰知道我的情况。这是我猜想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时的延安有几个人写杂文写得不大好,对延安批评得很多,我那时在书店里经常看到重庆来的材料,那里面国民党攻击我们的东西很多,所以我针对国民党的言论也写了一些杂文,专门驳斥国民党。这和王实味不一样,后来我看到丁玲写的文章 (她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说,杂文很不少,但杂文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攻击延安的,有的人写的杂文就很好,例如林默涵、许立群、田家英等。她还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想让我出席座谈会,大概与此也有关系。

  访问人:整个座谈会您都参加了?

  林默涵:参加了。

  访问人: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您当时的感受和前面的两篇文章一样吗?

  林默涵:是一样的。这一篇很对我的心思,完全能够接受,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毛泽东讲的,也正是我自己想说的,但没有他那么周到,那么好,概括得那么高。

  最后我总述一下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他对抗战能不能胜利作了最科学的分析。第二篇,胜利后怎么办?那时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蒋介石一党专政的老路上去,但也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逻辑非常强。第三篇,他解决怎样才能胜利,解决干部世界观问题,干部要和群众相结合,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话》不只是文艺问题,是讲整个世界观问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才有后来的兴旺发达。

  1993年9月2日于北京南沙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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