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

陈毅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01章 青少年时代 02章 为创建党的武装而奋斗
03章 探索正确路线 04章 坚持南方革命阵地
05章 东进北上(上) 06章 东进北上(下)
07章 陈代军长(上) 08章 陈代军长(下)
09章 大战华东 10章 传檄到中原
11章 新上海市长 12章 到中央工作
13章 外交风云 14章 最后的军礼
后记 附录 陈毅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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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章 青少年时代 | 陈毅传 | 共和国人物

《陈毅传》01章 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第一次动荡

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27年(辛丑)7月13日,陈毅出生于四川省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个小地主"家里。①陈毅,字仲弘(也写作仲宏),原名陈世俊,在陈家按"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排列的谱系中,是"世"字辈。小名秋江。

陈家原籍湖南省新宁县,是清初"湖广填川"②时迁到四川的。到汤字辈陈汤佶读书赴考,中了个拔贡,陈家曾经上升为有田产800亩的地主。

陈毅的祖父辈有兄弟两人,父辈兄弟5人。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家风和顺。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在5兄弟中读书最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对陈毅的中文学习颇有影响。陈毅的母亲黄培善(陈毅姑祖母的女儿嫁回陈家的)是陈毅少年时期品德的主要培育者。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陈毅出生前的这60年间,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中国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变化中,陈家也逐渐败落。陈毅出生前后几年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再加苛捐重税,陈家的败落加速。陈毅出生时,陈家已降落到相当于上中农的经济地位。堂兄陈修和回忆:陈毅的祖父和5个儿子共有田40亩,出租8亩,自种32亩,主要劳力为两个叔父,平时雇一长工,忙时全家参加劳动。

从陈毅的祖父陈荣盛开始,大伯陈昌仁、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兴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陈毅在堂兄弟辈中排行第五,亲兄弟中则是老二。同胞兄弟姐妹5人。陈毅3岁开始跟着两个哥哥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

陈毅7岁那年,外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小官。黄福钦要女婿去帮办文书,并把外孙带一个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巡检司专司"捕盗贼,诘奸宄"的职责。衙门里三天两头残酷拷打"犯人"。黄福钦还让陈毅去认干爹,拜老庚,结交当地权贵。后来,陈毅得知那些被外祖父拷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穷苦农民,有的还是打富济贫的人物。1942年3月8日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回忆这段生活:"我在那里过着衙门生活。那时候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门里经常毒打犯人,使我在旁边看了非常难受。我很同情那些被打的人,在我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在那里过了两年多时间,??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引起我极端的厌恶??"1910年(宣统2年)春夏间,9岁的陈毅由父亲带回四川,经乐至老家到了成都。还在1909年,陈家已将40亩田产抵押掉由乡下迁到省城,居住在成都东门外的上河心。

①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9页。罗生特,奥地利医生,当时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据陈毅的堂兄陈修和回忆,陈家当时经济地位相当于上中农。

②清初,由于先有张献忠入川和清将豪格征川,后有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四川人口剧减,乃由湖广(清代地名,今湖南湖北)迁移人口填补,故谓"湖广填川"。

陈家迁居都市,主要是为了给陈毅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陈毅的祖父和大伯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不如都市便利。

在上河心,他们从地主家租了200来亩地耕种。居住的房子,也是租自那个外号叫"林四顽子"的地主的。

陈毅到成都后,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等一起进了锦官驿两等小学,开始学习新学。和乐至乡下比起来,成都当然算是有现代科技设施的地方了。

他们上下学都经过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厂里全部是德国进口的机器,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对新学的各门课程学得都很认真。

头年秋天,由于突发大水,租田被淹,陈家无租可交,被"林四顽子"以"恶佃罢租"的罪名告到官府,陈毅的大伯陈昌仁一度曾被拘留。结果,租田的押金被扣,陈毅的祖父陈荣盛也在败诉后一病不起,不久去世。陈家更迅速地破落下去。

第二年,1911年(宣统3年辛亥),开春不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①席卷了四川全剩陈家的住地上河心一带,是保路同志军过往和驻屯的地方;陈毅读书的学校附近九眼桥、三官堂一带,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最活跃的一些场所;东门牛市口一线,是保路同志军与清军作战最激烈的地段之一。

成都各大中小学,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并组织了"学生军",参加了斗争。10岁的陈毅虽然没有参加学生军,但从罢课开始的整个斗争他几乎全部都经历了。他还亲见焚香请愿的群众遭受清军排枪屠杀的惨景。后来,陈毅在《给罗生特的信》中说:"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

家庭的遭际和革命风暴的荡涤,使陈毅对封建王朝的腐朽又有了深一步的感受。当他和胞兄孟熙路过桌台衙门,看见人们在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反叛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上前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

由于时局混乱,这年--1911年秋天,陈毅和孟熙回到乐至乡下的外婆家寄读,上了青海寺的学堂。陈毅格律诗词的基础是这时打下的。青海寺的陈玉堂老师比较同情和支持当时的革命,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毅后来曾赋诗纪念这位老师:"青海设帐启幼蒙,博文约韵坐春风。出国归来先生逝,只忆音容难寻踪"。

1913年初,母亲带着他和孟熙回到了成都。这年,陈毅12岁。家庭的经济已十分困难。华阳县(当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简称华德高)规定每班的前三名学生可以免费。下半年,他和孟熙考进了华德高。陈毅读书刻苦,和孟熙各在自己的班级里每学期都考取了前三名。

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对陈毅的影响颇大。"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文化基幢。陈毅作文课成绩优异。

陈毅在高等小学快毕业时,正是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国称帝和①保路风潮,即保路运动。1911年春,四川等省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将原由民众集资建设的川汉、粤汉两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反袁浪潮高涨之日。"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口号也更响亮地提了出来。陈毅曾反驳一位遗憾四川没有出过皇帝的老师说:"现在是民国了,无须出皇帝??现在要多出几个科学家就好了"。①而这期间,由于陈毅祖母的去世,陈家分了家,经济更趋困难,陈毅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了抄写员,每月只有大洋6元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不得不租种几分菜地贴补家用。国家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结合起来,华德高毕业后,陈毅走上了学工的道路。1915年下半年,他先在成都工业讲习所读了半年,然后于1916年初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校)开始学习染织专业。

但是,这时陈毅"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学工、关注政治和倾心文学成了陈毅发展道路上并行的三个方面。

从1916年初到1917年底,陈毅在甲工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中,反袁反帝制斗争的迅速胜利,使他看到辛亥革命所激起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帝制的意志还是有强大潜力的,但是,紧接而来的却是遍及全国的军阀战争,四川是军阀混战最为惨烈的地区之一。战乱中,陈修和和陈孟熙都差点儿丧命。陈孟熙说,军阀混战"是以后促使仲弘投身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陈毅也曾说:"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引起了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他开始有意识地抨击时事,并带领同学们"闹学潮",在甲工校里成了头角峥嵘的人物。同时,由于他踢得一脚好球,"陈Forward"(足球前锋)成了成都学界有名的"五虎"之一,使他在甲工校外也有了一些名气。这一时期,陈毅"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实业救国??但基本上仍是封建主义思想"。①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恰在这时,吴玉章等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和孟熙都去报考并双双被录取了。1918年3月,陈毅开始就读留法预备学校。

考入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除了寻找出路和出洋镀金的目的之外,许多人的确同时抱着到西方强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宗旨,即如陈毅所说的"转输文明"。预备学校的教师,也几乎全是留法或留比的学生。因此,当时学校里政治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五·四"前夜的中国,救国救民的主张无奇不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关税救国"??陈毅兄弟俩和同学金满城、杨持正、周光伟、夏时烁、陈中凡等也受这些主义、思潮的影响,经常谈论、争论。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对法国革命的初步了解,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陈毅头脑中渐渐明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主导方面。

1919年春,陈毅和孟熙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双双考取官费留学(共30名)的资格。6月1日,他们离开成都,踏上了赴法的征途。这时"五·四"运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在上海了解到"五·四"的精神以后,陈毅的思想就迅速地转到"五·四"新潮流上来了。

恰巧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巴黎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日子。消息传到上海,各界兴奋,万民欢呼,还举行了①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页。

①陈毅:《选择革命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19页。

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陈毅深受鼓舞,也约孟熙、金满城等几个同学积极参加到示威游行和庆祝集会中去。

在上海滞留的一个半月中,除了联系赴法船只和参加一些零星的集会及示威游行,陈毅他们主要是在上海观光和听一些当时的社会名流的讲演。特别是吴稚晖和康白情,一个宣扬"反孔",一个介绍"五·四",都使陈毅的思想发生激烈震荡。

康白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主要给同学讲"五·四"运动情况,"号召我们起来讲科学、争民主、做白话文、白话诗"。他介绍大家读《新青年》,读《华盛顿传》、《孙文传》、《拿破仑传》??于是,陈毅去搜购了大量的《新青年》和伟人传记阅读,很快,反帝反封建和讲科学、争民主在陈毅头脑中溶为一体,变成了他信仰和崇拜的东西。

8月14日,陈毅一行登上"麦浪号"从上海起锚赴法,经过了59天的艰难航行,于10月10日到达法国南部的大城市马赛。对于"五·四"前后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陈毅曾这样总结:"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①大体说来,这是陈毅抛弃封建主义思想和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次动荡。

①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页。

第二节、西方文明的启示

由于"麦浪号"是艘货船,设备很差,而且"船中位次甚劣,饮食尤恶",酷热、晕船,加上沿途又目睹了殖民地人民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惨状,使本来应该是十分愉快的这次旅行变得如同苦行。陈毅在船上患了脚气病,半身浮肿。他是被人背下船的。他和孟熙在马赛华工医院住了两个月后,病愈出院,1919年底,从马赛乘火车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刚到巴黎,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

几天后,由华侨协社安排,陈毅去蒙达尼中学专为勤工俭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不久,蔡和森等也被分配到这里。从这时开始,陈毅与蔡和森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同教室听课,蔡和森与陈孟熙还同一课桌。

由于受"五·四"精神鼓舞,且存法国的自由环境,在蒙达尼,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热烈。势力较大的有由追随李石曾、吴稚晖的同学形成的无政府主义派,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和由蔡和森、李富春等一批湖南籍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派。三大派外,其他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等也都有人信奉。陈毅完全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中。不过,只有蔡和森等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思想,陈毅觉得新鲜强烈,有吸引力。因为陈毅他们虽然在1918年春夏间就已接触过"社会主义",但并未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而蔡和森他们明白宣称中国也应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成都时,陈毅曾了解过那嘲过激派革命"。当时他只知道,那是"过激党和富人作对,搞共产"。

当时他曾说,倘若那是真的,他就支持那场革命。因此,当有钱的学生说,有钱人应该出钱雇人把过激党打垮的时候,他便反驳他们:"有钱也买不到穷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穷人知道过激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们又何必替富人卖命"。

当然,在陈毅心目中,这时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着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明,才知祖国毛病太多",他更"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了。他"到了法国以后,资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①他要认真地学习西方世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习法文上,也劝孟熙不要轻易接受什么"主义"或"思想"。

在蒙达尼补习几个月法文后,陈毅被分配到施奈德公司位于巴黎克里西门外的一个工厂工作。施奈德公司是法国有名的"二百家"大公司之一,这个厂也是大厂,制造汽车、火车头、耕田机、铁甲车等。成都的兵工厂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陈毅以为,进入这样的工厂,一定可以进一步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文明了。谁知一进工厂,他就发现"若用我们在法国社会上的感觉,去推想工厂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误。"②首先给陈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厂内阶级森严"。"法国工厂是工头制。资本家派一个总办,以下有总工头,工程师,监工,小工头,以下便是工人,分如许的阶级,由下至上,与小官见大官一样"。他们不但"常常拿①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7页。

身份来凌辱工人","且工资分配很不平均",这是陈毅"极不满意的"。③陈毅入厂之后分配的恰恰是处于这个森严等级最下层的"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不仅如此,外国工人还比法国本国的工人多受一层歧视。"他们看到黄脸人,以为你是愚蠢与黑人一样。他们的对待,令人更难当了"。象陈毅这样的外国勤工俭学生,由于"能力不强,技艺不熟,语言不通",当然就更"大吃其亏"。这在陈毅是思想准备不足的。他把西方世界看作理想的"天国",以为到处都会有巴黎街市上看到的那种自由平等的"车揖马下"之风。这料想不到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他。从工厂内的生活,他得出结论:"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①其次,是法国普通工人"差吾国贫人不远"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货物销路一旦低落,就把工人"大批取缔"而出。在厂的工人,如是靠一人养活的几口之家,生活已经困难。一旦被解雇,生活就更毫无依靠了。"常见工人被辞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再有,就是陈毅感觉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那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陈毅和法国工人相处得稍为熟悉一些之后,法国工人就教给他种种磨洋工的办法,以发泄对资本家的不满。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人们就举行罢工。陈毅入厂不久就碰到过罢工。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陈毅还带领同厂的几个留法同学和孟熙一起参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一次陈毅工伤休息,同厂的许多工人来看望他。他们对厂方只准陈毅"休息三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大为不满,公开"骂资本家没良心"。更使陈毅惊奇的是,法国工人对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名字都很熟悉。陈毅十分具体地感到,工人和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只是由于"资本家有政府为后援",有"兵大爷"们撑腰,"很不容易至于失败"罢了。陈毅认识到:"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

在这个"罪恶的渊薮"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也象梦幻般地破灭。他原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就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用自己的"两手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可是,一天12法郎的工资,除可糊口外,要想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目的已经困难;做工、自理生活,时间很紧,"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的了"。

蔡和森鼓吹的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陈毅面前明亮起来。蔡和森介绍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使他感到豁然开朗。陈毅曾说:"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这是陈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也是他在后来写的《选择革命和道路》中提到的"思想上第二次大震动"。从此,陈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初步研究。

③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1921年6月14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47页。

①陈毅:《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1921年7月10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54页。

入厂3个月后,陈毅被提升为技术工,工资也从每日12法郎增加到了18法郎,开始有了积蓄。这时,陈毅的思想进程发生了曲折。原因是,有了积蓄就有可能在法国读书,将来上正规大学,以"求最后的胜利","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太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走"文艺救国"的道路。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是没有变的。

他只是不想直接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而是想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在这段时间中,他读了大量的法国及西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的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提高了一大步。不过,这种游离的时间也不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这种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这现实,就是法国战后的经济萧条和中国国内的旧势力给勤工俭学带来的重重障碍。法国战后的经济困难,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了。而外籍工人首先成为这种转嫁对象。陈毅的好友周光炜被从勒哈佛尔解雇回巴黎了。

提升为技术工不久的陈毅和孟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有些同学已要求国内寄钱,而国内的景况又是十分糟糕。陈家更甚。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已使陈家趋于赤贫,以致连妹妹世芳的婚事都无法料理。两兄弟只得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寄给家里。依靠积蓄上大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四川同学安子初在紧张的劳动中喝了化工厂的自来水中毒身亡的重大变故。

陈毅深切地感到了"国内旧社会"和"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的痛苦,也进一步看到了自己无法与之分离的整个勤工俭学的艰难前途。这推动着陈毅,使他又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靠紧起来。1920年冬,他参加了张昆弟、李富春、李维汉、颜昌颐他们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以后的旅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组织,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该社宗旨。①但是工学世界社还只是群众组织,当时公开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争取勤工俭学生的出路。陈毅所走上的,是热心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道路。

这时,被解雇的同学不断增多,在候工的同学当然更难安排,法国政府对仍在工厂做工的同学也不能做出明确保证,随时有解雇的可能,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经费拮据,无法接济同学们上学。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到法国走了一趟也未能解决问题。同是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吴稚晖已在国内宣传勤工俭学生们"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扬言要将他们"遣送回国"。同学们既气愤,又着急,准备通过北洋政府的驻法公使馆一总解决。

作为日收入18法郎的技术工,而且在工厂里与工程师逐渐亲近不会有被解雇之虞的陈毅,处境远比其他同学为好。但是他既已跳出独立地寻找救国道路的圈子,就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冒着被解雇的危险积极投入了为同学们求生存和出路的斗争。他很快成为四川学生的代表。

在学生代表们的坚持斗争下,驻法公使陈箓为解决同学们的问题当着学生代表的面给国内拟发了电报。但是,不久后北洋政府回电说: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公使馆办理"。

这使同学们大失所望。1921年2月28日,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的500①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8页。

多名勤工俭学生,在陈毅等11名代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国驻法公使馆,与陈箓展开了针锋相对、紧张激烈的面对面斗争。

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著名的"二·二八"运动。陈毅由于旷工参加了这场斗争,被厂方解雇了。

"二·二八"运动得到了在法华工的支持,赢得了法国人民和舆论的重视,也引起了法、中两国政府的关注。从法国自身利益着想,法国政府对接纳中国的这批勤工俭学生曾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由于经济困难和中国国内的原因把学生推入绝境,和他们的初衷是不符的。在法国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下,通过与中国方面协商,于5月14日成立了"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由法国有关部门拨出一些款项进行维持。同时,尽量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生做工或就学。陈毅也被安排到圣·日耳曼中学继续读书。但是他知道,所谓"监护",就是为了把勤工俭学纳入中、法官方所需要的轨道。"维持费"要一周一周地领就是明证。中、法两国政府是不会花钱培养反对自己的人材的。

勤工俭学生们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6月的一天,陈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儿了解到一个惊人的秘密借款消息: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来法,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50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政府商借3亿法郎巨款。

与此同时,在雷诺工厂做工的周恩来也从报纸上判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买卖。这种卖国行径决不能允许。周恩来、陈毅立即分头把消息透露给了在法同学,并很快通知旅法各华侨社团以及"工学世界社"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召开了有旅法各界代表参加的"拒款大会"。

陈毅在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不但团结和争取官费生和自费生一起参加斗争,还深入华工区进行演说和组织。

巴黎的拒款斗争,很快影响到国内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工人、学生、知识界、工商界都支持中国留法学生的这场爱国运动,并迅速掀起反借款斗争。法国的正义舆论也同情中国学生的斗争。其他列强由于争夺侵华利益,得知中国向法国借款消息后也纷纷责难。中、法两国政府只好暂时把这项肮脏交易隐匿下来。

但是,7月下旬,同学们突然得知借款密约已经签订,而且将借款数额从3亿增加到了5亿。8月13日,规模宏大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由周恩来、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王若飞等主持。会上,愤怒的与会代表控诉了卖国政府的这一罪行,痛打了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代表陈箓出席会议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迫使他代表陈箓"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五万万法郎的大借款",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拒款斗争中,除了许多领导和组织工作外,陈毅似乎是同学中唯一能写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得他天天不得闲。他把这些宣言、通讯以油印的方式向旅法华侨各界和法国上层人士及各报馆广为散发。拒款斗争后,陈毅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影响也更大了。

拒款斗争激怒了中、法两国政府。"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陈毅起草的《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中记载了这一史实。)恰在此时,又传来了一个更令同学们吃惊而愤怒的消息: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即将开学,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将被拒之门外,吴稚晖等在国内已另外招收了一批学生,并发了一个专门为了限制勤工俭学生入校的《通告》,说入学者必须有"财力"保证,有"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

里昂中法大学,"在历史上,是因??勤工俭学生而后有"。法国政府效美国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大学的先河,在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批批涌入法国而法国政府事实上不能给予妥善安排之后,遂与中国政府决定也用"庚子赔款"创办这所学校。勤工俭学的几位主要倡导者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都从未讳言过创办里大是因为"已有千余学生来法之故"。

井曾"主张将勤工俭学机关,并入里昂大学筹备处"。可是,曾几何时,为勤工俭学生创办的里大,突然间要对勤工俭学生关门了。

陈毅等人敏锐地看到,勤工俭学生们之所以被抛弃的原因,是不久前掀起的拒款运动。"陈箓对于各界人士无可如何,专归咎于勤工俭学生",并借此给学生们戴上"过激党"的帽子。陈毅等大声疾呼:"正当的争攘,不是恶德"!他和蔡和森、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等发起在巴黎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决定发动斗争,争回里大。

情势变化很快。各地代表抵达巴黎成立联合委员会,得悉吴稚晖率一批国内新招的学生将于9月21日抵法,里昂中法大学也将于是日开学;而驻法公使馆对于勤工俭学生们的要求,迟至此时还毫无准备协商的态度。为了与有关当局进行有力谈判,9月20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隆郅等率领已汇集于巴黎的各地代表100余人组成了"先发队",开赴里昂,占据了里大校园。这完全是在中、法当局的迫害下,"前途茫茫,危急万状,势不得不挺而走险""以求一总解决"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之行动"。学生的原意也无非是借此以作为条件与有关当局谈判。因此,"20日到里昂后,共100同学暂在里大屋后一坪内等候,无所要求,亦无以扰乱,并向里大办事人已申明来意"。①但是,在中国驻法公使馆,中法里昂大学当局和法国政府方面看来,这已经成为他们进行镇压的口实。他们三方勾结,先由"里昂官厅派来警兵10余人",将他们"看守、限制出入",并以欺骗手段收走了"先发队"全体成员的居住证。随于"第二日下午,忽派来武装警察一大队",把他们全部拘捕,押上囚车,送到里昂市郊一个废旧的军营关押。

陈毅等在《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中,还记载着:"至10月??13日上午,里昂官厅来营报告,说中国政府来电,无法解决你们,决计送你们回国。今晚11时动身赴马赛,明天由马赛起程回国,不准要求,不准反抗,命到必行"。同学们被武装军警偷偷押到马赛,强行送上"波儿特加"号邮船,10月14日被遣送出境,"一直押送到上海"。

从9月初"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与勤工俭学脱离关系到10月14日被押回国的将近一个半月中,陈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做了大量工作。

他代表勤工俭学生起草宣言、通告,撰写报刊文章和宣传传单,担负起了制造舆论的主要任务,同时四出奔走、写信,向旅法侨团和国内各界呼吁募捐,以解决同学们的生活问题。被关押以后,他积极与各方联络、谈判,组织同学们进行斗争。10月10日所进行的被称为"三十节"(民国十年十月十日)的绝食斗争,使中、法当局大为惊恐,并赢得法国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①陈毅:《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69页。

支持。

第三节、入团入党

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学生干事会",由蔡和森、李隆郅、陈毅等负责,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为了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也怕引起反动当局的过分注意,当时已经很红了的蔡和森、李隆郅在香港先期下船,这样,1921年11月23日陈毅一行回到上海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了陈毅肩上。

被押送回国的学生,由马赛动身时,事前既无准备,行李不及带来,无衣服更换,无书籍用具,身上又无一文钱。陈毅不但必须向国内父老说明此次归国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奔走解决同学们的食宿医疗诸问题。从11月23 H至12月12日的20天中,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文告,座谈讲演,四处奔走,各方联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为留法的一些同学争取到了部分经费(如宁波同乡会就先汇2万法郎资助在法的10名宁波籍学生),为被押送回国的同学争取到了一些食宿费、路费和转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条件。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商量后,选派了各地的代表分头回到各省去寻求解决办法。他自己则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

临行,蔡和森找到陈毅,蔡和森是在香港下船后又潜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已近半年。蔡和森回国后,马上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了解陈毅。他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

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中说道:"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遥"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夙愿。这样的作家,信仰共产主义,可以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只是不想受组织的约束;而是想以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而且,他感到肩上还担负着没有完成的一个神圣使命,为勤工俭学同学奔走。他答应给党发行书刊。而后,于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的代表,他回到了重庆。

和陈毅同行的有另两位代表黎纯一、喻正衡以及周钦岳等一部分同学。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四川的军政巨头更迭频繁。这时,总节四川军政事务的头儿是大军阀刘湘。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都住在重庆。陈毅等到达重庆后,立即设法面见了刘湘和杨森,陈述了一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川籍学生的学习和经费问题。

大出陈毅等意料,刘湘、杨森都表现得热情积极,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为他们谋一根本解决办法。他们告诉陈毅等人,归国同学在上海发的各种函电、通启、宣言等,川省均已收到。他们已责令各县筹款接济,并已致电驻法公使勿再迫令川生归国。他们并决定从路款(即曾引起过"保路风潮"的那笔铁路款项)中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

然而,只闻雷鸣,并无而下。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毅等并没有得到一点具体结果。原来,刘湘等既想出面解决以博令名,又不愿自己出钱,而且,当时刘、杨的势力实际只控制川东一隅,统治不稳。因此,与掌握路款的代表推来推去,延宕不决。其间,却由杨森出面聘请陈毅等到他们军队当"秘书"。陈毅断然谢绝。

陈毅还想继续争取,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长兼总司令。为了寻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陈毅在重庆奔波将近半年之后,赶到成都。

成都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只见过刘成勋一面,毫无结果。黎纯一等怅然别去,最后只剩下陈毅一个。希望破碎了。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好在这时他已开始为中共发行刊物,就是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的刊物《向导周报》。上海别后,他一直和蔡和森保持联系。他把回川后的情形及时写信告诉他,他则把该发行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小册子寄给陈毅。学习了这些东西,十月革命道路之应用于中国,在陈毅的心中更加明确起来。

1922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陈毅留法的两年中,陈家更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已经冻饿而死。大伯、四叔、么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里,租种10来亩田为生。陈家已完全沦为赤贫。

陈家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而今,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却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

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回乐至后都询问过许多地方。但是,"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他在家乡到处受到歧视,使他感到周围有一股窒人的可怖的力量--封建的愚昧的社会心理,最难改变的旧势力。这时,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了。

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中国,陈毅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加入组织的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

1922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①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大不一样。除夕之夜,陈毅给陈家祠堂写了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披是:春待来年。

1923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应聘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

去年1月回川以后,陈毅一直给《新蜀报》写稿。《新蜀报》为了标榜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许在报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损害军阀根本利益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陈毅回川后在为勤工俭学生奔走中写的许多富有现实感的文章,也被刊用了。这些文章的见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担任主笔,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①陈毅:《选择革命和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7页。按:陈毅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心情很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重庆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许许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可也因为这样,很快引起了当权者的忌恨。当时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据有重庆。在一次宴会上,杨森的秘书长公开对陈毅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陈毅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劝告"。陈毅自己曾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陈毅继续抨击四川军阀的种种弊政。不久,更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一篇据别人回忆题目为《论民众武装》的猛烈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杨森,"被礼送出川"。

在《新蜀报》工作期间,陈毅结识了共产党员肖楚女,虽然他们在组织上没有联系,但在为共产党的共同事业奋斗中成了知交。临走时,陈毅推荐肖楚女接替了自己在《新蜀报》的职位,为共产党保持了一个宣传阵地。

这是1923年10月的事。陈孟熙和金满城多次来信,介绍北京中法大学的情况。陈毅于是决定先去北京入学,再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乃经武汉转道到北京进入了设于西山碧云寺的中法大学。

入学后不久,1923年11月,经过中共北方区委的考察,由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第四节、"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陈毅转党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孙中山在多次挫折和失败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于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确定了革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组。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入党不久,经上级组织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西部区18个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这时最大量的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些工作中。他每月召集一次党的会议,把北方区党委和北京西部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并对共产党在学校内工作和附近农村的工作认真地进行汇报、总结。他整天奔波忙碌,朝气蓬勃,正如中法大学的校长李书华以后说的:"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是在搞革命"。

为了反对校政的腐败,由陈毅等7人署名上书校方要求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并因此陈毅等7人被校方开除学籍,又由此而引起了长时间的罢课斗争。作为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陈毅忙得废寝忘食。斗争的结果,虽然宋春舫没有被撤换,但学校的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陈毅等被开除学籍一事也不了了之。

陈毅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哥哥孟熙,老同学金满城,还有在北京新认识的同学李嵩高,都喜欢文学。这样,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他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

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李嵩高等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

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也是陈毅"只好卖稿子"的重要原因。

作为中法大学的学生代表,陈毅还参加了北京市学联的工作,参加领导北京各校的斗争。当时,中法大学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中是最不成规模的,人数既少,组织也松散,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宿舍和伙食单位都没有(同学们只好经常吃小饭馆)。但是,每次示威游行,中法大学的学生却表现得很有力量。有一次学生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陈毅率领中法大学的队伍迎险而上,使游行队伍得以突破警戒线。据当时北京八校之一的北京农大学生,共青团北京西部委书记乐天宇1980年3月回忆,陈毅在各校学生积极分子中很有威信。每当类似这样的时刻,同学们总是喊:去找陈毅!去找陈毅!

"1925年,我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党批准我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三个代表:李大钊、张国焘和我。我同时还担任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①从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于北苑召集军政会议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到这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北上,抵达北京后,北方国共合作出现了较好的局面。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北方区委),由李大钊负责。而李大刽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设于翠花胡同8号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简称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受中共北方区委的影响,其中的领导骨干和工作人员多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分子。陈毅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重新被拥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的段祺瑞对孙中山毫无诚意。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派和右派迅速分化,7月23日,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主角之一的戴季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对孙中山的逝世,陈毅是悲痛万分的。他写诗赞颂孙中山是"光明的战士"、"民族的母亲"、"吾族空前的英雄",带领同学们参加护灵守灵。

对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陈毅当然义愤填膺。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包括对冯玉祥以及对国民党内的力量变化,他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人主张依靠冯玉祥",他"认为到时候冯是会有变化的"。有人盲目地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他"认为那些左派已经腐朽,应该创造真正的左派"。在斗争实践中,陈毅还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革命主力军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宰割"的"工人和农人"。他在《谁是救国的主力军》①一文中,生动而慧眼灿然他说:"我们和他们谈什么国魂、民族的遗产,他们虽然不懂,即对于我们痛苦流涕的宣讲,他们也诧异莫名其妙。但我们与他们说:'现在米价一天贵一天,而且是永远贵下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我们凭这一点也要起来自救!你们试看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谁个不阔绰,坐汽车、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而我们同胞则面黄肌瘦,无可为生。这便是外国强盗抢了我们。中国的军阀与强盗勾结,来抢我们。现在强盗抢了我们,公然在上海、汉口、沙面、安东杀起我们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归路不是饿死,便是被杀而死。

与其死,不如起来反抗!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这个意思至少使他们惊心动魄。"因此,陈毅大声疾呼:"工人农人们,才是我们救国的主力军,有智识的爱国之士,与其在都市上出特刊开大会,不如放身归田,或者投身工厂,去从事组织工农,这才是我们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办法"。陈毅的这一思考,在当时国共合作中和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很有见解的。不难看出,这正是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反击。这说明陈毅对于党的路线已有一定的认识。他已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日益猖狂。8月20日,刺杀了廖仲恺。随后,以反共著称的林森、邹鲁、戴季陶、谢持等在北京举行了"西山会议",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与广东中央党部对抗。在北京,他们也片面决定开除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分裂国民党的北方领导机构,在汉花园1号,另立国民党北京①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①北京《京报》1925年7月28日副刊《民众周刊》第30号。

市党部,与翠花胡同8号原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唱对台戏。接着,他们就在北京等地雇用流氓、暴徒冒充"共产党"放火烧房并用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是"要在北京建立工农政府"等论调挑拨国民军与工农革命群众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巩固内部、反击国民党右派,继续维护和加强整个统一战线成了当务之急。

这时,正是酝酿产生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大")代表的紧张阶段。陈毅一面时刻提防流氓暴徒的捣乱、汉花园1号的破坏,一面又忙于筹备大会,工作繁重。这年夏秋间的一天,选举国民党"二大"代表的会议,终于在陈毅等的努力下,如期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

能否推选好代表开好"二大",是关系着能否继续沿着孙中山生前制订的路线前进的大事。但是,以李璜为首的一小撮右派分子竟然为反对李大钊等入选而大闹会常陈毅当机立断,带领几名身强力壮的同学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把右派的气焰压了下去。大会继续进行,选举了于右任、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党员为代表。

年底,陈毅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服尔德学院)。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二大"取得了成功,全国革命形势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异常惊恐。他们急忙策动"反赤运动"。

英国银行家首先拿出了60万镑巨款,作为在东方宣传反共、反赤、反民族主义的费用。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派出军舰驶入大沽口,帮助反动军阀张作霖进攻天津,开始了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同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设立了专门为了"防赤化"用的5000万元借款。1926年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相互勾结,对革命摆出了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在陈毅的积极参与下,北京特别市党部准备组织一次对反革命势力的有力反击。在3月13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①陈毅痛斥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罪行,提醒人们警惕段祺瑞"反共"、"反赤"的阴谋,"试看段执政将如何动作!"

3月14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了日军炮击大沽口的暴行。3月16日,英、美、法、日、意、西、荷、比8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谍,蛮横要求国民军在44小时内拆除天津至大沽口之间的防御工事。中共北方区委得悉,一方面立即把这蛮横无理的"最后通谍"迅速传播出去,以引起各界各阶层群众的反响,一方面连夜开会,准备于3月18日通谍期限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国民大会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8国的最后通谍。为了筹备这次大会,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专门召集了各界代表的紧急会议,确定了这次大会的名称和主席团成员废会议程序,并决定把到会代表分为两组,到外交部和国务院交涉,"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陈毅被推举为4位"赴国务院发言代表"之一。②3月17日下午4时,赴国务院交涉的67位代表到了铁狮子胡同国务院门口。这是一场艰巨的流血谈判。一到国务院门口就与如狼似虎的卫兵发生了冲突,经过再三交涉,陈毅等4位发言代表才得准进门。但段祺瑞执政和①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原为3月12日,这次会议因故推至第二天即3月13日举行。

②《党声》第三期《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修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赴国务院发言代表4人为:陈毅、陈月新、王布仁、辛焕文。

贾德耀总理都避而不见。从下午4时相持到深夜11时,经陈毅等坚决斗争,国务院才不得不派出其秘书长邓汉祥以外交负责人身份接见陈毅等人。在相持的7个小时中,段祺瑞的卫队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致使候在门外的代表们被迫撤走,但陈毅等毫不畏惧,毫不退缩。4位发言代表严正要求邓汉祥并转告段、贾:必须严惩行凶卫队,必须断然驳回8国的无理通谍,必须容纳人民的意见,与全国民众站在一起,不要自绝于人民。陈毅警告段祺瑞的秘书长现在已经是民国,反对人民的人如清朝皇帝、袁世凯都垮了台,段祺瑞也不一定保得祝待邓汉祥唯唯表示后,陈毅等才离开国务院。第二天,3月18日,上午10时,如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万余人的北京反对八国通谍大会,李大钊、徐谦、顾孟余、于右任等13人组成了主席团。徐谦报告了大会宗旨后,顾孟余报告了昨天国务院门前的流血事件。最后大会通过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电》和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决定,进行了示威游行。作为游行带队人之一,陈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群情愤激,大家高喊着口号。下午1时半,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口。谁知段祺瑞早有阴谋准备。上午9时北京警备司令部表示过要"保护"这次和平示威和请愿运动,这时段祺瑞用以迎接手无寸铁的群众的却是军警们的排枪子弹。血案立即发生。在军警们的子弹、刺刀、棍棒有预谋的袭击下,游行群众纷纷伤亡倒地。3月18日,正如鲁迅所形容的,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陈毅"被人群挤在两挺机关枪之间,幸未负伤"。但是,"游行队伍被打散"了。正义的轰轰烈烈的行动,被反动派的屠刀镇压了下去。陈毅又经历了一次反动武装的血的洗礼。陈毅在1955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还回忆道:"当时我在铁狮子胡同作人民代表,与安体成、邓文辉、路友于四人站最前线打冲锋。四人当时未被难。安等三人殉难于1927年李守常案,我则幸存至今。痛念故友,不禁凄然。"

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立

即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李大钊等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的严令"通缉"。"北方区委有人估计为反动时期的到来,革命退潮开始,主张撤退机关,转入地下,不敢组织示威反击"。陈毅的主张则"相反,认为革命仍在高涨,应乘势暴露段祺瑞的罪恶"。当晚,他们在北大一院召开了有北京市200余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组织了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痛斥段政府的倒行逆施。第二天,陈毅担任主席,主持召开了北京特别市党部紧急会议,《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事录》(1929年3月19日)载: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派代表分赴上海、广东、长沙、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宣传惨案真相,唤醒民众一致反段,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接着,陈毅又四处奔走,和舆论各界联系,公开揭露段政府罪行,并组织追悼会,慰问死难者家属和受伤群众。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全力领导着惨案的善后工作和大部分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公开工作。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陈毅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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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为创建党的武装而奋斗 | 陈毅传 | 共和国人物

《陈毅传》02章 为创建党的武装而奋斗


第一节、川军兵运

"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等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陈毅不断躲开军警和暗探的监视向李大钊汇报情况。和某些人的悲观论点相反,陈毅他们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主要的潮头乃是南方国共联合的武装的国民革命运动。果然,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出师北伐,政局出现了新的分化。一天,陈毅向李大钊汇报:他遇到了留法同学喻正衡。喻现为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此次以杨森的全权代表的资格,来北京试探风向,进行联络。原来杨森见到革命高涨,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人"促请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当即指示陈毅深入了解,建立联系。不久,李大钊便正式布置陈毅回四川做兵运工作。1926年8月,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分别致杨森的亲笔信,在喻正衡陪同下乘火车南下。他们经过尚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军事统治之下的武汉,换乘轮船入川。杨森当时还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近日还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拾省长"。

陈毅到万县望见满街"庆祝荣任"的红绿标语,对杨森的投机性印象鲜明。

8月25日,杨森以客礼在其司令部接待陈毅。杨森看过李大钊、李石曾的手札,首先向陈毅说明他参加国民革命的意向,表明他是开明派。甚至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发兵10万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对于陈毅,他4年之前即已谨致拜请之意,此次又承李公介绍,他欢迎陈毅到他军中参赞军务,可以代表他到各部队走动,自由出入于军部各处以及杨森的私宅。他愿随时听取陈毅的"高见"。陈毅暗自承认杨森安排甚妥:既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表示尊重,又不正式任职得罪北洋。杨森可以视时局顺逆而伸缩;陈毅也有接触部队接近杨森的相对自由。陈毅当即表示接受,并借介绍北京及武汉等地情况向杨森说明了吴佩孚不得人心,必难持久的形势。杨森相当坦率地说明他自己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实难立即背弃;一旦北伐局势明朗,自会及时抉择。

第二天,杨森又邀见陈毅,并介绍"'第三国际'派来联系的代表"与陈毅相见。这位"代表"叫朱玉阶,四川仪陇人,原是川中名将,与杨森旧交颇深,此次方从德国、苏俄回来。陈毅见这位老军人气度敦厚,胸怀坦荡,晤谈甚为欢洽。不料后来万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知陈毅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万县分公司会见一位党内同志,迎见他的正是这位朱玉阶--朱德。他并非杨森所说的"第三国际代表"。

就在此时,杨森部队面临严重的考验。

8月29日,英商大古公司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的木船三艘,杨部官兵和船民58人淹死,银元8.5万枚、步枪50余支也沉入江底。英国轮船依仗帝国主义所攫取的中国内河航行权,在川江上无数次撞沉浪沉中国船只,杨部人员也多次受欺。此次事态特别严重,杨部上下震怒,杨森也感到奇耻大辱。

陈毅向杨森分析: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是杨部官兵及四川人民的强烈愿望,因而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加强杨森的军中威望和政治影响。杨森对此深表同意。陈毅提出:第一,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第二,发动工农兵学商各界奋起御侮;第三,扣留肇事船只。朱德完全支持陈毅的意见。

朱德远虑深谋,特别强调在与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充分准备英方动用武力。

杨森下了决心:一面指示驻重庆交涉员向重庆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和惩凶、赔偿要求;一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命行动。

8月30日,英商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予以扣留。

英方拒绝赔偿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英方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吴佩孚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同时以武力威胁,并发出通谍:限杨森于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

杨森连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朱德、陈毅一再陈明反帝大义,巩固杨森的决心。陈毅先后主持了反英暴行筹备会及声势浩大的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大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揭露英帝暴行。

9月5日,英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强行靠帮跳舷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劫船受挫,竟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并使用燃烧弹。

杨森乃令沿江炮兵向英舰还击。朱德先同杨森一起协助指挥,后又到黄桷树炮兵阵地督战。陈毅奔走在指挥部与火线之间,传达战况,激励士气。

英舰炮火击中万县法国教堂的钟楼,陈毅登上泊于江边的法舰都大号,用法语向法国海军揭露英舰滥轰和平居民和法国教堂的罪行。

在众炮轰击下,英舰先后负伤,拖着浓烟逃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长江上向英舰作战而迫使其逃遁的壮举!

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造成了著名的"万县惨案"。

然而万县炮战的胜利意义重大。朱德、陈毅在9月6日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组成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并通电全国,使反帝高潮又增新浪。

但是杨森在吴佩孚越来越严厉的威压之下逐步降低了抗英的调门,这场斗争以虎头蛇尾告终。

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向杨森告急,杨森竟公然发兵"援鄂",以牵制北伐军。

杨森部的工作已难以为继,朱德东去武汉。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即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关系,被派往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在达县的一个多月中,陈毅除了对田部官兵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外,还在学生界开展工作。当时的进步学生领袖之一张爱萍在1980年4月回忆:因为国家主义派学生从反动部队搞到了一些枪支,张爱萍他们曾要求陈毅也配备一些枪械给他们,以便对抗。陈毅没有同意。陈毅布置在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孤立和分化少数顽固分子,把尽可能多的青年学生争取过来。

11月,陈毅被重庆地委调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在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上陈毅得知重庆地委已在策划发动顺庆(南充)、沪州的驻军举行顺沪起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陈毅也就在此时认识了刘伯承,得知他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四川从事军事运动的,并由中国国民党执监联席会议委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之职到四川负责军事工作,顺沪起义将由他任总指挥。陈毅对这样的武装起义当然热心。因为起义目标虽然在根本上还只是配合北伐,起义的部队也都是缺乏共产党的工作基础的旧军队,但毕竟这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正规部队武装起义,而且是第一次。如果起义成功,掌握并逐步改造好这样一支武装,和在杨森部队做工作大不相同。在杨森部队因为有枪有炮,就能击退英舰,但部队是人家的,结果还是有始无终。一旦有了一支自己掌握的部队,革命作用就大了。

陈毅积极了解情况,参与意见,和刘伯承的交往日多。据陈毅回忆:他们曾研究在起义发动后把分驻于沪州、合川、顺庆等地的8个旅北移顺庆,创建革命根据地,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沪州、顺庆驻军于12月初提前发难。但驻沪州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3个旅贪恋膏腴之地沪州的大量税收,不愿向顺庆转移。据沪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吴孟辉1980年4月谈,陈毅曾到沪州,在万吹楼分别找各旅领导人进行劝说,未奏效。

在中共重庆地委的会议上,合川共产党的负责人请求派人到驻合川的川军二十八军第三师做改造的工作。合川扼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之口,为沪州到顺庆的必经之地,在地理上对起义有枢纽作用。陈毅乃向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安提出愿去三师工作。刘愿安原来的公开身份就是合川三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调离不久,深知合川地理和驻军的重要性,表示赞同。

合川三师师长陈书农,兼该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是陈书农的叔父。陈梦云已于两年前和陈毅好友胡兰畦结婚,深知陈毅的胆识才华。陈毅与合川三师驻渝办事处联系,有刘愿安介绍,又有陈梦云的推重,很快被陈书农任命为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12月25日陈毅到合川时,陈梦云及宣传科新任科长范英士等到码头欢迎。陈书农当晚设宴接风。陈书农此后对陈毅的工作始终支持。在陈毅的影响下,陈书农多次表示既已接受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定顺应潮流,沪州的部队着北移顺庆路过合川,他保证不加拦阻,严守中立。30年后的1956年,解放前夕去香港的陈书农表示愿意回内地参加建设。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赞同。陈书农抵沪,陈毅在锦江饭店宴请他一家,并说:"以前我到合川,你请我吃饭。今天我们也请你吃饭。这不止是我个人的意思,我是代表周恩来总理请你吃饭的。"

1927年元旦刚过,陈毅在政治部部务会上提出了改进政治部石印刊物《武力与民众》的建议,立即受陈梦云和该刊主编范英士支持。该刊由不定期改为周刊。陈毅积极写稿。该刊在合川军民中有力地宣传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运动。陈毅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到三师所属各旅和军事教育团,宣传三大政策,并发展中共秘密党员。

身为组织科长的陈毅有责有权开展工会工作和学生工作,他迅速团结了一批工运骨干和学运骨干。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各界民众1000余人在城内瑞山公园举行纪念大会。陈毅组织并主持了这次大会,还作了很富鼓动性的演说。

1927年3月,国民革命的形势发生明显逆转,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新军阀气息越来越为政治嗅觉灵敏的旧军阀们所察觉。各地的军阀,包括四川的杨森、刘湘等在内,和蒋介石勾结起来了。

3月24日,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下关,对蒋介石示威,造成和平居民死伤2000余人的大惨案。蒋介石妥协求和。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英、美暴行的群众斗争。重庆人民也在打枪坝召开抗议大会。当时已占领重庆的刘湘接奉蒋介石的旨意要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此时便集中军警,预先埋伏,突然开火,制造了死伤近千人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随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

陈毅在合川的活动当然早已为反动分子所注意。此时,师长陈书农正在成都邓锡侯那里开会,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毒的旅长王学姜代理师长。王学姜忽然亲自邀约,要宴请陈毅,以示团结。陈毅考虑,非但不能赴宴,合川也不宜再留,决心紧急撤离。

陈梦云、范英士关心陈毅的安全,决定二人一同护送陈毅直到重庆。在当时的严酷形势下,和陈毅这样的人一同出走,干系不小,情谊殊深。范英士在1980年4月说:后来查明,王学姜确实准备于宴请时下毒手。而陈梦云和范英士也没有再回三师工作。

为了减小目标,他们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分手,陈毅只身去重庆找新任旅长的郭勋祺。

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陈毅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吃惊不校此时的重庆全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尽被破坏。到处是搜捕、枪杀;一部分人自首叛变。车站、码头全部戒严,向东往武汉去的船只检查尤其严格。郭勋祺把陈毅留在自己司令部掩护了几天,随即亲自布置陪送陈毅前往码头,送上去武汉的江轮。

第二节、武汉军校

陈毅来到武汉,暂住武昌蛇山脚下的小旅馆里。和重庆相比,武汉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标语、旗帜、横幅的革命的世界。但是标语的内容急遽地变化着,一夜之间,到处是声讨新军阀蒋介石的怒吼。"四·一二"事变发生了!

接着又是李大钊在北京遇害的噩耗!

革命的怒潮和革命的危机交织。

陈毅急于找党,急于投入斗争。

可是他既无介绍信,又无介绍人,到处碰壁。终于他在街上遇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颜昌颐。颜昌颐是"四·一二"事变后从上海撤到武汉来的,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5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分配陈毅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委书记。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此时,国民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不肯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政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据聂荣臻1980年9月说: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公开身份要利于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军校共产党的组织

是不公开的,但是健全,每个大队和队都有党、团的支部和小组。专职的党委书记陈毅到任后,即到各大队各支部了解情况,秘密开展工作。当时政局动荡,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不久夏斗寅叛乱,武汉吃紧,军校奉命改编为独立师开赴前线和叶挺部队一起平定了叛乱。接着,汪精卫撕下伪装,于7月15日宣布"分共",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城乡。在这些剧变中,军校大多数教职员工和学生都紧紧地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无论在公开论战中或在战场上,都敢于和新老军阀及国民党右派斗争。在平叛作战时,陈毅在党内作了有力的动员,保障了作战部队的高昂士气;还布置了对一些考验合格的发展对象举行火线入党。当时在军校工作的徐向前、郭化若都记得陈毅在党内工作很活跃。

工作活跃,言行之中不免会流露出不象个准尉文书之处。当时施存统的秘书,后来曾为蒋介石代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就对陈毅说过:"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施存统告诉陈毅,政治部组织科长叶镛是国民党员,专门监视共产党人。叶镛找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来当文书呢?你一定是C、P(共产党)。"并表示了革命的愿望。陈毅见他诚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对他做工作。后来,通过组织发展叶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陈毅的工作多了一层保护和支助。叶镛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师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陈毅的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于1925年在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弟弟陈季让刚考入武汉军校第六期,都在武汉,兄弟们经常聚会。他们政治见解各不相同,经常争论,但感情却很亲密。

陈毅的几位朋友也在武汉。胡兰畦在军校女生队学习。胡兰畦的丈夫陈梦云和范英士后来也到了武汉。他们也常见面,议论政局,观点也不相同,但都忧国忧民。

汪精卫不想保留革命的军校。女生队被解散,胡兰畦只好回到丈夫身边。

政治队提前毕业,陈孟熙得到吴玉章的同意到四川军阀刘存厚部工作。陈修和决心去上海搞造船工业。

陈毅在7月份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军校人员应变。军校最后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当时恽代英已东去九江;施存统也离开了军校。陈毅领导各支部,把有的学员调去叶挺担任副师长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即原叶挺独立团),让有的学员回乡各找革命之路,大多数党团员隐蔽下来。

他自己一度隐蔽在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继续负责教导团的党的工作。①当郭化若身份暴露奉命调出时,陈毅转移到党的基础较好的特务连隐蔽,任该连准尉文书,继续和各营连党组织秘密联系。

8月1日,即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他们纵谈时局、各叙襟怀。陈毅的话至今尚为胡兰畦和范英士所牢记。陈毅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①据原总参军训部顾问刘祖靖1982年回忆:当时有人称陈毅为"总支书记"。

第三节、"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8月2日,教导团2000多人分乘一艘大客轮和多艘小火轮,以及它们所拖引的数十条大小木船,离开武昌顺流东下。

当时教导团的团长是侯连瀛、副团长是杨树松,参谋长是季方。侯、杨虽是共产党员,却并没有组成党委,后来他们都转入了国民党,因而在当时这个团显然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陈毅虽是中共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但是没有兵权,和上级党组织也缺乏可靠的联系。陈毅只听说了党对教导团这次"东征"的大致意向:趁东行之便,开到江西九江、南昌一带,尽量保存革命骨干,相机参加武装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的消息,在出发前全不知晓。船队抵黄石,被何键部队强行扣留,经交涉并由何键部队打电报请示驻九江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才干次日放行。这时才听到传闻说南昌方面出了事。

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回忆:8月4日船到九江。江岸已武装戒严。第二方面军的人乘数艘小艇向分散在江面上的各船官兵传达张发奎的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

此时部队分散在毫无防御设备的民船上,无法进行战斗通讯联络,团长、参谋长以及"准尉文书"都无抵抗的善策,也无法指挥,只能上岸见机行事。

集合完毕,张发奎亲自来宣布:要大家放下武器是事出无奈,叶挺、贺龙不够朋友,带走了他好几个师,差点把第二方面军搞垮。他说他还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叶、贺走的,他"礼送"出境。愿意留下的,他带去广州。最后他下令分别站队,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边。

没有人站到"那边",大家早听说要隐蔽待机。

陈毅在当晚召集共产党干部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情况已趋明朗:南昌已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叶、贺掌握了好几个师,张发奎走向反动,但还不愿丢掉革命招牌。大家研究决定: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去找叶、贺军,一是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留下。"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这200多人组织了个支部。"①陈毅身份已经暴露,决定星夜去南昌,投入他多时来热切向往的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特务连连长肖劲和他同去。

8月6日陈毅、肖劲赶到南昌,叶、贺军已无踪影,张发奎的部队已进了城,好不容易打听到起义军已去抚州方向。两人决意追赶。

沿途绝少行人,常有反动团练和地痞流氓拦路盘查。途中遇到几个从蔡廷锴部队逃出来的军官,他们说蔡廷锴师本来参加了起义,但在南撤途中脱离了起义军,现在也在"礼送"共产党员。陈毅、肖劲表示了誓必追上起义军的决心。他们终于在抚州城里见到了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的起义军,找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

当时起义军后面有朱培德的追兵,抚州附近是杨如轩的部队。赣东一支绿林武装派人来接头,愿意接受叶、贺军的委任和指挥,条件是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周恩来、刘伯承就要陈毅带着肖劲去联系,到这支绿林部队去做改造工作。但他们按预定办法和对方的司令联系时,起义军已开走,追兵已进了抚州。绿林部队联系代表逃避不见。陈毅、肖劲出城时被哨兵抓祝幸陈①张发奎后来又将武器发还教导团。教导团开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毅说动了哨兵,得以脱险。

8月10日,他们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后,分配陈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真诚而喜悦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的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到的宝贵结晶!

使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要去领导的团正是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发展而成的"铁军铁团"。他早就听说,这支部队在北伐中是最出色的前锋,战无不胜。这部队又是党最早创建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现有2000多人,是起义军的一个坚强的主力团!

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方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象《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另眼相看。

然而第二个考验接踵而至。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极少遇到的严峻而深刻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关键就在于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有超过一切的认识和感情。

第四节、疾风劲草

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这样就把全军最强的叶挺部队的二十四师与二十五师拆散了。事隔25年,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痛心地说:"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钩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损失严重。

三河坝位于广东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二十五师为避免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东渡韩江,在以东文部为中心的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设防。10月2日起,钱大钧部以优势兵力3个师10个团多次渡河攻击,伤亡达1000余人。起义军顽强抗击,歼灭渡河之敌,但自己也有数百人伤亡。

10月4日,敌军再次多路渡河登陆。起义军兵力少,久战不利,乃撤出三河坝地区,向潮、汕与大部队靠拢。但行至饶平县茂芝,先后遇见潮汕撤出的部分人员及在揭阳、汤坑失败跑回的零散人员,才知道潮汕失守,起义的领导人已分头撤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失败了!2万多人的起义部队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这2000余人,而且四面都有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而如果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不再坚持领导岗位,部队必将全部溃散。

当时,朱德决心继续斗争,陈毅坚决拥护。他们决定到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活动。在饶平县的茂芝,部队进行整编,以七十三团为基础编为第一营(4个连的大营),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九军教育团编为第三营。

10月7日,朱德、陈毅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

同时,与饶平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留下一批枪支,分散安置了一批不能随军行动的伤员,并派人秘密赴香港向中共南方局报告请示。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提出,南昌起义军必须"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10月24日,南方局恽代英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二十五师)据彼处派来之人报告,确存长枪1000,驳壳200,机枪约4挺,人2000,??"然而在闽粤赣边立足的意图未能实现。路过峰市,因为后面有钱大钧的追兵,不敢久留。在武平,同钟绍奎的土匪部队遭遇,钟部被击溃,乃进占武平。钱大钧部一个师又猛扑而来,第一师退出武平,向武平以西的山区转移。

部队仰攻险要的石径岭,朱德亲率突击小分队爬绝壁翻山崖到守敌侧后猛袭,始得突破险关。朱德智勇善战的名声此时便在七十三团这样的铁团得到推崇。

进入江西后,情况更糟。对于武装斗争的悲观失望,日益严重地摧毁着部队的意志。与上级党及地方党完全失去联系,两眼抹黑,前途茫茫。时至深秋,官兵们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单裤,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山区少人烟,搞不到多少粮食,饥饿削弱体力。病员急剧增多,疟疾、痢疾,没有药品治疗。每天还得长途爬山行军。于是掉队、离队的日多。

部队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在这里才得到短暂的休息。领导干部聚集起来,议论出路。这时的部队,体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削弱,散伙的现象日益明显,有的带着整班、整排公开离队,带着枪自寻出路。部队只剩1000来人了。

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维持这一支小小的接近涣散的队伍确实成了问题。即使要奋力维持,有没有必要保持这么些军、师、团职的领导干部也令人怀疑。

朱德态度坚定明朗,他认定南昌起义留下的骨干必不能溃散,一定要带着走出绝境,坚持武装斗争的路。陈毅到北京、上海、四川都有出路,但他既已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要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他也决心带队到底。原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决心带部队,他已蓄起胡须,发誓革命不胜利就不剃掉。后来大家同意去留自愿。这时,团以上领导干部就只剩他们几个人了。

傍晚,在天心圩圩场外的河滩上,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朱德阐述了他在领导干部议论时的主张。他说:大革命失败了,革命的旗帜不能丢。

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只要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朱德还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也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动员,许多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部队继续西进。但实际困难丝毫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饥寒、疲劳、疾并穷困,把部队折磨得筋疲力荆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跨。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他几个也附和,他们劝陈毅走。

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其他几个连长被陈毅劝止了。只有林彪一度离队,但没走多久又回来了。

因为走到梅关,看到搜查、抢夺、打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陈毅批评了他,对他回来还是表示欢迎,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①部队减员到只剩800多人。可是终于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他们走到了信丰县。军阀刘士毅的军队远在赣州,信丰没有敌军。这时军阀战争即将开始,他们身后己没有了追兵。赣南地方党也派人来取得联系,他们第一次对赣南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在敌情缓和的情况下开进县城,对这支贫困饥寒、而且是有许多旧军人的部队,是一个新的考验。问题还是发生了,有人进饭馆白吃白喝,有人到当铺"当"手榴弹要钱花。

朱德、陈毅正同城里的地方人士座谈,忽接报告:一家当铺被一伙士兵抢了。朱德让陈毅先去紧急处理。

陈毅下令紧急集合,带领部队跑步到离城20多里的一个山坳里。朱德也飞马赶到。

陈毅站在山坡上发出整队口令。

①陈毅于1971年10月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谈及此事。

朱德应声跑到排头兵位置,肃然立正。王尔琢跟上,站第二名。于是800多人迅速列队。

朱德、王尔琢出列来到陈毅站立的山坡,紧急研究后,由陈毅宣布此次哄抢当铺事件的严重危害性,并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抢劫主犯3名,立即枪决。陈毅又向大家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大家自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他特别强调要以朱德为榜样。朱德不屑高官厚禄,1922年就加入共产党。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许多师、团领导干部离开了,唯独他不走,他看到这支队伍一定会发达,革命一定会成功。大家要跟朱军长革命到胜利!

官兵们自发地喊出了"拥护朱军长!""跟朱军长干革命!"的口号。

参加哄抢的士兵,纷纷把抢得的东西交了出来。

朱德感谢大家的支持,完全赞成陈毅的处理,指出革命纪律铁面无私,如果他本人违犯纪律,大家可以同样拿他问罪。朱德并郑重宣布,从今起,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共同领导。①通过这一次严肃整顿,既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又有铁的纪律,政治工作的威望大增。10月底开进大余县城时,县长吴巨光闻风逃到广东南雄。群众也纷纷离家躲避,随即听说这支队伍不住民房不抓民夫,态度和气按价付钱,又陆续回到城里。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战争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自顾不暇,朱德、陈毅、王尔琢研究决定利用时机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并改善物质条件,恢复体力。当时江西由滇军将领朱培德主持军政,各县主政的多云南人,吴巨光也是,且在云南时与朱德有过旧交。朱德乃在县商会筹得1万多元经费,说明为借用,并留信请吴巨光县长拨款归还。部队的整顿工作乃在生活较好的条件下展开。

部队急需调整组织。考虑到和湘赣一带的滇军搞好统一战线关系并利于隐蔽,决定暂时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计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 1个特务连(一说迫击炮连)朱德化名王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

陈毅负责党团组织的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发展了一批坚决革命的人入党,把全部56名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建立了连的指导员"。事隔几十年,粟裕还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11月上旬,部队移驻湘粤赣三省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敌人忙于军阀混战,使他们得到近一个月的休息。离队官兵200余人归队,加上一批参军新兵,部队又有1000多人。部队天天上小课,隔一二天上一次大课。军事方面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讲新战术。政治工作方面继续整顿思想、整顿纪律,规定筹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组织部队打土豪、筹款、各班排分头向群众作宣传,调查情况,帮助群众劳动。陈毅主持了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颇多建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1月中旬,附近到了一支部队,经联络,竟是秋收起义后经过三湾改编的一个营,该营是一团三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带领,因在一次战斗中被敌①《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至45页。

人切断了和毛泽东亲率的一团团部及一营的联系,三营独立向南发展。得知毛泽东领导着部队在井冈山活动,朱德、陈毅、王尔琢立即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同胞小弟毛泽覃去与毛泽东联系。同时,与范石生也联系上了。

范石生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驻防湘南粤北。他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知交,结过金兰。他派该军参谋韦柏萃(原为共产党员)带着他的亲笔信前来联系。范石生希望两军合作,信上还指出该军内部即有一批共产党员,他并未取缔他们的活动,以示诚意。

早在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即曾授意朱德致函金汉鼎、范石生、杨如轩等滇军将领进行争龋朱德等各军师负责人并带上了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介绍信备用。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对与范石生的合作进行了慎重研究,考虑到部队疲惫,子弹、服装、被盖等也极度缺乏,有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必要,乃决定在确实保持共产党武装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与之合作。

11月21日起,朱德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该师师长曾曰唯进行了两天谈判,达成了协议:朱部是共产党的队伍,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范部给朱部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朱部自己支配;朱部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朱部的决定办,范部不得进行干涉。

朱德以王楷名义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团团长,陈毅任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嗣后,又将张子清、伍中豪的一个营改称为第一四一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湖南宜章、汝城农军200余人改称为第十六军特务营。为统一这三支部队及十六军原有共产党组织的党的领导,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朱德、陈毅有意识地利用滇军与蒋、桂、粤的矛盾,范石生也希望增加友军力量并企图与朱德同回云贵求得发展,再加朱德、范石生彼此友谊甚深,彼此相信对方品德,所以合作是真诚的。朱德在他的一部书稿中曾感慨说:"他接济我们10多万发子弹,一个月还接济我们万多块钱、医生、西药、被单??""这时范石生去打广东,很多东西留下来了。""我们始终心心相樱就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对这一合作的最好检验,是能否确保这支共产党军队继续实行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在上犹、崇义期间,"改编"了的这支部队照旧打土豪,支持农会活动。他们还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联系,并于11月下旬在汝城召开湘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年关暴动"。移驻粤北以后,更有力地支持农民运动。途经仁化时,积极支持恢复农会,帮助组织农民武装,号召开展土地革命。

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支队伍的革命坚定性。--中共中央接连写信给他们,"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为避免被消灭的危险,你们只有坚决的脱离范石生"。中共北江特委常派人侦听他们的情况。有一天陈毅在该团军政干部会上讲话,北江特委派人秘密监听。只听得陈毅说革命是有波折的,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决定革命的方法。但最要紧的是不能被环境所屈服,时刻不忘记自己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于是北江特委派人与陈毅接上党的关系,通过北江特委又与中共广东省委建立了联系。

广州起义即将举行,北江特委传来广东省委指示,要朱、陈率部参加。

他们即行开拔,范部也不阻拦。他们途经韶关,请范石生拨给去广州的车皮,范石生也如数调拨。只是临上火车时得悉广州起义失败,临时中止。

嗣后部队移驻韶关以北的犁铺头,继续进行军政训练,并开办了教导队。

陈毅常到教导队讲课。部队仍积极支持农民运动,除继续联系仁化董塘等地外,还派人到驻地附近的曲江西水地区支援农民暴动,使那里的斗争蓬勃开展。

北江特委先后派出熟悉当地情况的龚楚等人来到部队。此时张子清、伍中豪的一四一团已休整装备完毕回井冈山地区,而一四○团收留了陆续归队的人员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来投奔的零散人员(其中干部80多人),已恢复到1200余人。

12月下旬,何长工受毛泽东的委派来到犁铺头。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与何长工促膝长谈,介绍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也了解了井冈山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1928年元旦刚过,突接范石生从广州派专人送来的密信。朱德正应范部师长之邀赴宴,陈毅拆信。信中大意是:合作事已败露,应从速离开,自谋出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陈毅等一面急报朱德,一面紧急准备撤离。

第五节、湘南暴动

脱离范石生部以后,于1928年1月5日攻占仁化县城,并在董塘帮助仁化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

再打乐昌没有打下,就转向湘南。朱德、陈毅他们面对着的是北伐时期群众发动普遍,马日事变、蒋汪合流后受害很深的湘南,控制着湘粤大道四省通衢的湘南。

早在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拟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暴动的《大纲》中,即有发动湘南暴动的设想,"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后来因暴动的条件尚不成熟,举行湘南暴动的计划未能实行。

现在各方军阀正在混战,又有了一支久经锻炼的正规主力作为骨干。这支主力部队不仅善战,而且接受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已初步懂得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初步懂得要建设苏维埃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

朱德、陈毅、王尔琢、胡少海和中共宜章县委军事部长陈东日等详细研究之后,决定首先组织宜章暴动。

胡少海是在部队途经乐昌时加入的。他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当过营长,是宜章岩泉人。其父兄是宜章富户,颇有声望。

这时的宜章官绅们正为传闻中的"年关暴动"担心。忽然接到粤北方面送来的机密信件,说即将有一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前来驻防,大喜过望。

1月12日,胡少海带领两个连的先头部队入城。受到以县长为首的官吏绅商的盛情欢迎。大部队接着进驻。于是,就在次日晚欢迎"王楷"的宴会上,扣留了全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民团长官。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的武器很快被铁军铁团所收缴。

宜章女子职业学校,此时成为部队的司令部、宜章暴动的指挥部。中共宜章县委早在做迎接朱德部队和年关暴动的准备工作,故而转瞬之间全城一新。

1月13日,在宜章北门广场召开了几千人的祝捷大会,镰刀斧头的红旗第一次高高地飘扬。朱德报告了暴动简要经过,同时庄严宣告: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牺牲的工农革命军。由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由陈毅担任师党代表,由王尔琢担任师参谋长。

陈毅的任务主要是和地方党的干部一起,迅速恢复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青年、妇女、赤卫队组织并加强农军。起义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个革命政权--宜章苏维埃政府。

宜章暴动胜利的影响遍及湘南各县。中共郴县县委派李克如前来送信,请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出兵郴州,推动郴州工农暴动。信送给了朱德。

陈毅被请去。"党代表,你看怎样回答他们?"陈毅接过信,当着来人的面读出来,读着就连声说:"当然要去!当然要去!"

这"当然要去"实际上就是决心把宜章暴动扩大为湘南暴动。

湘南"赤焰复燃",驻粤北的独立第三师师长、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奉命率6个团扑向宜章。他对官兵说:潮汕一战,朱德已成惊弓之鸟,宜章是靠欺诈得手,实际并无几多战力,这次务必收聚歼之大功。

朱德此次指挥铁军铁团,不再有三河坝阵地战的束缚,进退自如。为避敌锋芒,朱德、陈毅率部打着火把连夜撤离宜章。

许克祥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占岩泉,而将另外4个团配置在栗源至坪石一线。朱德首先使用主力配合农军打开了很顽强的土豪寨子黄沙堡,在窠壁洞整理部队后便出击,利用许克祥轻视工农革命军而未集中其部队的失误,对运动之敌突然发起攻击,把他两个团打得稀烂,一气追了七八十里。第二天又乘胜追击,从他屁股后头打下去,又把他们打垮了。主力部队有北伐打恶仗打追击的优良传统,农军有地理熟悉,声势浩大的优长,打得敌军建制大乱。溃兵向后狂逃,乱了后续部队的军心和阵脚,未战先败。如此猛打猛冲猛追,竟成"多米诺骨牌",一路上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起义军势如破竹,直杀坪石,攻下了这个敌军后方基地。此役接连击溃6个团,俘敌1000余名,缴获重机枪10余挺,步枪1500余支,手枪100余支,迫击炮8门,马13匹,弹药被服不计其数。许克祥化装混入乱军之中才得逃命。

这次战斗,是主力军、地方农军和赤卫队配合作战获得成功。实战证明,彼此必不可少,尤其是战斗力强过敌正规军的主力军,更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坚。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重返宜章,随即挥师北上,攻占摺岭,直指郴州。经侦察,郴州南郊的主要守备点大铺桥,守军两个营,多为没有实战经验的学生兵。陈毅乃决定组织喊话,采用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瓦解敌人。作战中他右手负轻伤,忍痛坚持。守敌被逐一分割瓦解,除少数逃回郴州城,600余人枪悉数俘获。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这些俘虏"被带到一个山谷里,由朱德和陈毅讲解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纲领。陈毅的讲话有如跟朋友们叙家常,对于俘虏们影响最大,因为陈毅自己就是从书香门第出身的。"

少数士兵逃回城里,带去了恐怖情绪,守敌不战自乱,争相逃命。先头连尾追入城攻占敌旅部,溃敌向永兴、耒阳逃去。

2月4日傍晚,朱、陈率主力开进郴州。中共郴县县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工农革命军入城的活动。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这民谣确实道出了郴州潮湿温暖、蚊蝇扑面,河道淤秽的状况。可是郴州人很快发现,工农革命军不但热心办工农青妇的会,不但认真查案子、放冤犯,成立什么"苏维埃",还由长官亲自扛锹卷裤带领,铲子、扫帚、畚箕、担桶一齐上,搬走垃圾堆、清除臭水沟。排队来,排队去,心齐力大,河清街净。郴州人都知道朱德,却很少人知道那带头挖污泥的是党代表陈毅。

湘南的革命形势,正如干柴逢烈火。第一师和各县农军密切协同,先后攻下永兴、宋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城。攸县、酃县也先后举行暴动。

影响所及,临武、嘉乐、衡阳、常宁以及江华、永明都有局部的工农暴动;瑶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也揭竿而起。第一师所到之处,都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和恢复群众组织,组建革命武装。继宜章农军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之后,又先后建立郴州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耒阳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和永兴、资兴两个独立团。

各地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惩治反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领导农民插标分田。陈毅满腔热情地从事建立政权、组织农军、指导分田的工作,还挤出时间为宣传员训练班、农运讲习班和党校讲课。此时,湘南暴动已打开了很大的局面,军队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陈毅与朱德在四川兵运时向往过的"可以伸伸展展地干"的时候似乎来到了。

从不再受国民党任何掣时的意义上说确是如此,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自由"。受中共中央内部和湖南省委"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湘南特委开始推行某些盲动的政策。在发动农民起来插标分田和惩治反革命的斗争中,"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之类的口号导致惩治镇压的扩大化,并因为农村的宗族矛盾而增加了相互仇杀的数量,还为后来的"白带子"与"红带子"互杀积下了动因。

当军阀混战暂时休止,湘南面临湘、粤两省敌军联合进攻时,中共湘南特委又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上战略",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群众和干部强烈反对。湘南特委一方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5里;一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组织压力,强令执行。许多区乡干部抵抗不住,只得在大,道旁焚烧了少数房屋。然而消息风传,烟火起处,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

此时正是湘南暴动的战果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中共湘南特委扩大会在永兴召开,准备在3月16日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广泛开展插标分田运动。据当时担任中共良田、拗上区委书记的李克如、李杰及其他人回忆:郴州是湘、赣、粤、桂4省通衢,是中共湘甫特委确定的首批实施焚烧计划的重点,而且城内房屋还是要全烧。

中共郴县县委对群众的呼声有所了解,却坚持要执行特委的指示,认为烧掉郴州使敌人无法立足才是群众的最大利益所在,想以此说服动员群众收拾家什搬迁至县城5里以外,烧掉房子。却不想群众多数对此不能忍受,有的坏人混在群众中煽动闹事。3月12日,县委通知在郴州城里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拟由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说服动员群众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措施下执行焚烧的决定,以粉碎敌人的进攻。

这天到会的人格外多,平日空旷的场地已挤得水泄不通。城隍庙入口处手持大刀梭标把守的人有的身份不明。大会于10时开始。夏明震上台说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占不得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台下立即叫喊:"烧房子就是不行!""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标志革命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

一个暴徒窜上台去,一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乱的人群刀枪棍棒齐上,县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多人被杀。全场顿时形成一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当场死伤200余人。接着,人们一路呼啸而去,见红带子就杀,见商店就抢,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住地。

当天下午,有人散布谣言:"城里的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郴州方圆50里的民房",煽动数千农民包围了先已搬迁到城外东塔岭的中共县委机关,洗劫一空。

事已至此,中共县、区党组织及苏维埃的负责人只能组织未受煽动的农军、赤卫队及工人进行武装反击。郴州城内又开展了红带子和白带子的血战。

良田、拗上等区的中共党组织曾派出武装力量进城参与平乱。

3月16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永兴举行。陈毅当选主席团成员。郴州凶信传来,特委立即要陈毅率第一师的一个营赶往郴州。陈毅赶到时,郴州城内及大部分郊区已为"红带子"控制,城郊的五里碑、栖风渡尚未平息,陈毅率领部队配合农军前往平定。

湘南特委决定由陈毅接任郴县县委书记。郴州损失惨重、仇恨恐惧、混乱不堪。除良田、拗上等少数区基本上没有破坏外,无论城乡都遭受了一场人为的大地震。

陈毅作为郴县县委书记首先恢复和整顿县委、县苏维埃的工作,在湘南特委的指示下,建立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查清事件原委。据郴州师范专科学校师生社会调查所得材料:新县委对于参与"反水"的人分别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对个别证据确凿的首恶分子坚决镇压。

对于绝大多数受煽动的群众,只要不继续坚持错误,一律不予追究,原来是农会会员的仍然承认其为会员,原来是赤卫队员的仍然承认其为赤卫队员。

原为干部不责令检讨,不给予处分,仍按干部使用。

当时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本身也认识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很快调动了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工作(后陈佑魁在长沙被捕牺牲)。陈毅经和湘南特委研究,并在县委会上统一了认识,在局面得到控制后,还以县委名义仍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有数千人参加。会上,陈毅宣布郴县县委对于执行烧城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房屋的错误决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宣布取消错误的决定,并代表县委向群众作检讨;同时宣布了有关政策。会后,还以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规定不准焚烧房屋,不准强迫搬家,不准造谣惑众等等。

嗣后,陈毅所主持的郴县县委把工作的重心转到土地革命方面。陈毅经常到各乡了解和指导分田的工作。郴县桥口有一户农民害怕日后地主报复,分给他3块田不敢要。陈毅亲自去给他讲"耕者有其田"的道理,还说:"你实在怕,就让分田的把那3块田写在我陈毅名下好了。田归你种。"在陈毅的积极推动下,郴县的插标分田虽然因为"反白事件"有了耽误,但很快赶上了邻近各县,仅仅10余天就完成了任务的一半。

湘南暴动从1月13日起至4月初,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坚定地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相结合,主力正规军、地方农军和赤卫队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它还在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制定了基本上和后来的土地法相一致的分配原则和实施办法。它广泛地成立了县、区、乡的苏维埃,根据《共青团湘南特委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6月)所载,还于3月中旬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陈佑魁当选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为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这是在地区一级的较高层次建立革命政权的首次实践。这个政权的建设甚至到了发行湘南苏维埃政府钞票并能一度为市场所接受流通的程度。这颇能说明这个政府当时的社会信任度。在武装斗争方面,因有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加上第一等的主力革命军及军事领袖和军队政治工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湘南暴动已由7个县城,发展到11个县,各地农军有很大的扩展,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1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如果不是"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群众之间的团结,严重损害了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湘南人民是会有较多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的两拾协剿"的。

大"协剿"来到了。湘、粤两省的国民党军调集了7个师的强大兵力投向这一地区。大军压境,腹背受敌,加上"左"倾盲动政策的破坏,在湘南应付敌人就缺少回旋余地。陈毅同远在耒阳的朱德取得一致意见,并与湘南党政负责人商议,共同作出了退出湘南的决策。

4月上旬,朱德率第一师主力和部分农军由耒阳经安仁、茶陵向酃县进发。陈毅率第一师一部及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县苏维埃及农军共4000人转移。撤退之前,陈毅曾布置坚持原地斗争。拗上区委书记李杰便是经陈毅亲自到区里动员说服才愿意留下斗争的领导干部。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迫切要求随军转移。形势严峻:白军将至;土豪劣绅将复辟;参加过"反水"而被杀的群众家属和虽未受罚但仍对党不满的群众,都会成为对头。陈毅率部到达资兴一带时,队伍已剧增到近8000人。宜章、耒阳、永兴、资兴的农军和自发来归的革命群众纷纷汇集。队伍庞大杂乱,既无协同行军的锻炼,又无统一的隶属关系。挑担推车,类似搬家,拖儿带女,弃家跟随。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紧紧连结在一起,劝说无效。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的陈毅,义不容辞地负起这支队伍的领导责任,从行军作战到吃、喝、拉、撒、睡都亲自一一过问。

刚到资兴,就遇敌第十三军1个团由永兴方向扑来。陈毅指挥郴州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三团迎击。团长蒙九龄指挥部队队大刀梭标为主的劣势武器在城郊给敌以阻击杀伤后退入城内,展开巷战,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才占领资兴城。农军七师三团英勇抗敌,仅城郊老虎山一仗即牺牲200多人,团长蒙九龄多处负伤壮烈捐躯。他们为整个队伍从资兴一带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三团完成掩护任务追赶大队时,敌军跟踪追击。幸有从井冈山下来联系的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与之相遇,敌军见工农革命军势大,缩回资兴城内。

在资兴以东的彭公庙,这支历尽艰难的队伍几天来第一次得到休整。陈毅会见了留法老同学何长工,对毛泽东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方略有进一步的了解,更加坚定了此行去井冈山的选择。

在彭公庙,陈毅与湘南特委、各县县委、各农军的负责人和井冈山第二团的负责人举行了联席会议,多数人赞成去井冈山。唯有湘南特委新任书记杨福涛等要折回湘南。他们认为既是湘南特委,就"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回湘南坚持斗争。陈毅、何长工等耐心劝说他们在形势极端不利时暂时转移,即使回去也要分散个别行动。他们却坚持要把七八十人带回衡阳,离队竟去。几天后,即在安仁、耒阳边境全部遇难。

不久,陈毅、朱德分别率领的南、北两路部队在酃县的沔渡、十都等地会合。湘南暴动的万余人的宏大队伍将到井冈山去完成一次他们当时还无法认识其伟大意义的会师。

第六节、会师井冈山

砻市(当地现称龙市)。先期到达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早为湘南部队准备好了驻地。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人及第一师的领导机关安置在龙江书院。

朱德己在前几天和毛泽东在酃县会过面。陈毅还未见到过毛泽东。在巴黎,蔡和森早就细说过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与举办《湘江评论》的贡献。

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在武昌,声气相通,广为流传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中全文载有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转战途中,张子清、伍中豪、袁文才、何长工对毛泽东拿枪杆子上山的主张的介绍,更使陈毅对这位毛委员的创见特行满怀敬意和兴趣。

以井冈山为大本营,在周围各县游击,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城,毛泽东正在创建着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这地区早有党组织和农民革命运动。在大革命中,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都组织了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当地党组织发动了水新暴动,是南昌起义以前党所领导的地方性武装暴动之一。宁冈的袁文才、王佐,安福的王新亚等农民自卫军都来参加,一度攻占永新城,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为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为副。但因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乃分散活动。王新亚退往湖南浏阳,加入了秋收起义,成为毛泽东得知井冈山有"绿林武装"的消息来源之一。袁、王、贺以及贺的大妹贺子珍则率永新、宁冈的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根据中共湖南特委的指示,率部出井冈山策应湘南暴动,先在酃县三口圩等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初,敌军"协剿"湘南,毛命所部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退向井冈山,他自己率领第一团南进至桂东沙田,监视汝城之敌胡凤璋部。当胡部出汝城企图袭击退却中的湘南农军时,毛即率第一团于4月8日袭占汝城,迫使胡部放弃原有企图于4月10日返回汝城。

毛即率第一团返回酃县,并留该团在酃县监视敌军行动,自己返回砻市。

1928年4月中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以及湘南农军的大部,在砻市一带会合了。毛泽东与朱德的两支部队至此乃正式会师。

这时井冈山的武装部队人数激增。原有的一团1000多人和二团(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编成),湘南来的朱、陈部2000多人,而湘南来的农军达8000人。两支部队的会合,意味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具有北伐战争民主革命传统和正规作战经验,又都有了农民土地革命运动实践的部队的结合。它们保留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骨干,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初步的创造和实践,其主力部队有坚强的战斗力,这就为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矗两支部队的领导人连日开会研究这支军队的统一改编。一致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委员会(简称四军军委),毛泽东为书记。

据江华1990年谈:改编成3个师,陈毅为十二师师长,邓允庭为党代表。

该师主要为湘南农军5000余人组成,"仅有步枪百余支,余尽梭标,人称'梭标师'"。当时十师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3个团(三十团基本为湘南农军);十一师编三十一、三十二两个团;十二师编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3个团。陈毅自称"曾长梭标师"。①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的回忆文章中都肯定此事。

在宁冈砻市,召开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陈毅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从此,陈毅作为工农红军创建人之一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实行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光辉道路。

两军会师后,江西敌军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进剿"。

陈毅率第十二师一部随朱德率领的军部与十师翻越黄洋界。途中,陈毅到以宜章农军为主编成的二十九团驻地,鼓励他们作好战斗准备,在实战中提高杀敌本领。次日,二十九团在黄拗与赣敌杨如轩部一个营遭遇,歼其一部。此战创造了劣势装备的农民地方武装(全团仅2门迫击炮,200多支枪,余为梭标)战胜优势装备的正规部队(全营300多支一色好枪)的一个范例。

杨如轩部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由遂川经五斗江企图从拿山进攻井冈山,朱德指挥二十八团在五斗江歼其一部,其余向拿山、永新溃逃。次日,朱德、陈毅指挥部队相继击溃拿山、永新之敌,占领永新。部队到拿山时,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在永新城内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及此事:"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

5月中旬,杨如轩纠集5个团进攻永新。红军主力主动撤出,留二十九团迟滞敌人。当赣敌进占永新时,朱、陈率二十八团以一天100多里的急行军由永新小西区奔袭敌后永新城,在永新县之草市坳与敌主力第七十九团遭遇,二十八团绕敌背攻击消灭了这股敌军,毙敌团长。朱、陈随即率部攻击永新。永新守敌杨如轩原是滇军中朱德的老部下,在护国军时,在朱德那一团当连长,在四川时期,朱德当旅长,杨如轩、杨他生当团长。朱德对他们的战法了如指掌,很快打进永新城,杨如轩跳城墙逃去吉安。朱、陈部第二次攻占永新城。此战缴获迫击炮7门、山炮2门,银洋5万多元。

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当选为边界特委候补常委。会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因毛泽东已任边界特委书记,乃选举陈毅为军委书记。从此,陈毅全力进行红四军党的工作。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的起了作用。"

与此同时,井冈山地区及部队客观存在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山区产粮不足,1万余人的军队"吃饭大难"。井冈山农民与外来的人存在土、客籍矛盾。8000湘南农民来此,亦有浓厚乡土观念。湘南农军觉得井冈山太差。

井冈山农民说朱、毛的军队好,湘南农军纪律不好。袁文才、王佐部队也不愿意留湘南农军。拿山改编时,把湘南农军大部编在三十团、三十三团两个团中。这两个团的人强烈要求回湘南。只有以宜章农军为主组成的二十九团①《陈毅诗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第320页。

因党的组织较健全,打了胜仗,当时还算稳定。特委、军委与湘南各县委协商,认为井冈山吃粮确有困难,决定三十团和三十三团(5000多人)回湘南,四军就直辖4个团,取消了师一级的建制。三十团和三十三团回湘南后,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散在农村中了。

朱德在一部书稿中曾说:"5月间曾经把3个团送回湘南。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

十二师就是这样垮了的。??那时克服农民意识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些人的回去,结果补充困难,就不够了。"

6月下旬,赣敌5个团对井冈山发动第四次"进剿"。

红四军军委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对比较强大的湘敌取守势,对比较弱小的赣敌取攻势,先破坏两省敌人的联合,尔后伺机歼敌。乃令三十一团佯攻酃县。此举出敌意料,果然吓得湘敌龟缩不前。三十一团随即隐蔽撤回宁冈,红军全力对付赣敌。

6月23日,杨如轩两个团主攻老七溪岭,杨池生1个团助攻新七溪岭。

朱德、陈毅率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先敌占领新七溪岭制高点,扼住杨池生的攻势;王尔琢率二十八团迎击已抢占了老七溪岭制高点的杨如轩部;毛泽东率领三十二团和部分地方武装间道绕到敌军侧后牵制其行动。战斗从拂晓开始,朱、陈方面多次重创敌军,顿挫其攻势,但直到中午还未能攻占敌军所占山头,形成僵持。老七溪岭方面因制高点在敌手,更难攻取,但二十八团毕竟有铁军铁团的传统与骨干,作战顽强,一路仰攻,终于夺取了制高点。中午,二十八团首先向敌军猛压下去,杨如轩两个团相继动摇,被二十八团逐一击溃。二十八团乘胜直捣白口敌军指挥所。朱德、陈毅适时猛攻,杨池生部向龙源口逃窜。而二十八团已及时包抄到了龙源口。两路红军乃密切配合,天黑时将敌军大部围歼于龙源口地区,少数残敌逃往永新。朱、陈指挥部队奋勇追击,永新农民也汹涌上阵助战,乃第三次占领永新城。

陈毅对红军的英勇作战和农民的热忱配合深有所感。尤其是曾同他一起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现任二十八团营长的肖劲,在者七溪岭勇猛追击敌人时壮烈牺牲,更使他心潮澎湃。他研墨挥毫,在永新城内自己住房的粉墙上写下了一篇《龙源口大捷随感》,赞颂红军之英勇。杜修经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在6月底到永新还亲眼见过,可惜当时未传抄保存。

龙源口大捷后,军委决定分兵游击,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分田、打土豪。各团分赴各县。这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宁、永、莲、遂、酃5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湘赣边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为主席。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县区两级组织了赤卫队,乡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大部分地区分配了土地,小部分地区也在分配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当时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四军军委书记是陈毅。此时为井冈山的全盛时期。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陈毅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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