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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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读〈政治经济学〉谈话》十年经验初步总结






  一、读书的建议与活动

  如前所说,毛泽东和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多多少少地感觉到了。为了纠正“共产风”,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也提出,将来有①时间,可以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专门谈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再次要求党内干部读上面提到的三本书。他说:“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毛泽东提出读书,反映了他想提高全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水平。

  在1959年庐山会议开会的第一天(7月2日),他又号召读书。他说:“有鉴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是比较好的办法。他认为这本书是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为这次会议拟定的19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在7月23日讲话的最后也提到:要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在8月16日,他提议读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政治经济学》。不过在庐山会议上以及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认真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为那时各级干部忙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这年11月,刘少奇去海南岛休养,他利用休养时间,读《政治经济学》,并邀请了两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一起同读。参加读书活动的还有陶铸、林李明、林树兰和王光美。时间从11月11日至11月22日。在讨论过程中,刘少奇讲了他的学习心得(存有记录要点)。薛暮桥将刘少奇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归纳整理成18个问题。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也组织了一个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参加者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个读书小组的活动随毛泽东开始于杭州,后到上海,最后结束于广州。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一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先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①该书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8年出版,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全书分上下册,上册为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

  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①就在这个月。李富春在上海组织国务院各工业部长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读《政治经济学》,李富春还请薛暮桥传达了刘少奇在海南岛读书的谈话要点。同年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与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同一本书,并请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在读书时的谈话要点和印发了刘少奇在读书时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和读书小组的成员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逐章逐节地边读、边议。在议论过程中,毛泽东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表了评论、意见、想法,参加读书小组的同志将毛泽东的谈话进行了整理。现有两个本子:一个是《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这个本子按教科书的顺序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依据内容加上了小标题。周恩来曾将这个本子送毛泽东审阅过。1960年3月,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事实上,在六十年代初,许多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已都在传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广为流传。另一个本子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这个本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内部印行过。这个本子完全打乱了谈话前后的次序,按内容作了分类归纳。这个本子有明显的缺陷:一是脱离了教科书,使读者不了解毛泽东是针对什么而讲的,二是删去了不少内容(主要是在编者看来不够正确的一些话)。当然这个本子也增加了若干《笔记》所没有的论点。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经济、哲学、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等,既有对教科书的评论,又有对中国和苏联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总起来看,毛泽东谈话、议论的中心是着眼于从理论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谈话可以说是对建国后十年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谈话不是正式场合的讲话,因此比较随便,无拘无束,从中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过程和他所感兴的问题,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

  二、世界革命中心转移问题

  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说:这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毛泽东对此作了发挥。他说: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19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

  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论点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是由考茨基在1902年提出的。考茨基在《斯拉夫人与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可以认为“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发生的事变,

  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1页。

  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列宁也主张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论点。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依然肯定考茨基的上述论点,①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引用了考茨基的话。在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是东方革命的中心。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曾有过看法,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斯大林向刘少奇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在宴会上,他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州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我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祝酒。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②“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酒。苏联同志感到茫然。刘少奇不接受斯大林的祝酒,反映了刘少奇的谦虚、谨慎的个性。可以设想,若是毛泽东的话,那他一定会在客气一番后愉快地接受这一祝酒。③

  考茨基、列宁、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由西向东转移的思想,毛泽东是了解的。他在读教科书时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谈话与考茨基、列宁、斯大林一脉相承。毛泽东认为: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这一看法,同对赫鲁晓夫和苏共的看法的变化有关。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有的共产党对苏共不满,希望中共出来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毛泽东不赞成,并在发言中突出地讲了社会主义阵营应以苏联为首,别人没有资格当头,批评有的人不承认以苏联为首。但此后不久,他认为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不革命了,而中国在国内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他自认为,到了20世纪中叶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不言而喻,他则成了世界革命的领袖。不过,“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公开讲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则通过广播、报刊,反复加以宣传。有的理论工作者也根据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来论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继列宁主义之后的新阶段、第三里程碑。在“文化大革命”中,毛译东虽然多次批评宣传工作中的“自吹自擂”,但他没有否认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这一观点。1968年5月16日,毛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提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冷静下来思考,不再讲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了。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论点对不对?我以为是对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如同一切事物发展的一样是不平衡的。有时候这个地区、民族、国家走在世界历

  ①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79~180页。②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原载《人物》1988年第5期,引自《毛泽东轶事》第332页。师哲是当时的翻译。③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17日下午)上说,1949年7月,刘少奇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到苏联。

  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刘少奇同志说:“这杯酒我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刘少奇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

  史的前列,而在另一时候,另外的地区、民族、国家走在前列。在古代,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走在前列,在中世纪,中国继续领先。到了近代,欧洲崛起,英国、法国、德国先后走在前面,本世纪初,革命中心移到俄国。继十月革命之后,又发生了中国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所谓世界革命中心,则不过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国家的革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要比别的国家大些,而决不是说,某一国家成了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更不是说其他国家的革命都要服从于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与指挥。从这种意义上讲,世界革命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论点是符合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的。我认为,不是在本世纪中叶,而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1957年以后,中国在世界政治形势格局中的地位虽然有上升,到了七十年代,成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但中国并不是世界革命中心。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处于曲折之中。同时,中国革命胜利后,虽然亚非拉地区出现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许多国家纷纷独立,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但总的看来,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并没有出现世界革命的形势,更没有形成中心。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在本世纪中叶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一种自大思想的表现,不恰当地估计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经验的普遍意义

  苏联教科书在谈到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化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时,只讲了对民族资本的改造,而没有讲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毛泽东批评教科书讲得不全面。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8: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把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就是把中国的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他又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教科书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资本主义当成一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意思实际上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接着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他说: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垄断资本要没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小资本家也一律没收吗?是不是也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他还说: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以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既然我国的这些省区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他指出:我们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经过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实行的。这种办法使生产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有所发展。他认为,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是有很多新鲜经验的,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项新经验。

  毛泽东对中国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的阐述是正确的。

  因为,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发达,垄断资本无论怎样集中,但总有大量的中、小资本的存在,还有更多的人持有少量的股票。在没收垄断资本之后对中小资本实行赎买,进行和平改造,给一般的股票持有者以定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必要的。

  四、社会革命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列宁讲:“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①器工业。”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苏联教科书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及其本质。其中写道:“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教科书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毛泽东认为,这话讲得不对。接着毛泽东谈了对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社会革命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的看法。

  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他又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是简单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这时已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手工工场还不是采用机器生产。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德、法、美、日也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所作的概括对吗?“文化大革命”后有人认为这是上层建筑决定论。我以为这种评论欠妥。因为毛泽东承认,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有了这一点,就同历史唯心论划清了界线。在一定的生产力(不是充分发展了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是一般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毛泽东的谈话的总的倾向看:他过分强调上层建

  ①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草案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第549页。

  筑、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如果把他的话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相比较,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马克思主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到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未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革命的作用,但在理论上,他更注重的是生产力,注重变革生产关系必须有生产力作为先决的前提。毛泽东承认中国生产力落后,一心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主要是想通过新的生产关系,通过上层建筑中的革命来推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自身的规律,忽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其他因素。革命可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但第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有限度的;第二,变革生产关系必须以现实的生产力为前提,离开现实的生产力,人为地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引起生产力的破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看来,毛泽东没有对“共产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作理论上反省。

  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苏联教科书受斯大林形而上学的影响,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此,毛泽东说: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团结的工作呢?毛泽东又说:教科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也讲要克服这些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教科书承认让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新的和旧的、新生的和垂死的、进步的和落后的之间的斗争,在克服各种矛盾和困难中发展。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斗争的论述,讲得有些生气,但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强大动力的说法不妥当。矛盾是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好的。矛盾是对立面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光讲斗争不行,光讲统一也不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统一。“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①变化”的说法好。但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批评无矛盾时又过分注重斗争,忽视了统一。

  毛泽东指出: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是教科书的最大缺点。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大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联系生产力、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及其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过程的。列宁称生产关系为社会的骨骼,上层建筑为社会血肉,《资本论》则把资本主义社会和盘托出。从六十年代以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产力,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生产力经济学。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种因素的系统,其中有物质的因素,有精神的因素,有客观的因素,有主观的因素,而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无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对矛盾,我们已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目前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两对矛盾。

  六、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

  分配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了许多议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够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苏联教科书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列宁关于物质利益的原则,注意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注意物质刺激的作用。教科书有的提法不够准确,如,把个人物质利益说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强大的动力,但总的意思是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关于分配问题写得不好,需要重写。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观点。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资料的分配,并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我认为,苏联教科书注重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是对的,并不是什么分配决定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突出出来了。这一点,刘少奇在1957年就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①生产关系的矛盾,“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应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中的问题。要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就可能不会发生刮共产风。看来,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所忽视。他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苏联教科书的批评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分配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反映了他对

  ①刘少奇《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3页。

  物质利益原则的不够重视。这是他晚年的重要失误之一。

  (二)毛泽东在理论上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否认要实行“物质鼓励”,但他在谈话中反复批评教科书有关“物质利益”、“物质刺激”的论述。他说:这本教科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片面讲物质鼓励,结果,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又说: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的,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在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可以。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精神鼓励的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在讲物质利益时常常只讲个人物质利益,有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教科书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化了,绝对化了,一定要出毛病,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认为,强调个人物质的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利益。他提出:讲物质利益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在分配问题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主张: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他认为:苏联现在强调的是个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的、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社会主义不搞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三)苏联特别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因何在?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了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反面。毛泽东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公私关系,他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从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值得我们注意。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毛泽东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注意到兼顾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他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结果平均主义泛滥,大锅饭盛行,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

  毛泽东在批评把物质刺激绝对化的同时还提出:彻底实行按劳分配,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基于这种认识,他不赞成“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的工资形式,主张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工资制。毛泽东的这一看法,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实行何种工资形式,一要看生产现代化的水平;二要看劳动者的觉悟,不可一概而论。毛泽东看到了计件工资的某些不足,但他急于取消计件工资,结果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滋长了平均主义。

  总起来说,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把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从原则上讲,这一思想没有问题。但从倾向上看:他在强调政治挂帅时,忽视了物质利益原则,他对教科书的批评不尽恰当。

  七、不断调整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毛泽东赞成此种说法。他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突出出来了。基于这种认识,在1956年以后,他较多地注意人与人关系方面的问题。他在1958年就多次讲过:现在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未变。这次整风,就是为了解决相互关系。毛泽东所说的“相互关系”未变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如官僚主义等)。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

  他说:关于在生产和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这样一句空洞的话外,根本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一定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相当稳定的时期内,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相互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采用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毛泽东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他企图通过不断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是如何管理的问题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管理问题仅仅看作是企业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片面了。应当说:管理问题,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包括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问题等,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的问题。企业管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他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是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一个企业内,如果人与人关系不和谐,领导与群众不齐心协力,工人心中有气,那势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搞不好。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制度是好的管理经验。国外的一些企业家也吸取了我国的经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奖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以调动工人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八、“大跃进”问题

  教科书依据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指出,“工业化的速度对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并从苏联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阐述了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这很自然地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他说:“现在我国的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他说: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没有可能性,那怎么能高速度呢?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还从人类历史长河中看大跃进:“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确实,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随着历史的前进,其速度也愈来愈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要高于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近几年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插曲。若为小小的波折而悲观,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是一种短视。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但取得胜利后,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困难。根据俄国和中国的经验,毛泽东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说: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他又说:我国的资产阶级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因此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很困难。

  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对吗?应当说,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来说是错误的。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较容易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事实。但是要巩固这一制度却并不容易。这里毛泽东忽视了:第一,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现代化上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艰难性估计不足。在他看来,革命都成功了,建设还不容易。而实践的结果,革命不容易,建设更困难。中国现在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特殊条件下的补课,而西方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这一任务。第二,他只看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影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小,要浅,但他没有估计到中国的封建遗毒比西方要厉害得多,改造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不比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容易。

  法国《快报》在评论中曾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对“穷是动力”的话很赞赏,说:“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有的论者认为,后来“富则变修”观点是上述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这种推断很难成立。穷推动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去干,去革命,去跃进,目的是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为了使中国又富裕又文明,而不是保持一穷二白,让中国永远穷白下去。毛泽东确实讲过:将来宫了,一定会发生问题。不过,他所说的发生问题,不是指变修,而主要是指骄做自大,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变得停滞不前了。毛泽东的问题恰恰不在于怕富,而是要急于变富,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全国人民过好日子。富了不一定变修,但富了有可能变修。如果只注意物质文明的建设,不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搞得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他认为,为了保持继续大跃进,“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他把革命看成推动大跃进的动力。所以他说,他“看到革命二字就高兴”。这也是他为什么始终注重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列宁讲:“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①东西。”今天,为什么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原因很复杂,其中客观原因是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应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也有正确的论述。他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进步和政治。又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因素。当然,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毛泽东所讲的三条之外,还有科学的管理,正确的分配政策等其他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速度应当而且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搞得快些。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究竟以多少为宜,这就需要实事求是。钢产量翻一番、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1958年的高指标后,1959年,毛泽东稍为冷静一些。在《工作方法十六条》中说: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庐山会议后又提出:农业每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就是“大跃进”,工业每年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大跃进”。毛泽东的这种论断,既没有顾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建立在对我国现有经济状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毛泽东认

  ①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6页。

  为,经过1958~1959年的大跃进,1960年仍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1960年1月他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说:现在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够高速度发展,到1972年钢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那时,看你相信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如果不能实现大跃进,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毛泽东的雄心可谓大矣。无产阶级能实现大跃进,这没有错,问题跃进的速度是否切合实际。如果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在目前状况下那就很可能是冒进,是欲速而不达。如果能在百分之十上下持续稳定发展那就很了不起。

  无根据的大跃进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放弃大跃进。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的讲话承认,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对大跃进的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刘少奇说:大跃进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所以,他认为,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应该坚持下去。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写了一大段话,对大跃进作了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做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①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有何等的气魄,读来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不象有的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直不起腰来,乞求西方资产阶级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但这是就战略而言的,是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来看而言的。就战术而言,就具体速度而言,不能盲目冒进,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增长速度,既反对冒进,又反对保守。但总的看,急性病是主要倾向。正确的方针应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样看起来是慢,实际反而快,仍然可以说是“大跃进”。

  九、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第二个阶段,即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

  ①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49~850页。

  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时期就成了定论。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接受这一观点。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渡时期”就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但在1956年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中,一方面认为我国的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同时又称我国还处于过渡时期之中。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我国理论界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怎样看?他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下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印的“谈话汇编”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本子的文字,意思略有出入,只好存疑。)照毛泽东的说法,他把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即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整个时期都看作“过渡时期”,然后再把整个过渡时期,又分成两个小过渡,第一个过渡是由资本主义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第二个过渡,是由下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发达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时。看来,毛泽东在这时也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成熟的看法。他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取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我国只有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才能算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这表明,在他看来我国虽然进入了不发达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

  按照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因此,他批评将现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制度凝固化。苏联教科书引用联共十八大决议: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解决了“完成农业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毛泽东批评说:“彻底巩固”这几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彻底巩固”的说法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承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苏联在生产方面没有停顿,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停顿了。他又说:“一定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永远巩固下去,否则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僵化起来,使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毛泽东否定“彻底巩固”,承认“相对巩固”。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运用到实际问题上,他则忽视了相对巩固的重要性,急于不断变革,走向另一个片面性。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他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公有制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必然的,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的,批评教科书把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抽象讲,这也没有错。问题是在那时需要的是巩固刚刚建立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急于向人民公社过渡,更不是去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对“彻底巩固”的批评,固然有符合辩证法的一面,但也反映出他对事物发展过程质的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反映了他

  “左”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倾向。可能是由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口号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故,刘少奇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批评“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提法。他说:“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做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把社会主义定型化,无冲突论,有形而上学味道。”这就更急躁了,连有相对的巩固也否定了。

  苏联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经济变成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毛泽东所讲的革命,已不是本来意义上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行动,而是泛义上的革命,即社会关系某一方面以至整个方面发生质的飞跃。依据对革命的这种理解,他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要发展的,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提出新的任务,也不是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一定会有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些当然只是哲学家的预言了。

  斯大林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没有能解决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他自以为,中国解决了这一问题,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历史证明: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是在今日,还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还谈不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当今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在过渡的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时所提出过渡的设想只能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假设而已。

  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对建国以来的十年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发表了许多好的见解。不过,从总体看,这次读书与1958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很大不同。如果说1958年那次主要是为了纠“左”,借用斯大林来压活人,批评一些“左”得出奇的秀才和冒险主义者。而这次读书,

  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故很少见他谈纠“左”的问题。他的锋芒是在批右,批所谓的修正支义。他对1958~1959年的问题无多大认识。他说:“这两年我们做了大试验。”“大试验”的结果怎样?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从谈话中可看出:他是肯定的。他认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解决,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一次很尖锐的革命,这表明,在读书时,他的头脑依然很热,没有冷下来。这样热的头脑,当然不可能对十年革命和建设进行冷静的、科学的分析与总结。这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读书谈话时必须注意的一点。
ys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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