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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被捕






  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共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XXX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和一些党的文件、通电、传单等,秘密地转移到天津广泛出版发行。

  地方变化了,毛泽民也由杨杰改名周韵华,公开身分是华新印刷厂的经理。当时柳直荀同志也在天津,是顺直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为掩护省委的工作,他在旧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个古董店。柳是经理,泽民是股东。同时毛泽民还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

  在这里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在印刷厂门厅开设了对外业务,承接信封、信纸、名片、表格、发票、请柬、喜帖等零活。在柜台下面安装了一个电铃脚踏开关,直通印刷车间,只要外面发现可疑人员,营业员脚一踏开关,后楼及地下室马上就采取紧急措施,隐藏党的印刷品,并立即拿出表格、信纸、请柬等之类的东西来印。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刘仁)被捕入狱。然而,印刷厂却安然无恙。恰在此时,上海的情况有所松动,中央来电要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泽民和希钧才在天津港乘上南下的轮船,回到革命的大本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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