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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一连串的问题






  我跟何胡子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萧胡子,如果你留在长沙,不回法国,『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必在你周围结盟起来,若果你不在这儿,那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跟随润之了。我也会这样的!”

  我的老友陈昌亦以同样的语气说:“我们的朋友统统巳经秘密成为CY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它既无政治观,亦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都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的不二法门,是唯俄国的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传俄国的主义。

  没有人再去寻改造中国的其它途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有俄国的榜样可资模仿。其次,他们向俄国献媚,获得经援和其他方面的帮助。第三,任何人都热中于鬼鬼祟祟的行动,秘密集会的诡谲气氛有某种诱惑力,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转过头来了。我知道你有你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赞同共产主义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分道扬镳,但你们仍是挚友。个人方面,我觉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面,而统统都是可贵的。”

  当我把陈昌这番话告诉毛泽东,他的意见是:“对极了!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倘若我们进行改造,便必须闹革命!倘若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师法俄国!俄国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最先追随的制度。这是我们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诚恳的希望你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毛泽东同我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秉竹夜谈,为之废寝忘餐。有时候我们的谈论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泪,因为我们找不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满意。

  多月来被这些没有结果的讨论所虚耗,但大家都没有口出恶言,更恰当的说,使我们真真正正遗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共同的行动计画。

  虽然我们的大前提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不过,我对毛泽东所期望的革命路线必使中华民族生灵涂炭的预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每一次在极度难过的情形之下,我们都互相鼓励重新展开讨论,但讨论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难过和遗憾,如此循环不断,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这样耐心和不厌烦的努力说服对方,完全是看在联紧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份上。毛泽东深信我是只问对错,不是为个人自私自利而争吵,动机是真诚的热爱中华民族,亦的的确确为了人道本身而说话。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简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个比喻作开场白:“双轮呢,还是单轮呢?”

  我说:“人道主义可譬之于双轮的人力车,它有两个好车轮,便一路顺利,可是,如果拿走一个车轮,它便倒下来,变成废物,不能动弹。使它独轮能动的唯一办法是用手抬起另一边,用蛮力拉它起来。这力度在车行时,必须始终保持不变和平衡。现在,人道主义的双轮,”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国共产主义的治理,人力车便失去自由的车轮,于是要藉压迫人类以维持它的平衡。

  共产党领袖或者可以维持这种对人民的压迫好几年,不过,如果它一旦中止,车子便要倒下来。我说,所牵涉的道理根本是错误的。”

  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踌躇的答道,他完全赞同使用压迫的手段。

  他说:“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後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我说:“如果你是对的话,那麽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议我们把自由和共产主义看作两条路。

  我说:“我们现在处身于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斗争和流血,人类终于获得某个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财宝,应该小心保护。两条路都是通向死亡,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往里走。那麽,为什么我们走共产主义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类有两个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兴盛。”

  毛泽东的回答又是三言两语的:“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呀。”我说:“自由有好几种,有人性随心所欲的自由,也有猪鸡等家畜随心所欲的自由。猪无所拘束,但仅限于在猪栏的范围内。鸡亦限于鸡舍里才能优游自在。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俄国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人必须盲目相信它的教义,永不能谈论它的对错。那是一种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

  共产主义者说他们相信自由,但他们不容许人民自由过活。俄国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发表、出版的自由,这就是『人民的自由』吗?”

  毛泽东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回答,其大意是说,公众必须受法律控制,即使立法专断,个人亦必须服从国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人民必须为国家的幸福牺牲。

  我们讨论到国家和个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关系,我说:“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它像菩萨一样无所不至,而个人在国家里好像苍蝇蝼蚁。如果国家命一些人杀害其他人,他们必须白刀子,红刀子出。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烧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

  如果国家要人民死,他们便死。有人认为个人比诸于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夸言『朕即国家』之际,人民对他讽笑,因为他认为国家总是至高无上的。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来,民主制度巳经来临,国家权力为之大大削弱,个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国共产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之下重回国家的权力,完全控制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对这点的答覆,是坚认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接着,我提出第五点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呢,还是新专制主义?在我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与其说是“新民主主义”,不如说是“新专制主义”。

  我说:“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代表了老式的专制。俄共现在不过实行一种新式的、科学的绝对专制主义!中国古时有很多帝王虽是专制君主,但却是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实行『爱民如子』的政策。他们的治理比大多数的小柄君王为佳。今日俄共的领袖所拥有的专断权力,却千倍坏于中国的专制君主!”

  对此,毛泽东答道:“如果领袖没有权力,便不可能执行计划,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有越多的权力,做事便越容。为了改造国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励,并需要牲一部分人民。”

  于是,我们讨论到第六个问题,即为了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问题。我十分直率的对毛泽东说: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去帮助其他部分”的原则,我不同意“为未来一代的虚空的幸福,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那种思想。他答道:“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内也达不到!”跟着第七点的讨论便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呢?

  “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我说:“可算十分心满意足了。即使要一万年,仍属惬意。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长的岁月……好像无穷无尽: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长;在全部人类历史里,还是很短暂的呢!辈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优秀的主义,确可付诸实行,但这一定要时间。俄国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长,这正如古语所云:『一步登天』。”

  毛泽东说:“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则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

  我们讨论的第八点问题是:要实行共产主义,应以个人标准或是以社会标准来引导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诸实行,那他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标准而进行。

  “这是只管干眼前认为是好的事,而不理将来後果的作法。”我说:“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英雄的行径。那些英雄爱管他人闲事,无论如何是神憎鬼厌的人。英雄思想巳经过时了,应该丢掉。像凯旋门歌颂英雄那种虚有其表的物质象徵,我们有理由说是错误的。只有像孔庙的内在理想象徵才应垂诸永久。如果改革社会的目标是诚笃的话,那麽完成目标必须一直放眼未来。永久性的进步必须让每人免费接受较好的教育,同时一步一止的增广教化。但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时间。”

  但毛泽东说,改革社会必须要军事力量和政治行动去达成。

  第九个问题是:教育呢,还是政治呢?

  我坚持己见:“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结果只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会有和平与永恒的後果。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要立竿见影、朝发夕至的效果的话,那它们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拟。”

  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情。坦白说,你的意见完全说不动我!

  ”

  接着是讨论到个人的利益问题。我说:“如果你跟随俄共的领导,奋斗十年或廿年之後,你有朝一日会成功地使国家采行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成功不会特别困难,但却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中国哀鸿遍野之时!你的意见也说不动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见,我必永不安心。你记得孟子的话:『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他说的确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刘邦和项羽那鬼哭神号的争权吧,在基督和佛祖看来,就像两个街童为争一个苹果而打架一样。”

  毛泽东叹道:“你不同意马克斯的学说,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也多可惜呀!”

  我们谈论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停的谈天说地,但我们谈得越多,也提出越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以为不需要解答,要达到成功的话,只有行动是必需要的。我反驳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干了!

  我们这样谈论下去,始终是在挚友的气氛中,直到中国共产当正式成立之日。最後一晚,我们同床而睡,谈至天色发白,毛泽东一直请求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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