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淘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因为我们要书写日记，乃在一个角落找到座位。但刚要下笔，两条汉子就在我们跟前打将起来。两人都似是五十岁光，一个脸白无须，鼻架眼镜，另一个则唇披小髭，没有眼镜。两人都穿着光鲜，看来他们是有社会地位的。我们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拳来脚往之际，那个有小髭的人把另一人的眼镜扯掉，掷到船头，再一脚踢入江里。掉了眼镜的人反过来撕下对方的长袍，用力将长袍撕开两片。很多人迅速围拢过来，毛泽东和我也走过去看个究竟。我们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但听不懂他们的土话，又不好向其他旁人询问。
他们静下来以後，那个有小髭的人拾起他的烂袍，围在身上，又执起包袱，要找一个地方来。他走去我们停放东西的角落，于是，我趁机向他探问个究竟。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那家伙撕烂你的长袍？他真是无赖！”
他怒吼道：“那恶棍呀！他叵然没有给我抛到江里去，算他幸运！”
我追问道：“他什么地方得罪呢？”
“他真是无赖！”他激动地说：“那家伙要找地方，于是我移开些，让他坐在我的右手边。他似乎十分高兴，自称是常德衙门的文书，这时，我把两包香烟放在右边，那是我买来的。过了一会，我找烟吃，却找不到了。看见他正拿着一包在手，准备抽一根出来，另一包却放在他袋里，我看得十分清楚，因为他的袋口不深。开头他坐下来时，手里和袋里原都是空的，而我吸的牌子并不常见。不用说，他一定伦了我的两包香烟，我问他，我的烟呢？他就喊打喊杀，跟着就动武了。他不知道我是沅江县城的捕快，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交谈之际，毛泽东坐在旁边看着，一声不响，及至那人自称是捕快时，才灵出惊讶之色。他向我微微冷笑，我便说道：“润之，你曾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一个好例子，那两个人为什么打架？其中一个是捕快，另一个是行门文书，他们都不会是没有饭吃那一类人呀，他们的衣着也很光鲜，你都看得见的，这件事你怎样去解释呢？”
毛泽东叹了口气，没有做声。那捕快不曾听到我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几个字眼。
他问道：“你是说我没有吃饭？不错呀。我为着赶路上船，所以来不及吃饭。现在我要走开一会，找些东西吃吃。拜托你为守着这个位置，我一会便回来。”
他离开後，我在那里偷笑。毛泽东不放过这个机会，扯扯我的腿，说道：
“你看，他真是没有吃过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打架了。”
这时，我们完全被洪水包围着。放目四野，尽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我们好像在天上浮游。由朝至晚，简直说不出哪里是天的起点，哪里是水的尽头，因为迷蒙的水平线完全没入水中了。
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谈论太阳下的众生相，以及我们所经过的种种冒险生涯。我们甚至评断诸色搭客的方，和默察某几个人的举止。这时不知是谁突然喊道：半个钟头内，便要抵达长沙了。
我转过头来，向毛泽东建议道：“润之，半个钟头内，我们便要回长沙了，自从离开长沙，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让我们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吧，你看怎麽样？”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道：“好主意！首先，我认为克服重重困难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全面认清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袋里虽然不名一文，并不就是要饿死，我们一样能设法过活。直到现在，我们的叫化生活，还不致有饿死之虞。我们也设法解决了好些困难，克服了很多障碍。可是，还有另外几点呢。”
我附议道：“不错，还有其他事情。最辣手的问题是捱饿，整日空着肚子真是难受－－肚饿时，连手脚也没劲。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半生都是这样捱饥抵饿的。但是，还有呢！”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发现社会上差不多每人都是势利小人，都是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他们所思想的只是金钱！我们离开长沙时，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结果受过很多刻薄的话语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化子被视为下贱讨厌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铜！”
我提醒他说：“不要忘记那个俏姐儿，那个擅于看相，说你将来大富大贵的俏姐儿呀！她就不是拜金的人！”
毛泽东表示同意：“对的，在我们整个旅途中，只有她是不拜金的人。”
我跟着说：“可是，还有呢！不要忘记那个捕快和衙门文书，他们食尽珍肴美味，却还是伦东西，还此斗个你死我活。这证明金钱无助于修心养性，只有博学广识能之。”
“还有什么？”毛泽东问。
“唔，你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没有牧童管理的牛，它们非常满足和安详地吃草；一旦手里长鞭的牧牛人出现，结果唯有秩序大乱。”
“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完全明白，古语所云『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这句话确是至理明言。为什么呢？因为叫化生活是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时，其他的搭客喧哔嘈吵，我们不能听到自己的说话。全船的人都忙于收拾行，你叫我喊，使我们无法继续交谈。船一会儿就靠近岸边，一大堆人朝跳板涌去，都想挤过他人，以便率先离船。
不一会，我们又身在西门了。我停步问道：“润之，我们下去找找那个同我们吵过一场的船主吧，让我们看看他是否仍在那儿。”
“为什么要去找他呢？”毛泽东问。
“我们现在有钱嘛，我们久他多少，便赔他多少。”我说。
“我不同意！”毛泽东回答道。
“你不同意？为什么？”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们曾经向他说过，我们回头会付钱，但他拒绝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再没有义务去付钱了。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的许诺。”他答道。
“但我觉得对不起他，”我接着说：“我们现在有几文钱，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呢？说好说歹，我们乘过他的船，却不曾依规榘付船费。”
“但是现在什么都过去了，一了百了。”毛泽东坚持说：“不要再惹这件事。”说着，转过身来，迈开大步，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出发行乞以来，这是第一遭。他似乎认定我一心由得他自管自走。我则尾随他进城。
就在西门内，我们拍了一张照片，雨伞搭在右肩，背负包袱，恰像我们在旅途上携带着的模样。我记得毛泽东站在我的左边。我们的确拍了一张妙趣横生的照片，我们的头发修得很短，我们的短裤和草鞋，都破烂得不能再穿了。
这张照片留在湖南我出生的屋子里。数年前，那屋子被没收了，共产党徒无疑认不出他们的领袖。我猜想，那照片一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付诸一炬了。
拍过照後，我们返回楚怡中学，两人在那儿洗了澡，吃过饭，然後坐下来，打开包袱。我写完日记，便逐一逐二数铜。我们剩下两文四十个铜板，便平分为二，作为叫化子的家当。然後，我对毛泽东说：“我现在要回家了，我爹娘一定在想念我。你呢？”
“我也要回家了，”他答道：“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