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收有欧阳修《为君难论》一文，此文从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不用老将廉颇而任用新将赵括、秦王赢政不用老将王翦而任用新将李信致使战败兵失得出结论，秦赵二国之君“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并阐述说，“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毛泽东读此评点到，“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在毛泽东看来，事业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新进老成，而在于人是不是贤、是不是有能，是不是为将之材。
注重为将之材，强调将帅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研究国家兴亡学说的中国兵法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孙子兵法》认为“道、天、地、将、法”是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将”是其中之一。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的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的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六韬》还指出，要把选人任将当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来认真看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也，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什么样的将帅才算的上是“国之辅”呢？《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称此为“五德”，注曰：“将宜五德备也。”为将之材要五德兼备，不可偏废。杜牧说，“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所谓“智”就是智慧，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正确认识事物，预见事态变化，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战胜敌对势力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不避风险，不怕牺牲，尽守职责；“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在做到五德兼备的同时，还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样的将帅才称的上是“国之辅也”、“国之宝也”。
辫贤去奸，拨庸拔锐，选拔五德兼备的为将之材是中国兵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尉缭子》说，“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选拔为将之材，在进行素质考察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检验，把可用之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去检验。素质考察的关键要看是不是那块料，不能把“世俗之言”当作选人的标准。《六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君，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把“世俗之言”当作辨别贤庸的标准，平庸之辈就会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互相吹捧、以虚名蒙蔽君主获取爵位，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不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晋身之途，这样国家终将危亡。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的名将，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是三国时期的主帅及谋士。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最初都是以新进之士建功立业的，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更是以“少年新进”立下功勋的。因此，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人才，选拔人才的关键在能力。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那时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帅印，结果打了胜仗。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他希望在新中国能创造一种氛围，让为将之材脱颖而出，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建立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