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硕，1927年生，吉林通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职研究员，《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人物传记、军队政治工作。著有 《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传略》、《叶剑英诗词选集（注释本）》、《叶帅诗词探胜》等。来到一座将军楼面前，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位中等身材，谈吐文雅的书生。主人热情、开朗、好客，侃侃而谈。
访问人：您认识叶帅比较久，负责搞他的传记也十多年了，您在撰写叶传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毛泽东。在您看来，毛泽东和叶剑英的交往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范硕：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是个促进。我和传记组的同志写叶帅传记，自然要涉及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方面的材料，虽然接触不少，但比较零散，只能谈一点印象，抛砖引玉，我们共同探讨吧！
访范硕――毛泽东和叶剑英叶剑英非常敬佩爱戴毛泽东
总的感觉，叶帅对毛泽东感情比较深厚。在我看来，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友谊，既是革命领袖和领袖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有战友之间、私人之间的情谊。他们的交情，可以说是“君子”之交，革命家之交。易经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毛泽东和叶帅这两位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相互应求的，他们的深厚友谊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日益加深的。还有一点，两位老人家都是诗人，具有诗人气质，又有一层诗友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特殊的感情。最近我到韶山参加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看到韶山的石壁上刻着叶帅的一首诗，那是他1963年3月26日去韶山时作的。这首七言绝句是：“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这首诗虽然留有当年时代的色彩和痕迹，但我认为作者在诗中对毛泽东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人民领袖的由衷的敬爱之情。
当然谈到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和叶剑英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限于感情。感情是友谊的基础。但这种感情经过升华，达到理性的高度，才更为可贵。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彼此问，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理解，使感性的认识达到理性认识，因而使革命友谊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从叶剑英这一边来看，就我所知，他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才智是十分敬佩的，非常爱戴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
第一，关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维护。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巩固方面，叶帅是坚贞不渝并有很大功绩的。这在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叶帅一生都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凡毛泽东交待的任务，他都积极完成，不打折扣，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从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看出来。
第三，叶帅对毛泽东思想比较注意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与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尤其在现代条件下，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军事训练、军事科研等方面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文艺思想、外交思想等也有所研究和创见。
第四，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曾掀起一段“非毛化”浪潮，从我们和叶帅接触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他态度非常鲜明，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毛泽东的信仰。1982年4月16日，他85岁诞辰，我们传记组的同志去给他祝寿，并写了诗词作为祝文，念给他听，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他听了很激动也很高兴，讲了很长一段话，基本意思是：我很惭愧，没做多少事，我是打杂的。如果不跟毛主席，我很平庸，在南洋做做生意呀！在家里教教书呀！所以说历史是偶然的。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说到这里，他流了泪。他自吟《八十书怀》的诗句：“导师创业垂千古，济辈跟随愧望尘。”然后说，这是我对毛主席的评价。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还是我常讲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现在的状况，中国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我们中央开会，还要上法租界、英租界呢！他回顾党和军队的历史，说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些错误，就否定他。毛主席是很伟大的。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仰仗毛主席！他说得很动情，最后啼嘘呜咽，说不下去了。
访间人：他常常这样讲毛泽东吗？
范硕：叶帅给我的印象，只要谈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数时间他都要流泪，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非常深。
叶帅是在实践中认识毛泽东的伟大的
访问人：叶剑英对毛泽东的感情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这种感情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范硕：叶帅仰慕毛泽东好久了，说到感情的交流，至少要从1931年说起。那一年叶剑英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正好赶上第二次反“围剿”。当时就如何退敌问题，毛泽东和项英等人之间产生了争论。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项英等人主张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到云贵川去。叶剑英因为刚从苏联回到国内，又是从上海才来到苏区，对情况不很了解，所以他几乎没有发言。开始时态度不明朗。结果呢？第二次反“围剿”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了，并且胜利了。第三次反“围剿”也是如此。这时叶剑英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以前对毛泽东他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现在他感到毛泽东料事如神，是我党我军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并且深孚众望，很得人心。因此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刚从苏联回来，不了解情况，现在认识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很欣赏叶剑英这种谨慎谦虚的态度，说：你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项英又是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不是你的问题，可以理解。
访问人：看来从这个时候起叶剑英就跟定了毛泽东，他较早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超人之处。据说，宁都会议毛泽东受了批评，叶剑英因为跟毛泽东较紧，也受了牵连，是这样吗？
范硕：我们在访问中，有些老同志这样跟我们讲过，但我们经查历史材料，认为根据不足，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因素。因为他的军委总参谋长一职，确实被撤了，从前方被召回了后方。但全面他讲，叶帅有个特点，服从上级领导的观念、组织纪律性观念比较强。所以，当时他和朱德、周恩来的关系都很好，和项英也不错，就是和李德搞得不好。第四次反“围剿”后李德把他的参谋长职务撤了，从福建前线调他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叶帅自己讲，在前线他指挥下的一个师战斗失利，李德以此为借口撤了他的职。
访问人：宁都会议前毛泽东和叶剑英在一起行动，两人接触较多。会后毛泽东处在被动挨批的地位，叶剑英和毛泽东接触多吗？这时的叶剑英对毛泽东是怎么看的？
范硕：接触不很多。据叶帅自己讲，那段时间有人反对毛主席，但他始终认为毛主席还是了不起。尤其李德来了之后，叶帅认为李德的这一套不行，很留恋毛泽东的指挥。长征开始，叶剑英作过一首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行何日还……”比较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对李德很是失望，对苏区、对毛泽东的领导非常留恋。所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他知道后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连夜到下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他们之间有着患难之交
访问人：叶剑英同毛泽东的关系之所以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们之间是患难之交，这个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范硕：我想是可以这样说的。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进进出出兜圈子。一天路过一个小山谷，突然遭到敌军的袭击，那时毛、朱、周都在伏袭圈里，敌军喊着活捉“朱毛”，就冲下山来，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叶剑英带领通讯排从后面赶来，很快占领对面山头，从上面往下打，赶跑了敌人。事后人们说，这次没有叶“参座”来，我们的命就没了。
还有一次，1935年3月在打鼓新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军委会，讨论成立指挥小组问题。这次会议三军团的领导人杨尚昆、彭德怀、叶剑英 （任三军团参谋长）、刘少奇等都参加了。会议期间蒋介石的飞机突然来了，当时他什么都顾不得了，眼疾手快，大喊“主席跟我来！”拉着毛主席就跑，跑到一个山沟，和毛泽东藏在草丛中，直到敌机离去，才安全走出。这一次虽然说不上是救毛泽东，但通过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很看重和爱护毛泽东，觉得中国革命是少不了他的。不然他就不会那样护卫着毛泽东跑了。
访问人： 1935年9月9日的事应该算一件大事了。
范硕：你们指的是9月9日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的事吧？
访问人：是的。
范硕：那封密电主要内容是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是叶剑英设法将这个电报及时送给毛泽东，才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
访问人：能谈一谈当时的具体情形吗？
范硕：关于这件事我们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有许多回忆和著述，叶帅本人也有回忆。在已出版的《叶剑英传略》和我在1986年10月5日叶帅逝世前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中都有过记述，即将出版的50余万字的《叶剑英传》中将有更多详细的披露，这里不多说了。总之，叶帅几次回忆都一再肯定有这封电报。他说，我设法把电报飞快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电报很紧张，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地把电报记下来，然后还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过。于是我赶忙跑回来，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陈昌浩，还好没有出漏子。叶帅回忆，他不但把电报送给毛泽东，回到驻地以后，还考虑怎样把军委纵队带走。他说，当时我一直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南下的电报，决定在这个电报上作文章。我先和总指挥徐向前讲，说总政委来电报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部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限10天内把粮食准备好。徐向前说，好。得到徐帅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2点出发，自己找地方打粮。通知写好后，又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应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各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叫大家按规定时间行动，并严格保密，就这样夜里2点钟把直属队带出来了。
访问人：这几年关于有无密电问题有些争论，请问到底有没有密电？
范硕：9月9日这一夭有好几封电报。关于叶帅拿到的这一封，当时的作战科副科长，后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吕黎平、译电员陈茂生可以作证，这份电报是他们两人译出的。电报内容虽然不一定有“武力解决”字样，但提出要右路军南下，有“彻底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类字样，这是毛主席说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和武力解决实质上是一个意思。现在这个电报查不到了，想想也是自然的。陈昌浩南下后，这个电报肯定到了张国焘手里，到了张国焘那里自然也就保存不下来了。再说，战争时期电报散失的也不止这一份，这是人所共知的。
访问人：请问，9月9日张国焘那封密电，毛泽东是怎样看的呢？
范硕：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它，并充分肯定的。毛泽东谈到这件事较早的时间是1935年9月，据杨成武回忆，毛泽东在哈达铺曾向陕甘支队的干部说过，这次一、四方面军分家，在关键时刻是叶剑英送了一份电报给我，他立了一大功。
1937年3月30日在延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长征左右路军时，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那里大开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叶剑英将那份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有不慎，那么就会打起来的。这是毛泽东的原话，是有案可查的，原件就存在中央档案馆。这可以说是张国焘制造的“密电”事件的可靠证据。毛主席不仅讲了叶帅“偷”电报的经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理由，还讲了那封电报的主要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张国焘出席了那次会议，并没有提出异议。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前，也没有人向毛泽东公开提出不同看法。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会见杨成武时，还摸着自己的脑袋，很风趣他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这件事杨成武和我们谈过多次。
1971年8月28日，事隔36年，毛泽东仍然记得这件事，他在湖南和高级干部谈话时说，张国焘搞分裂，发电报给陈昌浩，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了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军队如果不到西北，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跑了。他是很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胡宗南那里去。我说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访问人：看来9月9日的事情叶剑英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一生部不能忘记。毛泽东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否由此发出的感慨呢？
范硕：应该说与这个事情有很大关系。这两句话，毛主席讲过多次，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听说过，也讲过，像周恩来、薄一波等都听过，他们自己也讲过。陈毅元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把这两句话写在叶剑英开会使用的笔记本上：“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陈毅题赠。”这个笔记本和陈毅的题赠手迹至今还珍藏着。徐向前元帅在叶剑英80寿辰之际，也曾写过一首相赠，以示祝贺。诗的开头两句也是用的这个典故：“吕端当愧公一筹，军师评编早有定。”当然，毛主席讲的这两句古语，不仅仅指密电事件。因为叶剑英的一生的确做了很多漂亮的事情。
比如巧设“空城计”，也就是打败第三次反共高潮，智退国民党军队进攻，就是一件。 1943年夏，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八路军主力大多在抗日前线，延安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大兵压境情况之下，叶剑英提了一个建议，一方面加紧军事防卫，部署部队准备反击；一方面用我们侦察到的敌军动态，公开揭露国民党。毛泽东、朱德很感兴趣，表示可以一试。他找到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戴镜之同志，问能不能把我们掌握的敌人情况公布一下，会不会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困难等等。戴镜之说，问题不大。这样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公布了胡宗南调兵围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毛泽东亲自给《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社会各界闻此情况，一下子热闹起来，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责问国民党为什么不打日本打自己的同胞，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最后胡宗南出来讲话，表示这是一场误会。
当然，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但叶剑英摆出的“空城计”确也立了一大功劳。
访问人：“舌战群儒”是否也是叶剑英的闪光之处？
范硕：这件事非常精采。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策划在会议上围攻我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叶剑英带病出席。当时的会场紧张极了，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些什么内容都是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把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训斥一顿，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造成的；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等等一大串罪名，并且声言，一定要彻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蒋介石讲完后，各军参谋长一齐响应，纷纷向我军发难。我军参谋长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很孤立的。可以说是“单刀赴会”。会议开到第三天叶剑英发言，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逐条回答和反驳。关于发生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摩擦问题，他当场拿出这些省国民党军官制造摩擦的一道道命令和证据念给大家听，使在座军官无不为之惊愕。后来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按铃说，一人讲半小时，警告到时间了，不让他再讲话。叶剑英把脸朝向蒋介石，说，我还没有讲完！蒋无奈只好让他再讲下去，结果叶剑英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弄得蒋介石很狼狈，他本想围攻第十八集团军，动员反共，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会后叶剑英将会议的情况连同他的发言稿，一同报给党中央。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在上面批了话：此报告得到了大多数的同情。并请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传阅。董必武称赞叶剑英这次讲话是“舌战群儒”。后来毛泽东又提到这件事，他在中共七大上讲，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件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访问人：当时有人说，国民党也有这样一个参谋长就好了。
范硕：听有人说过这样的评语。蒋介石很欣赏他。传闻较多的是叶剑英被称为中共外交三骑士之一。另两位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据说蒋介石说过共产党有两个人抓到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叶帅自己说，他那时如果不跟共产党走，跟蒋介石干，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会低于某某。因为1926年打下南昌后，蒋介石就让他当师长，他没有干，后来又委任他当二师代理师长等，他是看中叶帅的才干和在广东的威望，想拉他去解决两广（广东、广西）问题。“四・一二”事变后，叶帅发表声明反蒋，彻底决裂，从此走上了与蒋对立的道路。他们之间难免有时也有些思想矛盾，但毛泽东对时剑英是信任的
访问人：毛泽东对叶剑英很欣赏，请问他们之间产生过矛盾吗？
范硕：总的说毛泽东对叶剑英比较放心。叶帅自己讲，他没有山头，也没有野心。他说自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杂”的，让干什么就于什么。当然这样说，不能否定矛盾和差异的存在。毛泽东和叶帅之间的关系，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也产生过一些差异和矛盾，这是正常现象。
叶帅也有不顺的时候，也曾几起几落。有时起用他来收拾残局，他竟能不计前嫌，服从大局，泰然处之。他很欣赏广东潮洲韩愈祠的一副对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祭，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叶帅可以说是善于“收拾残局”的一位英雄人物。“文革”期间不少人被打倒了，他是被半打倒，军委副主席始终没有撤。说到矛盾，可以举个例子。1954年10月以前，叶剑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 10月回北京后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这可以说是又一次起落。这是为什么呢？据我了解，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说他右倾，搞和平土改，一是说他有地方主义。广东有个别领导人把这些事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比较重视，曾委派薄一波到广东等地调查，薄老调查回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说，这些事情叶剑英心里很委屈。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平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后来毛泽东虽然批评广东的“地方主义”，但也强调说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这是薄者亲自和我讲的。这一次尽管毛泽东讲了叶帅的好话，但当时下面存些人通不过，叶帅还是挨了批评，违心地作了检讨，并因此调回北京。关于这件事，所谓“地方主义”错误， 1979年广东省委进行了复查平反，并请示中央得到了批复。叶帅逝世后，薄老于1989年8月10日写怀念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明确指出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还有所谓“和平土改”，是叶剑英根据广东华侨多，工商业发达，农村许多土地占有者，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华侨兼地主的情况，提出不能“一刀切”，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保护华侨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方针政策。现在看这是很正确的。后来这个所谓“错误”也平了反。所以，当时叶帅因这些事情挨批评，心里委屈，身体又不好，不太痛快。1954年他在青岛疗养，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整理出版叶帅诗集时曾向他请教，他说，他是批评毛主席的。他引用汉高祖刘邦，即刘亭长唱“大风歌”的典故，建议毛主席要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的好作风，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
访问人：关于这首诗有人持异议，认为它是对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的感应。
范硕：对此我不敢苟同。毛泽东这首词写于1954年，但发表在1957年。叶帅写“青岛”诗时还没有看到，怎样来“感应”？从两首诗词的内容和意境上看，也感应不起来。当然，诗无定诂，可以商榷。但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叶帅确是那样解释的。诗者心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叶帅当时的心境。我不大懂诗，不敢以诗人自居，随便抄袭人家的东西，牵强附会，妄加评论。我们更不必回避领袖之间的矛盾，“和稀泥”。我认为，叶帅对毛泽东并不是盲目崇拜，有矛盾有意见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叶帅这首诗还是与人为善的，并无恶意，其用心在警策和规劝。叶帅同中国有成就的大诗人一样，是一位心地善良、怀抱大海的诗人，他始终是敬仰、爱戴毛主席的。
尽管他们之间有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总是从大局出发，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有时受委屈，违心地作自我检讨，偶尔借诗词发发牢骚，而他对毛泽东的一片赤诚始终是没有变的，从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访问人：当时毛泽东虽然对叶剑英有些误解，但1955年授衔元帅时，叶帅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对这件事您是怎么看的？
范硕：当时授予元帅军衔是有比较有标准的，论资历、论贡献给叶剑英评为元帅，党中央和毛泽东是公正的，叶帅本人也是当之无愧的。据我看毛泽东对叶剑英有长期的全面的了解，一直还是很信任的。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有些军内外的“造反派”揪斗叶剑英，在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出来保护叶剑英，说他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这一点前面说过了。“二月逆流”平反也是如此。林彪、陈伯达的阴谋败露以后，毛泽东对叶剑英更加信赖，更加依重了。这是有目共睹的，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许多重要工作，如揭露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毛泽东和周恩来就交给叶剑英去办。叶帅不辞辛苦，奔赴福建陈伯达的家乡惠安县陈安大盾，深入农村作调查，以后又到厦门、广东、广西等地亲自找人谈话，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材料，终于查清了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露了这个“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由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接受任务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的末尾他吐露自己的心声说：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他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毛主席、周总理及各位政治局委员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他请求毛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马上接见了他。
访问人：接见他时毛泽东讲了些什么？
范硕：主要谈了林彪搞了十几年，军队问题不少，如何整理军队，肃清林的流毒，加强军队建设等问题。
访问人：从叶剑英给毛泽东的报告里，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有点战战兢兢的味道，连见到毛泽东，也是“赐见”。您认为这正常吗？
范硕：晚年毛泽东一方面受江青等人的干扰，做不到想见谁就见谁，一方面也确实严重脱离群众，所以老同志想见面也是很难的。叶帅在信中写“请赐见”，反映了当时这种大背景。同时，也可以看出叶帅谦虚谨慎的作风。这里想重提一下，江青等人干扰毛泽东，破坏毛泽东、叶剑英关系的事。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江青一伙把军队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总是想办法打击叶剑英。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王洪文在军队系统，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先后召开两次“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接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借某些领导干部子弟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对于此事的回击，叶剑英采取了巧妙的方式。1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帅的信上做了批示：“剑英同志，此事关系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主席批示后，把批林批孔大会的录音收回了，制止了江青等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阴谋活动。张春桥因此发难，说叶剑英利用打报告，写检讨来告状是一大发明。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一方面江青一伙的干扰很大，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对叶剑英还是很信任的。
中国古诗有云：“人间重晚晴”“交情老更亲”。毛主席与叶帅的感情和友谊确实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着。有一件事的传说是真实的。毛主席弥留之际，叶帅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列队到他病榻前，与他诀别。毛主席看到叶帅突然睁大眼睛，想说什么。叶帅当时泪眼模糊，没有查觉。待他走出后，毛主席又忽然意识清醒，以手相招。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帅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帅返身回去，只见毛主席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只是说不出来，叶帅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陷入沉思。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主席一定还要交代什么事情，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叶帅想了很多，心情很沉重。这件传奇式的病榻诀别佳话，不是可从另一方面说明，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相依之重，相知之深吗？我想，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深情厚谊。
他们都是诗人且互相欣赏
访问人：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确实比较好，我们觉得与他们都是诗人，诗人的心容易沟通也有关系。
范硕：可以这样认为。当然他们的关系亲密，不仅仅是因为是诗人，有其他许多因素。前面说过了。但，从他们在诗歌方面，尤其从古典诗词的交流、欣赏、爱好来看，这两位政治家兼诗人确有共同之处，彼此间的呼吸是相通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嘛！首先来讲，叶剑英对毛泽东的诗很推崇、很热爱，延安时期，他对毛泽东的诗口吟笔记，背诵如流，建国后1957年《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叶帅读后极为兴奋，如获至宝。他不仅自己反复背诵，而且给孩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诗词里的典故。叶帅不仅爱毛诗，而且写诗来沤歌毛主席。除了前面提到的韶山一首外，1958年他随毛主席、周总理在十三陵水库劳动，还写过“万众欢呼毛主席，普通劳者出堤旁”的诗句。196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重读毛泽东《论持久战》，以此为题写了一首七律，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帅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也借鉴毛泽东的诗词，从中汲取营养。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诗呢？也很关注，很喜欢，时常吟诵的。1964年岁终，他的儿子、儿媳毛岸青和邵华去祝贺他71岁寿辰，他当场就手书叶剑英的《远望》相赠，嘱咐他们向叶伯伯学习，好好于革命。这个手书是不简单的。据后来毛岸青夫妇对叶剑英说，父亲对伯伯是很尊敬的，对伯伯的诗也是十分喜爱的。不仅把诗中句句都入脑海，而且连什么时候，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将原诗题目《望远》改为《远望》，并加“在大连，棒捶岛”几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首叶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之熟悉了。毛主席如此看重叶诗，证明叶帅的诗词确有水平了，所以陈毅写信要毛泽东改诗，毛泽东回信说，我不懂律诗，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要向他们请教。1975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从外地刚回北京，谈到“长沙水”“武昌鱼”和孙权搬家南京的典故，突然想起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那首词，问叶帅你还记得那首词吗？叶帅当场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江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很满意，当着大家的面说，此人有文化。然后改读辛词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继续说：“他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这里，毛主席不仅赞赏叶帅的诗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扬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坚定性。毛泽东到了垂暮之年，有一次与当其侍讲古典文学的北大教师芦获谈话中还谈到，叶帅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可见毛泽东对叶帅的诗词一直很推崇的。
访问人：回顾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是诗友，叶剑英对毛泽东心悦诚服，始终尊其为导师、领袖，毛泽东对叶剑英也是很信任，很尊重，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您给我们谈了很多，谢谢！
范硕：你们太客气了。得谢谢你们给我这个题目，逼着我研究和思考。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可以说是一门很高深的“关系学”，我谈到的只是“沧海的一粟”，只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