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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已未(民国八年)26岁






  1月1日(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

  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该研究会。

  2月19日,毛泽东出席在北大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会。成为该会会员。

  [在京期间,毛泽东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中拜访求教,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大文科大楼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还结识了其他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

  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14日抵达上海。

  3月28日,离沪回湘。

  4月6日由上海回到长沙。

  毛泽东被聘任修业小学历史课教员,同时从事政治宣传活动。

  [1919年4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他对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的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

  5月9日,长沙《大公报》报导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进入长沙各校发动学生响应。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省学生罢课。随之,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7月17日,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五四运动视为十月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从实际出发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号召民众大联合,肯定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而遭到失败。这些观点说明毛泽东从思辩哲学和圣人创世的唯心史观里跳出来了,彻底抛弃了康梁思想,比“五四”前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是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是一种思想主张的“谬误与不幸”,还以实验主义作为《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并且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在1919年12月起草《学生之工作》,构设“新村”蓝图。空想社会主义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4月28日致舅信所述日期与“自传”回忆有所不同:“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京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

  5月上旬“五四”运动爆发,在湖南开始组织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5月3日,北京学生代表为反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特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翌日举行示威。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全体职员会议议决,如在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并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山东籍会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请将卖国之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撤职法办。

  5月下旬在楚怡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会,请来湘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介绍北京爱国运动情况,商定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5月25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任文版股干事。

  27日,参加学联成立大会,通过总罢课决议,以响应北京“五四”学生运动。

  6月3日参与组织长沙20多所学校举行总罢课。

  6月长沙各校先后放暑假,毛泽东与省学联负责人彭璜等研究,组织学生分赴各地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6月,到各校讲演,反对21条和抵制日货。

  在周南女校开会,被选为新民学会评议员。

  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该刊办至8月中旬,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从组稿、编排、付印校对到发行,都由他负责,并在前四期和临时增刊上,发表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章。

  在《湘江评论》刊文呼吁营救因“五四”学潮被捕的陈独秀。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此时不赞成搞激进的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炮弹革命’,‘有血革命’。”]

  8月上旬,张敬尧派军警查封《湘江评论》。

  24日,北京《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认为是全国言论最有份量的刊物之一。

  住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发起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接任汀雅学生会周刊《新湖南》(自第七期起)总编辑,第12期后被查封。

  9月,开始主编从第7期起的《新湖南》周刊。

  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患瘰疬去世。终年53岁。葬湘江南岸楠竹山,回家守棂,撰写《祭母文》。

  毛泽东悲痛万分,在母亲灵前含泪写下了情意深切的《祭母文》,称赞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后来描述母亲说: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关于自己的家人,毛泽东晚年曾说:“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泽东致邹蕴真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人;利已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已而利于人的人。家母正是最后的这种人。”又作“祭母文”及挽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自传》: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

  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

  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员所讲的话。(据《西行漫记》载,这几个人依次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谭平山和康白情。)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仿徨,还有“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11月被湖南《大公报》聘为该报馆处撰述员。

  为长沙一女士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而自杀一事,在《大公报》和《女界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10篇文章。

  12月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遭军阀张敬尧武力干涉,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干部开会。会议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正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前后,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并与学联负责人、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决定组织各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和宣传活动。随即,率驱张代表离长赴京。

  到上海。同胡适见面。交谈出国留学的得失,讨论马克思学说。

  3日,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商议发起“驱张”(张敬尧)运动。

  7日,北京《晨报》刊文评湖南赵女士自杀案,特别介绍毛泽东的两篇评论文章。

  任湘公民代表团团长,率驱张代表团自长沙出发赴北京。在武汉召开记者会。

  18日,第二次到北京。住杨昌济家。毛泽东、杨开慧的爱情公开化,并得到杨家的承认。

  [毛泽东为驱逐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这次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书籍,李大钊的文章,同时也读了胡适的论文。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他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给周世钊信:“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他把他看到的学说观点,作了归纳,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讨论。4月他到上海送别留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后,又与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即湖南自治促进会),“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即是说,在1920年6月间,马克思主义已成了他思想中的主流。]

  12月22日与罗宋翰在北京组织平民通信社,以扩大驱张宣传。毛自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京、津、沪、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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