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毛泽东语，见《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与这样的“普通人”不同，他善于拨去眼前的迷雾，洞察将来。这是他的语言具有精辟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毛泽东都恰当地作过一些预见，尤其以关于战争问题的预见最为突出，也最准确。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第二年，即1938 年5 月，他就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将是一场“持久战”，并预言这个“持久战”的全过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估计，日本的整个当权阶级必然是“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这些都属于宏观预见。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不但在山区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在乎原地区也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就认为这个战役将是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37 年7 月日寇全面进攻并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之后，毛泽东就反复告诫人们，日本侵略者进攻到一定时候，为了巩固已经占领的土地、分裂中国的抗战力量，必然要“施放和平烟幕，出以诱降手段”，因而随之要出现一些降敌的汉奸（参见《论持久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便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作出判断，认为蒋介石一定要发动大规模内战，解放战争不可避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些都属于微观预见。这些关于战争问题的预见，无一不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抗日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并且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所讲的三个阶段；日本侵略者确实“把战争支持到崩溃的一天”才停止战争；抗战中不但建立了许多山区的根据地，而且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确成了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明显的转折标志；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立定脚根之后，便大放“和平烟幕”，积极诱降汉奸――汪精卫等降日，成立汪伪政权，并签定日汪卖国条约；日本投降不久，果然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我党不得不投入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预见，真像“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美国作家R・特里尔语，见《毛泽东传》修订本）。
毛泽东对其他问题的预见也同样精确。其中他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对全国解放后，党内将出现骄傲情绪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影响更大。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便是明证。这些预见对指导其后我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当然，毛泽东所作的预见，有时也出现一些误差。比如1945 年2 月15日在延安党校作的一次讲演中，他推断日本帝国主义何时彻底失败时讲：“看样子几个月还不会倒，今年也还不会倒，明年还要再看。”（《时局及其他问题》）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比他的预见提前了，它在当年的八月份便宣布投降。这原因，与前苏联出兵东北偶然事件有关。不过，这样的失误，影响不大，因为把事情看得复杂一些，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或大一些，总是利多害少。
总之，由于毛泽东具有善于预见的能力，所以才使他不但成为伟大的语言大师，而且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同时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