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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中共在法国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休战条约的签署。翌年一月初(凡尔赛和会召开),我跟随李煜瀛先生在巴黎开展华法教育会,协助勤工俭学学生编组参战华工等等工作。

  我们先在巴黎近郊“嘉兰.哥伦布”买下一幢房屋,在那儿设立“华侨协社”,作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参战华工的汇集场所。我们和其他人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待自华来法的勤工俭学学生身上。但我除了应付学生的工作外,还是“华工杂志”的主编,那是印傍参战华工们看的。蔡孑民校长在法国的时候,曾为这份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该刊是我们侨居在法国的十万同胞唯一能读到的华文杂志。在都尔城有一所中文印刷所,因此在编印上也很醒目。

  抵法数天後,我便写信告诉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行动。并请他向我们家里的亲友报告一二。我将该信的一节摘引如下:

  勤工俭学与华工组织极具功效,我们人力仍可应付至少多一千名的学生。

  在此千人之中,应可挑选一二百名为新民学会新会员。至于参战华工,业巳超过十万名,从其中挑选一万名,谅非难事。循此,我们定能增强新民学会,使成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在目前,我全力集中于华工的撰拨,因为徵求学生为会员的工作,须待蔡和森抵法国後,才能正式开始。

  毛泽东的回信万分热烈,他写道:“吾等正奠下改革中国的基石!弟当努力于长沙之扩展运动,唯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较易进行……。”

  当时,我们双方都谨守新民学会的最初原则,注意会员的道德修养,主要目标是促进新民学会的成长,把它当作传播文化知识的摇篮。很多活跃聪明的学生,在半天工作的计划下,由华来法。不过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很难邀请他们加入新民学会,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忌妒心理,在当时这倒是免不了的

  另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是华法教育会的基金不够应付日益增加的勤工俭学生,许多人抵法时,只懂一点点法文,或完全不懂,要照顾所有这些青年人,为他们寻找适当的工作,绝非易事。于怨是言很多,那时经济情况不稳的学生,对我们诸多批评。

  这上千上万在法国的华人……参战华工和学生,大多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倒是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很自然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对象。他们耳闻目睹俄国下层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真相事实,至于对抽象的理论基础,有时间和能力去研究的人可说没有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是从现实的日常生活来了解马克斯这三个字,他们并非站在分析和批评的立场上去看新俄罗斯的理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宗教,盲从马克斯和他的教训,恰如基督教徒信奉耶稣基督一般。但即使这些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和信念,仍还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盲目的、宗教式的信奉,因为那时还没有组织性的宣传工作。

  一九一九年春天,蔡和森抵法,一有机会他就发表谈话,总告诉同胞,共产主义是好东西。当时,他仍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使他们加入,他也不曾研究过马克斯或任何其他的革命理论。不过,在此之前很久,和森自己巳经倡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我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人一定要遗人到中国,在华组织秘密共产党,我认为我们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我们巳无时间事先研究所有的细节了。”

  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的交谈。我坚持道“我们在制订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把事情小心研究,我原则上同意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不管那是什么型态的共产主义,都没有关系。”蔡和森说:“我们越研究便越难下决策,俄国的计画现成的摆在那里,一切都详细拟订妥当。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其化型态的主义呢?俄人的整个计画一色俱备,且巳写在白纸黑字上让我们读到,他们自己也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作其他的尝试呢?”

  “但是”我问道:“为什么中国必定要做俄国的儿子?”

  他顽固不化,满腔怒火,声劫汹汹。“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之父!”他说:“我们必须以俄为师。首先是因为它实行起来直截了当。其次,如果中国发生革命,便可依靠俄援,秘密的或公开的他会供给我们金钱和武器。在地理上,俄国和中国注定是盟友,两国间的运输也方便。一句话,如果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就必须无条件跟从俄国。我说的都是真话,也是我真正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接着说:“但是,老兄,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同胞的幸福问题并非像你所谈的那麽简单,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怎能让中国变成奴隶国呢,作为尽忠的国民,怎能成立有这种计画的政党?”

  蔡和森坚持道:“我们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向完成革命。我巳经写信给润之!版诉他我的想法,我肯定他会同意的。你太空想、太感情用事、太重理论、也太散漫了!”

  “就算润之同意你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我大声说:“我不能埋没良心,我要良心清白。我绝不参与使中国成俄国奴隶的党派,恕我爱莫能助。”

  “是的,我知道。”蔡和森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你的为人,我们都敬重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你详细研究这入事。”

  “但是,”我指出:“你不是在研究!你巳经决定了行动路线,而企图使我相信你的主意。你要我无条件接受你的原则。你恰像一名牧师,企图说服老朋友信奉他的宗教!”

  “噢,哪里的话,我决不敢这样做!”蔡和森说:“除了我们的交情,我还尊重你的为人和你的竟见,我们现在不过是朋友间商量而巳。”

  这次交谈发生在蔡和森抵法後两天。和他同船来的五、六十名学生,“华法教育会”决定送他们到蒙达吧中学,先在那里暂住,等待找到适当的工作,也可利用时间学习法文。蒙达吧距巴黎四个钟头路程。蔡和森走後,我们的通信频密,他有时一天写两佳信给我。但我们彼此的意见没有改变。

  蔡和森向蒙达吧的朋友讲述共产主义,同时又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写信游说。他说话的本领不,但是纸上陈述竟见却相当精采,甚至胜过毛泽东。很多人都为他的信所激动,他的热情也就传开去了。同他来法的蔡大娘(当时约五十岁)和妹妹蔡畅都很重他的意见。不过,他头一次改变别人的思想,还是他的爱人向警予,她亦是新民学会的优秀会员之一。向警予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演讲也十分有声有色。她为人特别恳挚,同时又美丽温柔。她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又是蔡和森的宣传助手。无论男女都受到她的影响,很多人接受她的思想,很多妇女都耐心听她讲话,被她的热诚所感动。她写了很多信给我,谈论说不完的问题。

  当时抵法的另一个老友是李维汉。他亦名“和森”,我们称他为“李和森”,有时则叫“老李”。他亦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我们非常爱护他。

  在长沙考入第一师范时我便认识他,对他十分喜欢。他的父亲又老又穷,无力帮助李维汉,李维汉很孝顺,我们很为他们两父子难过。李维汉为人谦逊沉着,说话缓慢。在任何讨论场合中,他很难了解别人的观点。因为他不能讲法文,所以在蒙达吧便终日跟蔡和森谈话。这两个“和森”说话投契,自然是李维汉接受蔡和森的思想和竟见居多。中日战争期间,中共派李维汉和周恩来为代表,在重庆(後来在南京)跟国民政府谈和。後来,我在报纸看到,他在北平曾任一个重大的政治会议的秘书长。现在,他在政府中身居高位。每逢我读到有关他的新闻,我都禁不住记起我们在蒙达吧的谈话,以及他尚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神态。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是致力宣扬共产主义的最热烈的三名传道者!

  在一九一九年间,法共虽然注意到那一班人的潜力,但法共本身当时所进行的宣传工作,亦微不足道,且留法的十多万华工和学生之中,并无共产党的组织。但在华人聚居之地中,却有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在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间,确巳招募了一些成员。对这个团体的支持,直接来自北平,间接则来自莫斯科。

  俄人曾先遗派一名特务到北平,跟“北大”的急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头,企图说服他们,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由于中国政府不会容许任何的公开的共产党组织出现,于是先作铺路工作,设立一个青年人的协会,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用两个英文字母来命名,简称CY,实即“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的代称,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两个英文字母的含义。为了保密的缘故。初期的中国党员依同一方式也称中共为CP(Communist Party)。CP的成员,是挑选最有前途的CY分子所组成。除此之外,同时还成立了“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又堂而皇之的开办了一所“外国语文学校”,美其名曰教授俄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甚至有一段时期公然在北京大学挂出招牌来。

  如前所示,陈独秀接纳了莫斯科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设立那些核心团体和组织的开销,他接受了俄人的金钱(以大洋支付),好几个组织和附属支部都由他直接控制。陈独秀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人都加入了CY。一九二零年尾,这两个孩子受到他们的爸爸陈独秀和“爷爷”莫斯科的指示,到法国展开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在巴黎号称“二陈”。但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後来证明他们不能胜任,于是被召回华,另指派两人接办。

  那两个人是当时在法国的四川学生,赵世炎和任卓宣。赵、任这两个青年人十分能干,有责任,在法国CY中任书记的职位,努力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义。他们所掌握的秘密名册有几百个人,服从他们的命令,但这些人都不是华人聚居地的居民。

  任卓宣後来返回中国,成为湖南长沙的CY和CP的头头,他终于遭政府逮捕,判以死刑枪毙了。他的躯体遗弃在他中枪倒下的地上,翠晨有人经过,听到他的呼吸声,便送他到医院去,救回他一命。当时报纸的与论对他十分同情,于是政府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待他从鬼门关爬回来,完全康复以後,他宣布他为共产党效力巳功德圆满,这条再拾回来的性命,不拟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他後来入了国民党,获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在台湾居住。他成为三民主义的最佳理论家,但我四十年来,不曾见过他了。

  当时我所熟知的共产党人中,蔡和森、向警予现巳不在人世,徐特立则年近八十,他是我的教育学先生,後来也教过毛泽东同样的科目;他以“老学生”之名,随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我仍在第一师读书时,他就提拨我到“修业”任教。虽然他不是顶好的理论家,但中共仍把他当作老战士,作为党的老招牌之一。蔡畅、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陈毅、铙漱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名列在赵世炎、任卓宣秘密名册的几百个人名之中。

  就这样,留法华人中间散播下第一批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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