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

罗荣桓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01章 青少年时代 02章 投身秋收起义
03章 从连党代表起步 04章 古田会议前后
05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06章 万水千山
07章 奔赴抗日前线 08章 齐鲁大地及时雨
09章 微山湖畔挽狂澜 10章 开创鲁南新局面
11章 桃峪会议前后 12章 严峻的考验
13章 冲破拂晓前的黑暗 14章 一元化领导的历史重任
15章 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16章 “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17章 指挥大反攻 18章 渡海北征
19章 艰难创业 20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21章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织者 22章 在辽沈战役中
23章 在平津战役及其以后的日子里 24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25章 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征途中 26章 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
27章 在“左”倾浪潮袭来的时候 28章 再任总政治部主任
29章 同林彪的一次原则斗争 30章 人类庄严一典型
后记 附录罗荣桓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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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章 青少年时代 | 罗荣桓传 | 共和国人物

01章 青少年时代


童年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农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

这一年,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第三年。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斑斑血迹。古老的中国,正承受着难堪的屈辱和欺凌。

罗荣桓的祖父罗汇吾,自幼读书,可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终身以教馆为业,去世时只给后代留下了一斗谷的田。

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他不到二十岁,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只得继承父业,当了一名童蒙塾师。一八九○年以后,罗国理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他这个穷教书匠入不敷出,只得弃教经商。他借了三吊铜钱,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不久又兼卖中草药。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不久,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他又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的祖先罗异山。到罗荣桓两三岁的时候,罗国理举家迁至异山享祠居住。

罗荣桓的母亲姓贺。娘家几代都是长工。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罗荣桓在兄弟间排行第五。

罗荣桓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为人善良勤劳,而又笃信神佛,深得姑嫂妯娌们的尊重。罗氏的家谱上称誉她"外柔内刚"、"明达机警",是"寒林一枝之秀"。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母亲性格的影响。

罗荣桓诞生后,父亲按照祖谱的字辈,给他取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他上小学时,校长为他改名荣桓。

罗荣桓的故乡--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中游。著名的南岳衡山高耸于县西天际,象一位阅尽沧桑的老人,俯视着纵贯全县、由南向北奔腾而去的湘江①〔一九六六年,衡山县湘江以东地区,包括罗荣桓的故里--南湾,析置为衡东县〕。湘江两岸,丘陵起伏。山坡上,桔林、茶圃、油茶园错落其间。一块块土坪上,是绿茵茵的水稻田。这是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十分富饶的地区。

罗荣桓生长的地方--南湾,是僻处衡山县东面,离攸县很近的一个小村镇。镇子里只有一条二百多米长的狭窄的南北街道。一条叫水圳的小溪把小街割为两截。小溪之上架有石桥。溪流从桥下向西流出约有一箭之遥折而向南,与街道平行,到达街口又掉头西去。南湾之得名,就是因为有这一条蜿蜒曲折的水圳。罗荣桓的家--异山享祠,在南湾南头,大门朝东,房后不远就是水圳。

罗荣桓六岁时,家庭受人诬陷,吃了冤枉官司。罗国理惨淡经营的杂货铺便一蹶不振。在打官司期间,原来和罗家过从甚密的乡绅有的再不登门,有的路上碰见了转过脸去装没有看见,有的更乘机落井下石。经常走动的亲戚只剩下了罗荣桓的舅舅家。舅舅是当长工的,既无钱又无势,对罗家的官司自然帮不上手,可是却经常来嘘寒问暖,不时送一点红薯、鲜包谷,使罗家,同样也使罗荣桓感到温暖。罗荣桓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每逢母亲要拿些盐米去接济舅舅家,罗荣桓就自告奋勇去跑腿。在舅舅家,他和表哥们一道上山砍柴、割草、放牛、翻红薯藤,学习了不少农业活路,也培养了同农民之间的感情。

一九十年,罗荣桓八岁。罗国理送他到书塾读书。因为小时候,父亲就教过他《三字经》、《百家姓》,还教他背过一些唐诗,他学起来并不感到吃力。但是,那时的书塾只教读书,不讲解词句的意思。他每天都要被迫去念那些不知所云的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感到十分枯燥无味。时间长了难免同其他同学一样,思想开小差,做做小动作。有一天,老师出去了,罗荣桓拿出一张毛边纸,专心致志地叠一只小船。他精神非常集中,把一切都忘掉了,周围念书的声音又大了起来,他也没有发觉。这时,冷不防从他的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把他叠的玩艺抽走了。他以为又是哪一位同学开玩笑,头也不回就骂了一句。这一家伙闯了大祸。罗荣桓只听得一声怒吼:"放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罗荣桓伸出手来,这手被竹戒尺打肿了,回家连筷子也拿不住。这次挨打,他永远也忘不了。直到晚年,他还对孩子们讲这件事,谆谆告诫孩子们:"现在不会有竹戒尺打我们了,可是如果不自觉,不好好学习,将来要后悔的。社会的'戒尺'是会惩罚我们的。"

这件事太伤罗荣桓的自尊心了,他对这种侮辱人的体罚非常反感。但他体会到,要使别人尊重自己,必须自爱、自重。尽管当时书塾的教育方法很不好,但是他在学习中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以后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罗荣桓识字多了,就不满足于在书塾学习的那一点东西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旺盛。好在他家里从祖父辈起就留下了不少书籍。他变成了一个读书迷,一有空就捧着一本书。

罗国理是征首,家里经常有乡绅们来访。每逢客人到,家里都要端上用茶叶、芝麻、豆子、盐和生姜调成的"泡茶",捧出配有花生、炸脆片、猫耳朵的"奂茶"招待。罗国理还要陪客人说一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客套话。罗荣桓却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礼。客人一进堂屋,他就转身走进书房。那些士绅对此很不以为然。有的还故作关切地对罗国理说:"理先生,你这个崽冒得用呢!"

封建的社会、家庭生活,给罗荣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压力,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内向的性格,喜欢从书籍之中寻求乐趣。一个炎夏的中午,人们都午睡了,他却爬到池塘边一棵树上,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由于精力过分集中,一不小心竟然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湿透。从此家里有人就叫他"书呆子"。

对于罗荣桓酷爱读书,他的母亲并不反对。可罗荣桓一读就是半宿,母亲怕他累坏身体,每逢夜深人静,都要察看,催罗荣桓睡觉。罗荣桓也有办法对付。他早就把被子松开,放下帐子,一听到母亲的脚步响,赶紧把灯灭了,钻进蚊帐。等母亲的脚步声远去,他再起来,把灯点上,又孜孜不倦地读起书来。由于他经常在夜间小油灯下读书,到上中学时就成了近视眼,戴上了眼镜。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在罗荣桓家斜对过的壶山享祠,兴办了罗氏岳英小学。罗荣桓插入高小一年级。这所学校除了教国文外,还开设了算术、常识等课程,为罗荣桓打开了新的知识之窗。

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罗荣桓对过去听来的神鬼故事不再相信了。以前他听大人讲,南湾北头关帝庙里的关帝老爷最有灵验。人们到了这红脸绿袍的神像跟前,只能恭恭敬敬地叩头。谁个要是用手指头指一指它,就是大不敬,就会肚子疼,更不用说去用手摸了。罗荣桓对这个传说发生了怀疑,就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去试它一试。在关帝生日的头一天傍晚,他背着盛有狗屎牛粪的粪筐悄悄溜进了关帝庙。按照当地的习惯,关帝老爷肚子里是放着盐茶米谷的。他们把米谷等掏空,再把狗屎牛粪塞进去。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庙里观察。这一天,关帝跟前香烟缭绕,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庙里,虔诚地拈香叩头,祈求平安。时间不长,就有人闻到关帝身上散发出来臭味,经过寻找,发现了关帝肚子里的秘密。这一来,如同一勺凉水倒进了滚开的油锅,不少人忙不迭地向关帝老爷叩头,连呼:"作孽!作孽!""罪过!罪过!"

关帝庙事件之后,南湾平安无事,什么也没有发生。从此,罗荣桓更不信神佛了。以后不管是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焚香点烛接祖神,还是到县里罗氏总祠吃祭酒、进城到孔庙分胙肉,他父亲要带他去,他都一概拒绝。

在岳英小学,校长罗炳文不仅注意向同学们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注意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早在读书塾的时候,罗荣桓就念过民国以后修订过的《三字经》,知道了"同光后〔同,指同治;光,指光绪〕,宣统弱;我中国,地日削"。进高小后,上地理课,他更明白了中国地形宛如一张时时遭受蚕食的桑叶。中国又象一块糕饼,列强正环伺于周围,随时准备扑将上来,豆剖瓜分他对于历史上那些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比如坚贞不屈的苏武,投笔从戎的班超,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直到为了维新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等等,都非常景仰。

一九一五年,罗荣桓读高小二年级时,老师出了个《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题目,让同学们作文。罗荣桓在他的文章中颂扬了大禹的高贵品德,表示要学习大禹不辞劳苦,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救国救民做一番事业。校长罗炳文读了这篇文章,很是高兴,便圈点加批,把它作为范文贴到墙上,供同学们观摩学习。

一九一七年,罗荣桓高小毕业 〔当时高小学制三年〕 。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在一些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影响之下,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

中学时代

罗荣桓自高级小学毕业后,正赶上军阀混战,兵慌马乱,衡山老百姓一日数惊,纷纷逃难。罗荣桓只得重新读书塾,他的学业时断时续。一九一九年夏,罗荣桓才到长沙去读中学。他所进的谊群补习学校,不久改名为协均中学。柳直荀是该校创办人之一,他是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和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员。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在近代史上历来就是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激烈斗争场所的长沙,这时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日益高涨。知识界组织的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其中既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也有宣扬三民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是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团体。他们通过出书印报,宣传各自的观点,进行激烈的争论。因此,市面上的书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一切使这位刚从农村来的青年感到满目清新,甚至有点眼花缭乱。于是,他就象那久旱的禾苗吸收雨露一样,贪婪地汲取新思想、新知识。

当罗荣桓来到长沙时,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已经一年多了。张敬尧通过滥发纸币、横征暴敛,造成"担米需钱百串,斤盐需银四两,人非淡食,即属绝粮。民不聊生,至于此极"的局面〔见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旅沪湖南协会上南北当局书》〕。张敬尧腐朽、残暴的统治,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张敬尧悍然镇压学生和工人举行的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为张敬尧的暴行所激怒,长沙各界群众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全市所有的中等以上学校和部分小学宣布总罢课,并发表了"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总罢课后,罗荣桓返回故乡。他进中学的第一学期,便参加了抵制日货和驱张运动,第一次受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

罗荣桓还乡时,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罗国理夫妇做五十大寿。罗荣桓看到那堂屋里为父母制作的"艾令同庆"的寿匾〔古人称五十岁为艾〕,正在上着最后一道油漆。可是,直到此时,有一件事他还蒙在鼓里,原来罗国理已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为罗荣桓完婚。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比罗荣桓大两岁,名叫颜月娥。罗荣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违抗父命,就要同家庭决裂。刚刚一七岁的罗荣桓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想继续读书,而他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传老例当了"新郎"。

罗国理为什么迫不急待地为才十七岁的儿子完婚呢?除了旧的习惯势力外,更重要的是罗国理希望罗荣桓能继承家业。罗国理六个儿子中,知书识字的是老三罗壬甲、老五罗荣桓、老六罗湘。罗湘当时年纪尚小,罗壬甲身体不好,并于这一年去世。罗壬甲的早逝是促使罗国理为罗荣桓完婚的重要因素。罗国理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罗荣桓身上。他认为,为罗荣桓娶了媳妇,就可以把儿子拴在家里,从而使永隆号能够复兴。可是,罗荣桓的志向是学习科学知识,探寻真理。他当然不同意他父亲的安排,去当永隆号杂货铺的什么老板。因此,他同父亲、同家庭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冲突。

罗家和一切封建家庭一样,历来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不让女孩子读书识字。罗荣桓受了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对家庭这种作法也很不满意。他竭力主张让妹妹满姑和侄女桂英去读书,为此同父亲罗国理反复说理,终于使父亲同意满姑和桂英去上学。

虽然罗国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让了步,但是父子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有一次,攀子嘴村有几个罗姓的农民犯了族规,罗国理把本族各房的男子召集到祠堂里,宣布要打这几个农民的板子。罗荣桓也去了。他对此十分反感,忍不住挺身而出责问他父亲:"你何事打人?"罗国理说:"因为他们犯了族规。"罗荣桓又问他父亲:"×××(一个同族的读书人)也犯了族规,你为么子不打?你不公道!"在罗荣桓的反对下,这顿板子硬是没有打成。

罗荣桓的性格本来就比较沉静,加上他同家庭的矛盾越来越多,他在家里越发显得郁郁寡欢。家里人对他很不理解,有的就说他"成天背着个手,噘着个嘴,象是谁欠了他二百钱似的"。虽然罗荣桓同这个家庭在经济、生活上一时还脱离不了联系,但已经是貌合神离,他同父亲在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罗荣桓每逢寒暑假回乡,在家里感到格格不入,便把视野由家庭转向南湾的社会。

一九二一年暑假,罗荣桓学习了长沙学生联合会的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①地区的同学 〔衡山县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爻十七个字划分地区〕,在南湾街上一个饭铺里,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罗荣桓被公推为会长。这个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

当时,在教育界有一种"教育救国"的主张,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均等,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因此,主张教育平民化。在他们的倡导下,在长沙成立了一些政治倾向不同的平民补习学校。协均中学一开始也是这样一所补习学校。

罗荣桓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在他的倡议下,土梦学友联合会决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教算术。在教学中,他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受到农民的欢迎。

当然,无论是组织"土梦学友联合会"也好,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办农村夜校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不过,这些活动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使罗荣桓结识了一些农民,并为后来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南湾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罗荣桓一直在协均中学读书。他学习比较认真、刻苦,对数理和英语特别喜爱。为了证明一道较难的几何题,他常常废寝忘食。一直到他晚年,基本的几何定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经过四年中学学习,他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建筑师,为祖国建设高楼、架设大桥。

一九二一年,柳直荀担任了协均中学校长。他不断地将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湖南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状况向同学们作介绍。罗荣桓从中受到鼓舞,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并且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一道,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向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

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湘江边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打死二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日本水兵的暴行激起了长沙各界群众的义愤。罗荣桓积极投身到反日爱国运动中去。他参加了六 月一 日当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抬着被害工人、学生尸体的大游行,参加了六月四日的追悼大会和会后向省政府的请愿。继张敬尧、谭延闿执掌湖南大权的临时省长赵恒惕宣布实行戒严令,准备镇压群众。罗荣桓也被列入"不法学生"的黑名单,被迫离开长沙。以往他回乡大都是乘坐日本戴生昌公司的小火轮。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罗荣桓响应湖南外交后援会对日经济绝交的号召,毫不犹豫地弃船不坐,步行回乡,一连走了几天旱路。

在北京和青岛

一九二三年夏,罗荣桓接到一位同学的北京来信。信上说,有几位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湖南籍学生,为了帮助在京准备投考大学的湖南同学补习功课,利用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湖南会馆的房舍,办了一个补习学校。罗荣桓立即向他父亲提出,要到北京去。罗国理因为生意不好,也拿不出多少钱。罗荣桓只带了很少一点路费就上路了。

到了北京,罗荣桓口袋里只剩下一些毫子和铜板。他不敢吃会馆里的包伙,只能在街上买一点玉米饼子或是烤白薯充饥。

一天,罗荣桓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了,他想到有一个衡山的名流在北京当国会议员,而身上正好有他的地址。他打算找这个同乡借一点钱作考大学的报名费,也暂时维持生活,待到家里寄钱来再偿还。他风尘仆仆地在一个胡同里找到了这位阔同乡的公馆,敲开了大门。罗荣桓问门房,主人在不在家?那门房先不答腔,而是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穷学生,然后粗鲁地说了声"不在",便"砰"地关上了大门,让罗荣桓吃了一个闭门羹。

这件事给罗荣桓以很大的刺激。全国解放后,他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说:"在旧社会,那真是侯门深似海。现在,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这么高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的同志,人家只要找我,你们都不能挡驾。"

左盼右盼,家里终于寄来一点钱。但是一个铜板得当两个铜板花。为了省一点钱,同学们和他商量,决定在伙房买主食,大家凑份子自己炒菜。尽管生活艰苦,可罗荣桓的学习非常刻苦。他每天早晨总是很早就起床,洗漱后到院子里念英文,他特别喜爱英文版的《林肯传》。林肯的几篇演说词他读得很熟。

对于林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罗荣桓当时很感兴趣。但是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仍然在探索。他积极参加了在湖南会馆内外发生的社会政治活动,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各色各样的政治主张,以决定自己的取舍。

一个傍晚,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樾来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为赵恒惕歌功颂德,鼓吹"联省自治",并在会上散发小册子。经过"六一"惨案的湖南同学都了解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实质上是军阀割据,完全是欺骗。罗荣桓和与会的同学不顾易请来的警察的威胁,愤怒地高呼:"易家樾滚出去!"同学们有的关了电灯,有的往台上扔凳子。易家樾见势不妙,只得夹起皮包狼狈而逃。

一九二四年一月,曾经以中国社会党的名义,到苏联混了一趟并吹嘘曾见过列宁的江亢虎,到北京来大讲其将费边派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孔子的学说烩于一锅的所谓社会主义。他一连讲了三天。罗荣桓第一天听完后,对同在湖南会馆补习功课的同学张沈川说:"莫名其妙,他恐怕是在吹牛皮。"第二天就不再去听讲。事情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江亢虎很快露出狐狸尾巴。他竟跑进故宫去朝拜傅仪,吹捧"逊帝英明,前途有望",从而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北京。罗荣桓和同学们去参加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泰戈尔讲了以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鼓吹用仁爱来消除"人世间愁苦不平之气"。回来以后,罗荣桓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凭借"东方文明"的"仁爱",是不能富国强兵和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这时恰好山东私立青岛大学预科到北京招生。学校是新办的,设工、商两科。罗荣桓报了名。考试发榜,罗荣桓、张沈川等七八名同学被录取。

罗荣桓等来到青岛时,正值中伏,一路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可一进青岛大学校门,迎面吹来阵阵的海风,便觉得暑气顿消。罗荣桓纵目观看,只见山坡上,一幢幢红瓦灰砖的楼房掩映在疏密有致的绿树繁花之间,远处蓝天下是烟波浩淼的碧海。罗荣桓听着那海风吹拂树木的沙沙声,将湿润的空气深深吸进肺腑,不禁心旷神怡。

罗荣桓和张沈川都为能在如此幽美的环境里读书而感到庆幸。后来听当地同学介绍,才知道这个学校的校址,在德国占领时期叫"俾斯麦兵营"。日本占领后仍然驻扎军队,不过改了名字,叫"万年兵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尽管在国内大动干戈,在接收青岛时却对国际上声言,要"化干戈为玉帛"。把这所兵营改为学校就成了化为"玉帛"的象征。

这个学校的发起人和第一任校长高恩洪,是当时的胶澳督办。此人是吴佩孚的老师,当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是一个以直系军阀为靠山的反动官僚。一九二四年十月,曹锟、吴佩孚倒台。高恩洪只好卷起铺盖滚蛋。继任的校长宋传典是靠在洋行经营花边、发网生意大发横财的买办。他因为投靠流氓成性的狗肉将军、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又成为官僚。他和大部分教职员都是基督教徒,使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些西方的色彩。这所学校规矩很严,制定了若干繁琐的通则和规则,规定凡"私充报馆访事或主笔者","干预国家政治及地方词讼者","加入党派不肯脱离者","聚众要挟罢课辍业者"均予以开除①〔引自《私立青岛大学一览》,一九二五年一 月私立青岛大学铅印〕 。

罗荣桓和张沈川等都感到这个学校政治空气沉闷。但是又感到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容易,都想认真读点书,求得真才实学,以便在使中国富强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罗荣桓个子比较高,在教室里坐在后排。每逢上课,他都端端正正地坐着,戴着厚厚的近视镜吃力地看着教授们在黑板上书写的公式,专心致志地听课。课后认真地做作业。两年中,他的功课经常保持九五分以上的好成绩。

可是,在那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年代,他又实在是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接二连三碰到一些看来虽小但却颇为触目惊心的事情,从这些事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的魔影依然笼罩着整个青岛。

一九二五年清明节后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罗荣桓和几位同学到学校后面的汇泉山散步赏花。这时,恰好是日本人的樱花节。当时住在青岛的各式各样的日本人很多是全家出动,携带着留声机、照相机和美酒佳肴来到开满樱花的山上欢度日本人的节日。罗荣桓等一路上只见那手持酒壶喝得醉熏熏的日本男人,梳着高髻、穿着漂亮和服、脚蹬木展的日本女人,还有那不怕春寒、已经穿了裙子和短裤、活泼健壮的日本孩子,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山上,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尽情欢乐。在路上见不到几个中国人,即使有,也是很寒伦地避在路边。路两旁,樱花盛开,在耀眼的阳光下,白的象眩目的白雪,粉红的象是一堆堆火烧云。

天气再好也没有了,樱花开得又娇又艳,但是罗荣桓和同学们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杜甫有这样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们当时的心情与杜甫的描绘大体相似。樱花是娇艳的,但他们只感到它开得骄横刺目,盛气凌人。日本人过节是欢乐的,但他们只感到难堪。公园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却感到似乎是在外国。罗荣桓一路上闷闷不乐,脚步越走越沉重。走着走着他对同学们说:"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樱花了。"同学们似乎都在等着这一句话,于是大家掉转头,急匆匆地离开了汇泉山。身后送来的是留声机里日本歌女妖里妖气的歌声夹杂着一阵阵纵情的狂笑。

又过了些时候,日本海军主力舰"比睿"号访问青岛。为了炫耀武力,日方邀请青大师生登舰参观。

参观军舰,这是第二次了。不久前中国北洋海军的军舰"海圻"号在青岛停泊时,同学们也曾去参观过。这艘军舰是清朝政府买来英国的旧商船改装的,尽管设置有炮,却不能打,一打就会把船身震裂。但它却是中国北洋海军最大的军舰,看上去倒也威风凛凛。同学们这次又来参观日本军舰,都想实地比较一下双方军舰的优劣。

参观的队伍一到码头,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高大的银灰色的军舰矗立在岸边。日本的海军旗正高高地飘扬。走到跟前,只见舰身刚经过油漆,炮衣都卸掉了。炮位上的日本水兵穿着浆洗得笔挺的制服,昂首挺立,不时向这支参观队伍投射过鄙夷的目光。

同学们登舰后默默地参观,默默地倾听着朝鲜同学将日本军官的介绍译成汉语。参观过程中没有鼓掌的,也没有提问的,气氛十分沉闷、压抑。

返校后,同学们议论纷纷。

有的同学悲愤地说:"我们中国的军港,让他们耀武扬威!"

"他们这是想用武力来压我们。"另一位同学接了一句。

"我国的'海圻'号,都老掉牙了。相比之下唉!"有的痛心疾首。

有的皱着眉摇着头说:"中国的海军已经腐化到极点了。看看那日本军舰,在中国领水到处游弋,如入无人之境。国家前途实在是不堪设想。"

罗荣桓仔细倾听着大家的议论,也感慨地说:"中国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应当有强大的海军。"

同学陈举问罗荣桓:"应当有,可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何时才能有呢?罗荣桓当时也答不上来。其实,建设海军,实际上是国家富强这个老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学的是工科,因而,很自然地感到,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工业。

当时,有一些实业界人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三友实业社",生产的毛巾花色品种多,质量比较好,在提倡国货的气氛下,许多人踊跃购买,销路不错,起到了一些抵制洋货的作用。罗荣桓、张沈川等看到这种实业救国或许是使中国富强的一种办法。于是,他们经过酝酿,发起组织了一个"三民实业社",吸收同学们投资,每股五元。共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聘请了一位技师,负责筹办。不久,生产出了纱布、药棉、墨水、肥皂、蜡烛等日用品。罗荣桓很高兴,立即给南湾老家寄了一大包肥皂。他写信告诉家里,这是同学们兴办的"实业社"自己做的,不要再叫它洋碱了,应该叫它肥皂,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肥皂。

但是,罗荣桓这种喜悦心情十分短暂。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年轻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兴办起来的小小的手工作坊,怎么可能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维持不下去了,罗荣桓和同学们连股本也未能收回。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春,在青岛、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帝爱国革命运动的高潮。

四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建立工会,开除、逮捕和私刑拷打工会活动分子,青岛三万多纱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日本资本家要求下,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拘禁了工会工作人员。于是,引起了五月二十五日的又一次大罢工。五月二十八日,胶澳督办温树德调集三千多人的军队,包围纱厂,枪杀工人,当场打死八人,十七人受重伤,轻伤的更多。有的工人躲进下水道,日本资本家竟然堵上棉花包,把工人活活闷死。

日本帝国主义和张宗昌血腥镇压工人的罪行,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胶济铁路总工会发起,邀集全市各群众团体成立了"青岛惨案后援会"(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又改为"青沪惨案后援会") ,组织广大群众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中,青岛大学的学生们也立即行动起来,冲破了学校当局的种种阻挠,组织了学生会,张沈川、罗荣桓都被推选为负责人,并决定从五 月三一日起开始罢课。

在学生会的负责人中有一位商科同学彭明晶,是四川安岳县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曾受到恽代英的教诲,思想进步。他生性活泼,口才又好,与罗荣桓一静一动,性格迥然不同,可却是知心好友。学生会成立后,他们更是形影不离。同学们反映,在哪里看到彭明晶,就能在哪里找到罗荣桓。

学生会成立之后,立即建立了总务、财务、写作、讲演、募捐、演剧等组,开始分头活动。罗荣桓负责讲演和演剧组的工作。他根据每位同学的特长和爱好分派了任务。他白天带领着讲演队到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小报,演讲"青沪惨案"情况,募集救济金,慰问死难者的家属晚上又参加演剧队的工作。罗荣桓和彭明晶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分赴北京、上海,向两市人民报告青岛惨案的真相。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爱国运动,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出色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和尊敬。由于他谦和持重,不露锋芒,同学们将他比作为建立东汉王朝立了大功,而在诸将论功时每每退避大树下的冯异,称他为"大树将军"。

青岛人民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最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镇压下去了。七月初,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张宗昌的旨意,用武力强行解散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到处疯狂地抓人、杀人。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记者胡信之等多人被捕。李、胡在狱中通过青岛大学附中的一位美术教员通知张沈川和罗荣桓说,敌人几次审讯都问到了他们,要他们赶快转移。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铁路工会的负责人傅书堂、伦克忠等安排,罗荣桓和张沈川化了装,到高密农村暂避了一个时期。他们回校得知,李慰农和胡信之已经惨遭张宗昌的杀害。

这一年的夏天,青岛异常闷热,政治空气更加沉闷,令人窒息,罗荣桓经常睡不着觉。他经常半夜里爬起床来,走到走廊上,面对着灰蒙蒙的大海,任凭海风吹乱自己的头发,吹得浑身发凉。

他经常与同学们探讨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试过了,但都没有走通。看来因为参加"五卅"运动,青岛大学本科也进不去了。怎么办?他曾想去美国留学。他同好友张沈川、彭明晶谈过这个打算,也向家里写过信。寒假期间他返回家乡又向罗国理提及此事。罗国理考虑,一族之中出一个大学生,好比是出了个进士,很不容易。既然儿子已经读大学了,不如成全他去留学。罗国理准备卖掉部分土地,为罗荣桓筹集路费。但是因为买方乘机压价,田没有卖成,罗荣桓没有实现赴美留学的打算。他返校后仍在反复思索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并与同学们进行认真的探讨。

一天,他在寝室里同陈举谈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两人都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谈了一会,双方都陷入了沉思。罗荣桓在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下脚步,盯住坐在床上的陈举,问道:

"你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呢?"

"我的人生观?"陈举停顿了一下,然后坦率地说:"我要为人类谋幸福,绝不损人利己。我坚决反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老话。"

罗荣桓点点头,又问道:"你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陈举回答:"我家生活并不富裕,父母节衣缩食让我读书。我只想当一个铁路工程师,为国家多修几条铁路,自己的生活也能有保障。我就是这个志愿。"

罗荣桓坐到对面的床上,仔细地听着陈举的话,然后又问:"如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你这个志愿如果落空了怎么办?"

"如果落空了,我还有补救的办法。"陈举带着憧憬的神情说:"我可以去当文学家,用文学作品去唤醒世人,造福人类。这作用可能比当工程师还要大。"

罗荣桓打破沙锅问到底:"如果这也实现不了呢?"

陈举回答不出,泄气地说:"那我就当个失败的英雄吧,反正不做遗臭万年的事。"

罗荣桓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国家政治腐败,弄不好是要亡国的。到那时候就谈不上什么英雄不英雄了。"

罗荣桓这么一说,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举反问罗荣桓:

"那你打算做些什么事呢?"

罗荣桓抬起头,扶一扶眼镜,恳切地说:"我也想当工程师--当个建筑师。我原本以为实业就能救国。可是,随时随地都有恶势力阻碍着,使你的美妙计划成为泡影。现在看起来,首先要跟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太激烈了,太激烈了!"陈举连连摇头,"你如果去斗,身家性命会有危险。我们是读书来的,不是来闯祸的。"

罗荣桓淡淡一笑,便不再说话了。

怎么同恶势力搏斗呢?罗荣桓根据自己这几年参加爱国运动的经验,和张沈川、彭明晶等反复探讨,认识到依靠少数人不行,要有民众的大联合。他看到,自从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以来孙中山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使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出现了新的气象。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举国哀悼,形成一个广泛的宣传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罗荣桓由此对政党问题发生了兴趣。一天,他同陈举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陈举持有一些知识分子中常见的清高思想,他说:"我认为还是不参加政党好。"

"为什么?"罗荣桓亲切地问道。

"古今中外,哪一个政党不是争权夺利,假公济私?不参加政党,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当铁路工程师。参加了政党,麻烦就多了。"

陈举所说的政党指的是北洋军阀豢养的一些政客结成的党派,诸如自由党、进步党、政学系之类。陈举这番话并没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更没有将新兴的共产党包括在内。在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被张宗昌视为洪水猛兽,统称之曰:"过激党",一经查获就格杀勿论。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面,罗荣桓自然还不便挑明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启发道:

"你对于每一个政党,都仔细研究过吗?"

"没有,也没有这个必要。"陈举颇为理直气壮地回答。

罗荣桓轻轻地摇摇头,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政党能改正它不好的方面?我不信。总而言之,我是不参与党争的。我清心寡欲,超然物外。" "你超然物外?如果国势大乱,妨碍了你当工程师可怎么办?"罗荣桓笑眯眯地问道。

"那,那我就学陶渊明,归--去--来--兮!"陈举边说边晃动着脑袋。

罗荣桓看到再争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便摆摆手说:"你先不忙作结论,应当仔细研究研究。"

以往陈举经常看到罗荣桓和彭明晶、张沈川等左倾同学在一起。他又看到罗荣桓脑后的枕骨长得比较突出。便曾开玩笑地说罗有"反骨"。在这次谈话中,他更摸清了罗的思想脉搏,于是走到门口看看门外无人,又走回罗荣桓身边,俯耳低声说:"老兄,你啊,就是有反骨!"

"你这个人!"罗荣桓哈哈一笑,拍拍陈举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

罗荣桓是怎么看的呢?这时,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正在准备进行北伐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已经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和同学张沈川商量,准备结业考试结束后,立即去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他打算到广州去亲自经受一番革命风雨的洗礼,继续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

从广州到武汉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他和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南下。临行之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识的姓柳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再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这位朋友认识侯绍裘,为罗荣桓、张沈川写了一封介绍信。

罗荣桓、张沈川到上海找到侯绍裘。侯在了解了他们在青岛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以后,对他们说:"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可以不用考试。"

这时,罗荣桓、张沈川并不了解这位看来十分文静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而他们当时还是想读书,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又感到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适。他同张沈川小声商量了一下,婉言谢绝了侯绍裘的好意,仍然准备去投考中山大学本科。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后,罗荣桓等继续乘轮南下。这艘货轮统舱都在水下,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旅客挤得象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个挨一个,有人不断地呕吐,空气污浊不堪。一路上,罗荣桓和张沈川很少呆在船舱里。他们经常登上甲板,倚着船栏,眺望祖国的辽阔海疆。

船过舟山群岛,风浪很大,他们的身体随着船身上下颠簸,心潮随之而激荡。他们回顾了这两年多走过的路程:长沙、北京、青岛、上海,现在轮船正乘风破浪向南航行他们在中国东部绕了一个大圈,如今终于奔向向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心情又怎能不激动呢?

船在厦门停泊了半天,罗荣桓和张沈川登岸游览。他们来到鹭江边,隔海眺望着风景秀丽的鼓浪屿。只见日光岩下,一片浓绿,山坡上一幢幢若隐若现的小洋房,姿态各异,争奇斗妍。色调比青岛海滨更为明朗、热烈。罗荣桓、张沈川都不禁为这浓郁的南国风光而心醉,但是当他们想到这块宝地依然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时,当他们看到鹭江中夹杂在各国商船里的日本军舰时,又不禁皱起了眉头,罗荣桓气愤地对张沈川说:"你看,又是日本军舰!中国沿海一带好地方,从大连、天津、青岛、上海一直到这里,都被列强占完了。"

七月间的一天,货轮由辽阔的伶仃洋进入虎门,只见环绕虎门要塞的一道白粉墙上,书写着异常醒目的十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见到这一巨大的标语,旅客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罗荣桓、张沈川听旅客说,这里就是林则徐销烟处。他们回想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凌辱,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抚今思昔,都深深感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了,革命正在向他们招手。          船在白鹅潭停泊后,罗荣桓、张沈川乘小舢板登岸,在珠江边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一家设备简陋的小旅馆,安顿了下来。

罗荣桓到达广州,正是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七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占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七月十二日攻克长沙

罗荣桓、张沈川刚放下行李,就兴奋地走上街头,他们想尽快地领略这革命策源地的风采。

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看到两旁高楼矗立,人行道上都覆有遮雨的廊檐,来往行人如织。在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维护三大政策!"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落。在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回广州的省港大罢工工人队伍和打着"援助北伐募捐讲演队"的横幅的学生队伍,有的正向市民演讲和募捐。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明的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国民革命、介绍苏联的书籍和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及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子闪动着兴奋喜悦的光芒。

一回到旅馆,罗荣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

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十月份,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十一月间,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象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了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他走东家、访西家,上屋里进、下屋里出,跑遍了南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屋场。他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了南湾的情况,受领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

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处理被害儿童团员的事件,南湾地区的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同衡山县其他地区一样,在南湾也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

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五卅"运动中,他经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风雨,如今的农民运动又将他推到了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潮流里。这两次革命运动的洗礼,使他在风雨中成长起来,为他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提供了初步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经验。

四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今天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家庭还有可能因受他连累而再吃官司。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四月十四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临行前,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俯下身去亲了一亲,然后告别了家人,就上路了。

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巡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在东方,雷公坳的山顶仿佛已露出一抹微光。而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罗荣桓伫立良久,然后转过身来,匆匆地踏上征途。在金觉峰上,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学校师生全力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课上得很少。

这时,武汉从外表看革命气氛依然非常浓厚,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仅限于湘、鄂、赣三省,已处于新旧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武汉内部,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本家采取对立态度,商品奇缺,粮食紧张,百物腾贵,人心惶惶,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为了策划"清共",向革命力量步步紧逼,而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却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象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七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赡养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在几天里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罗荣桓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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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投身秋收起义 | 罗荣桓传 | 共和国人物

02章 投身秋收起义


通城暴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汪精卫的屠刀吓破了一些懦夫的胆。报纸每天都辟出专栏登载变节者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启事。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却激起了革命者更加昂扬的斗志。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彭明晶和罗荣桓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党人。此时,彭明晶已被留在武汉市委从事地下工作。罗荣桓同这位同窗三年的战友分手时,依依惜别,一遍遍地互相嘱咐,互相勉励罗荣桓怎能料到,此次分手便是永别!一九二七年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不幸遭敌人杀害。

不久,罗荣桓就上路了。由于各个车站盘查很严,他只坐了一段火车便开始步行。

一路上,罗荣桓的心情同半年前在家乡搞农民运动时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了。投身于急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中的兴奋激动,此刻变成了满腔悲愤。罗荣桓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①〔罗荣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好端端的革命局面不复存在了,千万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

经过几天跋涉,七月下旬的一天,罗荣桓到达通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等向他介绍了当地的社会情况。

自从北伐军进入通城后,农民运动发展得迅猛异常。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于已经倒戈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的叛军残部流窜到通城,地主豪绅一度乘势向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但不久农民运动的形势有了好转。"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以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在通城县城里,县的武装掌握在代表豪绅利益的团防局长刘秀波的手里,反动势力占了上风。可在乡下大部分地区还是农会当家。原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汪玉堂是中共党员,正在乡下组织农民自卫军。王武扬要求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名义在两三天内下乡,协助汪玉堂组织农民自卫军。王又将民政股长谭梓生介绍给罗荣桓,让罗随谭一道下乡。

在谈话中,罗荣桓了解到谭梓生原来是上海政法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后,他被任命为旌德县长。"四十二"蒋介石叛变以后,他在家乡不能存身,跑到武汉,又由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工作。

过了一天,罗荣桓、谭梓生下乡同汪玉堂会合,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这一工作同罗荣桓在家乡搞的农民运动比较起来已经深入了一大步。当前,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了。因为农民生怕已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回来进行报复,积极分子都愿意武装自卫,而夏斗寅的溃兵在通城四乡又扔下了不少枪支,武器是现成的,所以,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上千的农民报名参加了自卫军,枪也有了二三百支。这时,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斗争形势更为紧张。刘秀波已在城内加强了戒备。四个城门一落日就上锁,白天只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供行人出入。又过了不久,上级派人来鄂南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要求各地九月十日以前开始起义,以"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

罗荣桓和王武扬、汪玉堂等研究了如何执行省委计划的问题。大家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一关,势必要强攻。但是,农军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正当他们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由原崇阳县民团改编而成的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受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压迫南下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他派人到通城找汪玉堂接头。汪要求叶重开立即率部隐蔽驻扎在通城县城西面的铁柱岭。汪又派人通知王武扬秘密出城,和罗荣桓、谭梓生、叶重开一道研究行动方案,决定智取通城。

八月二十日上午,叶重开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由一个自卫军的伙夫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西门。这时城门已紧紧关闭。

叶重开下了马,大声嚷着要见刘团总。门卫见来人是个当官的,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把叶放了进去。叶重开递上了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说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卫信以为真,把城门打开。叶重开带着这十几个人径直奔向县衙门,在早已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的中共党员的配合下,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团的枪。

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口召开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大会由王武扬主持。他首先宣布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并向弟兄们介绍了自卫军的领导人。自卫军总指挥是王武扬,党代表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继宋。在会上宣布将残害农友、血债累累的刘秀波枪决,并没收他和其他几个土豪的财产,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充作军用。

会后,自卫军的干部们又研究了具体分工。队伍里缺一个管帐先生。大家感到罗荣桓是大学生,建议由他兼管财务。罗荣桓一贯不善于也不喜好理财。但是他考虑到管帐也是革命的需要,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于是,他除了作党代表外,又兼管着一只盛钱的小箱子,走到哪里就提到哪里。

罗荣桓身材比较高大,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还是从武汉带来的旧中山装,在队伍里特别显眼。虽然他刚来,对战士还不熟悉,但是战士们却很快就认识了他。有的称他"党代表",有的还不懂得什么叫"党代表",见他穿中山装,戴眼镜,又管钱,就称他"先生"。

农民自卫军的旗帜打出来了,但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缺乏弹药,有些枪支是坏的,需要修理

当自卫军的几位干部一起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过营长的刘继宋提出,这些问题可以请驻扎在修水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协助解决。这个师的师长余洒度是共产党员,黄埔第二期的,是刘继宋的同学。

听了刘的介绍,大家知道这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时,卢德铭带着队伍由武昌乘船东下,准备到南昌同叶挺、贺龙会合。在江中,通过侦察得悉张发奎已在九江布防,乃命令部队从阳新黄颡口登岸。到江西奉新后,得知叶、贺部已经南下,便西撤进山,同湖南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浏阳工农义勇军取得联系。部队开到奉新后,卢团长去武汉向中央请示,部队交给营长余洒度指挥,随后部队进驻修水,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江西朱培德"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由余洒度任师长,平江农军负责人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以警卫团主力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以浏阳农军和警卫团一部编为第三团。

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决定派刘继宋、罗荣桓和谭梓生三人去修水联络。于是,他们便风尘仆仆赶到修水。这时在暂编第一师师部当文书的谭政接待了他们。他问明情况后,立即向余洒度报告。余答应给他们派两名教官,拨给少量弹药,同时还告诉他们,如果敌情紧张,可以将部队开到修水来。

罗荣桓一行刚刚回到通城,得悉国民党的第十三军正由北面向通城进逼。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八月底,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罗荣桓、叶重开等的率领下离开通城向修水转移。

出发时已近白露,可南方的"秋老虎"却仍在施展着淫威。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把山间的石头、树木、杂草都烘烤得散发着热气。队伍行进在山路上,象是钻进了一口大烤箱,人不断地出汗罗荣桓背着包袱,提着装有二三百光洋的箱子,跟随队伍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天,他的上衣布满了斑斑汗渍。

傍晚,队伍来到通城最东面的村镇--麦市。战士们走得燥热难耐,刚宣布休息,还不等干部下令,大家都跑到镇南的黄龙河边喝水。水喝足了,又纷纷脱去衣服,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洗澡,洗完后,穿上衣服,一屁股坐在地上,一个个都不想动了。

罗荣桓和叶重开等看到部队已十分疲劳,便决定就地宿营。罗荣桓和一些战士住在一个祠堂里。他的头一沾箱子就睡着了。

拂晓,罗荣桓睡得正酣,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大家立即爬起来冲了出去。原来昨晚在北山坡上曾出现化装成放牛人的崇阳地主武装侦探,由于没有经验,谁也没有在意。当夜崇阳地主武装就勾结了国民党部队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麦市。

罗荣桓提着箱子和叶重开招呼战士们向东突围。天亮后,集合队伍,三停已去两停,原来收编的通城民团大部分跑散了。罗荣桓这位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参加暴动没有几天,在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中便碰上敌人袭击遭受挫折,一开始未免有点发蒙,但他还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面跑,一面收拢队伍。他又同叶重开商量了一下,便率领着剩下的一百多人继续向修水转移。王武扬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一九三四年病逝于安徽安庆。

这一天天气更热,山路也更加崎岖。罗荣桓提着沉重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刚走了十几里路,就热得舌敝唇焦,嗓子里象是在冒烟。刚刚打了败仗之后的这种酷暑山地行军,显得更加令人燥热难耐。然而,这比起罗荣桓日后漫长征途上的艰险来说,又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序曲罢了。

下午,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跟前,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一个农军士兵抢上两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看这两人很面熟,知道是队伍里的弟兄,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

傍晚,队伍到达修水县桃树港宿营。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但是这两个家伙已经逃之夭夭。

丢了这二三百块钱,罗荣桓心情非常懊丧。他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对他的夫人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这是罗荣桓的自我解剖。毛泽东对这件事又有不同的评价。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林月琴,向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从秋收起义到文家市集结

罗荣桓、叶重开等率领农军继续东行。第二天清晨,到修水,余洒度从一团抽调了四五十名老兵作骨干,将这支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由原警卫团的排长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仍沿袭在农军的职务,任党代表。

编队以后,师部给连里补充了一些武器。因为枪支少,罗荣桓领到了一口系了红缨的大刀。当他佩上大刀时,不禁莞尔一笑。去年在上海,侯绍裘曾建议他和张沈川进黄埔军校,但是被他们婉言谢绝了。想不到过了一年,他这个戴眼镜的大学生还是当了兵。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俗话说,逼上梁山。面对着蒋介石、汪精卫的血腥屠杀,革命者怎能不拿起刀枪?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湖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正是反映了革命人民的要求,同时也给一切革命者指明了方向:推翻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的统治,要靠枪杆子。于是,罗荣桓就拿起了武器,而他参加并领导的通城暴动也就汇入了秋收起义的洪流。

罗荣桓当了兵。但是,部队里的一切对于他几乎都是新的课题。摆在他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兵谭希林等请教。过去警卫团只有团里才有党代表,谭希林等处于基层,对于如何当好连队的党代表,也讲不出所以然来。不过,他们还是向罗荣桓介绍了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的一些优良作风。

他们告诉罗荣桓,卢团长是从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他的作风同其他军官有明显的不同。别的团长、营长,一般都有小伙房,吃饭讲究四菜一汤。卢团长却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号房子时,卢团长总是先尽部队,团部的住房往往比较差。卢团长从来不带卫士。有人曾向他建议,出门时带个把人,一来安全,二来办个什么事情也方便一些。可卢团长拒绝了,他说:"你们不都是我带的人吗?有什么事你们难道不帮我办吗?我生活在弟兄们中间,只要弟兄们安全了,我个人的安全又有什么问题呢?"卢团长对部队讲话,经常说:"弟兄们!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他平时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深得弟兄们的爱戴。

罗荣桓听了战友们的介绍,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一切事情他都走在前头,让大家照自己的样子做。所以大家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批连党代表之一,开始了中国人民军队首创的连党代表的实践。

与罗荣桓到达修水几乎同时,全权负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会议,决定以暂编第一师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第一团和第三团建制不变,另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及萍乡等地农民武装编为第二团。

按张家湾会议决定的起义计划,九月九日各路同时开始行动。第一团攻平江,第二团取萍乡、醴陵,第三团打浏阳。得手后,向西发展,然后以长沙工农起义为内应,相机夺取长沙。九月八日,卢德铭回到部队,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九月九日清晨,师部和第一团以第二营、第三营、第一营和师部的序列出发,十日占领朱溪,随即进入湖南平江,准备与当时驻扎在龙门的余洒度新近收编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团合攻长寿街。

当罗荣桓、谭希林等率领特务连随师部到达龙门时,得悉邱部叛变,在金坪向第一团突然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师部听到先头部队在金坪失利的消息后,命令后续部队南下,去攻浏阳。这一带多崇山峻岭,这时已过中秋。山区的早晚,虽然有了凉意,可白天仍然非常懊热。山中草木丛生,蚊子大而多,许多战士染上了疟疾。部队无医无药,病号也只好硬撑着行军。沿途村庄不多,人烟稀少,经常寻不到粮食,只好以南瓜充饥。有一些人吃不了这个苦,经不住失败的考验,一路上纷纷开小差。

罗荣桓走在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他除了和大家一样饥渴劳累之外,还加上眼神不好,看不清崎岖的山路,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不是被石头碰了脚趾头,就是崴了脚。但是,他顾不上这些,仍然坚持帮病号、帮掉队的战士背枪,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这时,入党仅仅四个月的罗荣桓尽管已决心革命到底,可是,这一支小小的起义部队,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究竟要到哪里落脚,能不能坚持下去,怎样才能坚持下去,罗荣桓和大家一样,还心中无数。无论是他的模范作用还是苦口婆心的说服,都未能遏制开小差之风,而这也正是当时包括罗荣桓在内的许多干部十分焦虑的问题。

九月十七日,部队转移到铜鼓县排埠和浏阳县孙家段一带,与毛泽东和在东门市受挫的第三团会合。部队休整了一天,谭希林调往第一团第一营,特务连长由浏阳县工会主席朱建胜担任。因为当时尚未在连队建立党代表制度,罗荣桓改任师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部队到达文家市,与攻浏阳失利的第二团余部会合。起义部队原本有五千余人,仅师部和第一团便有二千多人,三个团先后受挫后,这时还剩下一千余人。特务连还剩下七八十人,随师部住进了文家市西头的里仁学校。

当天晚上,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连夜在师部召开了扩大到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时攻打长沙已不可能,建议部队改变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落脚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

第二天清晨,全师一千余人在里仁学校的操场开会,毛泽东讲了话。由于他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人们此时都称他毛委员。毛泽东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打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还留有队伍。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现在需要好好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我们分成几路,力量分散了,但是敌人力量却很集中。结果我们打了败仗。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是攻长沙的。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但是现在那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不能去打大城市,去打交通要道了。现在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

说到这里,毛泽东稍稍提高了嗓音。他说,同志们,革命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而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整顿纪律。对老百姓的东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根禾草也不要动。只要我们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会如鱼得水,立于不败之地

罗荣桓过去没有见过毛泽东,但老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了。一九一九年他刚到长沙读中学,在驱张运动中,他就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一位著名的群众领袖。他还知道,今年年初,毛泽东曾到湖南衡山等县考察过农民运动。罗荣桓受湖北省委农民部派赴通城之前,还读过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个报告考察内容之翔实,观点之鲜明,说理之透辟,文笔之犀利,留有深刻的印象。

此刻,正当罗荣桓为部队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焦虑的时候,听到了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感到象是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罗荣桓感到毛泽东这个讲话完全合乎客观事实而又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这是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听毛泽东的讲话。从这时开始,罗荣桓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泽东。他所以尊重和敬仰毛泽东,是因为他从革命实践中日益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里包含着既丰富又深刻的真理。

三湾改编

开完大会,部队下午就从文家市出发了。

因为朱建胜是浏阳人,熟悉当地情况,师部分配他和罗荣桓打前站。朱建胜招呼罗荣桓来到文家市街上,一面搞点饭吃,一面打听道路。他们来到当时才一四岁的杨勇的家里。朱建胜同杨家很熟。他向杨勇介绍了罗荣桓,说他是师部的参谋,原来是武汉的大学生。然后,朱建胜去买菜,罗荣桓向杨勇详细打听了去上栗市的道路。两人吃了饭,就上路了。

按师部原来的计划,部队到上栗市后便折而向南,过萍乡,进莲花。但是朱建胜和罗荣桓到达上栗市后便听人说,萍乡街上和车站都驻扎了军队。大队到达上栗市以后,他们便将此情况向师部报告。

毛泽东决定,部队转向东南,经小视,九月二十二日到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以第三团、第一团的序列前进,不料第三团走错了路,跟进的第一团在芦溪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遭敌人伏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很大。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

部队怀着悲愤的情绪继续转移,进入了武功山区。为了摆脱敌人,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日落后方才宿营。九月二十五日冒雨攻入莲花,摆脱敌人尾追。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

罗荣桓还没有进村,就看到三棵几抱粗的大树,其中两棵是樟树,一棵是枫香树,郁郁森森,很有气派。走到树下,是一块坪。这就是后来十分著名的枫树坪。在枫树坪北面散布着几十户人家,这在山区也算得一个大村子了。可部队进村后,却不见有人。原来老表们听说来了兵,都躲进了深山。

部队刚住下,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前敌委员会开会研究部队整编问题。

罗荣桓按照师部的指示,带着特务连到山上喊话,向老表们说明我军的性质,动员老表们回来。老表们听了喊话半信半疑,先让一些老人回来看望。他们一看,猪啊鸡啊什么也没有丢,战士们说话十分和气,老人们又兴冲冲地上了山。第二天,老表们纷纷回来了,山村里顿时热闹起来。

就在这一天,部队在枫树坪整编,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余洒度宣布了干部名单:团长陈浩;一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三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另成立军官队和卫生队各一。接着毛泽东讲了话。

他说,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要整编。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多余的军官全部上军官队,伤病员归卫生队管理,其余同志编入部队。

他又说,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接着宣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他还提出,在部队内要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予以制裁。

毛泽东最后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毛泽东的话象阵阵春风,吹进了战士们的胸膛,把大家心头的火苗又吹旺了。战士们尽管个个都是面黄肌瘦,又疲惫,又憔悴,但这时眼睛里又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队伍解散以后,大家纷纷议论:

"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我们几百个人还怕起不了家?"

罗荣桓听着同志们议论,亲眼看到这支快垮的部队终于又振作起来,不由露出会心的微笑。他在一九五七年回顾在我军建军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写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命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从此,罗荣桓便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全部过程。

十月三日,部队由三湾出发,当天下午到达宁冈县的古城。

宁冈是深山之中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小县。它历来是被压迫的农民结义啸聚的场所。民国以来,朱聋子的义军①〔民国初期,井冈山地区活动的农民武装首领〕,出没其间;后来,王佐、袁文才又继之而起,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互相呼应,杀富济贫。

宁冈的古城,又名老三街,曾经是县治所在地,位于深山之中,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荒凉破败,人烟稀少。

曾经作为县治的古城尚且如此荒僻,山上更可想而知。眼看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安家,那些思想动摇的军官,心里不禁凉了半截。这时,又有几十人请了"长假"。其中有些人以后仍然坚持了革命,有的却消极起来,甚至当了叛徒。

后来,罗荣桓曾将部分人因吃不了苦而动摇离队的过程称为"自然淘汰"。经过这一淘汰,部队已不足千人,但它却更为精粹了。

进军井冈山

部队进驻古城的当天,毛泽东在文昌宫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联络王佐、袁文才部队,争取在袁、王驻地井冈山安家。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党在部队里还没有扎根。为了把支部建到连上,各单位要积极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

十月七日,部队从古城出发,当天下午,到达茅坪一带。这里已是井冈山脚下了。

部队驻下后,立即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安置伤员。为了揭穿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已被消灭的谎言,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影响,并对罗霄山脉中段地区作社会调查十月十日左右,毛泽东决定部队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因为郭亮在北伐时期曾任湖南总工会主席,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部队向湖南边界活动,即以"郭亮团长"的名义,到处贴布告,刷标语。罗荣桓在行军中亲自提了石灰桶子,拿着用笋壳和棕毛缠起的笔,和战士们一道在墙上书写"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

部队经宁冈大陇、湖南酃县十都,十月中旬到达酃县水口。

第二天晚上,罗荣桓和各连的党代表都到团部驻地叶家祠堂的楼上,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团第一批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六人的入党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各连党代表都要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照这个样子给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

几天后,茶陵方向有两团敌军向水口移动。前委决定兵分两路。由团长陈浩、团党代表何挺颖等率第一营二连、三连为一路,经安仁袭扰茶陵,毛泽东率领第三营、第一营一连和团部特务连继续沿湘赣边界南下。

仿效毛泽东已做出的榜样,在途中,罗荣桓除做宣传工作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连队建党上面。当时,特务连除罗荣桓、曾士峨和副连长张宗逊外,一个党员也没有。为了迅速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罗荣桓行军时一面帮助战士们背枪,一面同他们拉家常,了解情况,物色和培养发展对象。很快,罗荣桓熟悉了全连每一个战士的经历、家庭和思想状况,并从中选择了八名发展对象,让他们填写了入党表格。

十月二十二日,部队进驻江西省遂川县的大汾。晚上,特务连在一个阁楼上举行了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在会场的一侧放了一张方桌,桌沿压了一张红纸,红纸一直垂到地面,上面用毛笔写C.C.P 三个英文字母和入党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在红纸上面压着一盏油灯。在方桌前面放了几张破旧的条凳。

罗荣桓早早就来到会场,他招呼那八位新党员在条凳上就坐。不一会,毛泽东在曾士峨、张宗逊陪同下也来到了会场。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罗荣桓点起了油灯。那灯光缓缓地跳动,映着桌上的红纸,泛着红光,使人感到十分温暖。

入党仪式开始。罗荣桓首先解释了C.C.P 三个字母就是英文的"中国共产党"的缩写,又讲解了六句誓词的意义。接着,他请八位新党员逐个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入党动机,然后,他请毛泽东带领大家宣誓。党员们都站起来,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逐句诵读誓词。声音粗犷而又坚定,使这简单朴素的入党仪式显得非常庄严。

仪式结束后,罗荣桓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听到这八位同志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都谈得比较好,很高兴。他点点头,对大家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现在要为推翻地主豪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将来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你们在群众中要发挥模范作用、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要紧密地团结群众,及时向组织反映部队情况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落到了实处。对于这件事,罗荣桓非常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一九五六年回忆道:"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甚至反对军事工作,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散会后,罗荣桓、曾士峨和张宗逊将毛泽东送走,然后又分头到各排查铺。当他们回连部时,地上已经凝结了一层浓重的露水。罗荣桓打开线毯铺在地上,招呼曾士峨、张宗逊躺下。三个人挤在一起又回顾了这一天的工作,对明天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等他们入睡的时候,鸡已经叫了头遍。

罗荣桓刚刚睡着,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他们三人一跃而起,立即招呼紧急集合,把部队带出了村。这时天已拂晓,只听得四下枪声不断,但是敌情不明。后来才知道,敌人是当地反动武装肖家璧的靖卫团。

这种遭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对罗荣桓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麦市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时,听到枪响,还有点紧张。现在已经多少摸到了一些规律。他后来说打仗有点象小时候捉蛇,刚开始不免有点害怕,但一掌握了规律就没有什么了。

罗荣桓在周围密集的枪声中,敏锐地感觉到,在这种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关键是首先占领制高点。他向路边一个山头一指,大声喊道:"跟我来,占领这个山头!"说着就领头往山上冲。这山上杂树丛生,脚底下乱石累累。罗荣桓用大刀拨开面前的树枝藤蔓,脚底下踩着高低不平的乱石,一个劲向上攀登。到了半山腰,忽听得啪啦一声,原来一根被拨开的树枝又弹了回来,打到罗荣桓的脸上,把眼镜给刮掉了,落到了草丛里。

"糟啦!"罗荣桓焦急地蹲下身去摸了一阵,但没有找到眼镜。这时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他顾不得找眼镜,又向山顶冲去。当快到达山顶时,罗荣桓忽听得山那边咋咋唬唬。原来是敌人快占领山头了。他连忙指挥战士们投弹,同时,将自己的一颗手榴弹甩了出去。随着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吓得又滚下山去。

天大亮了。工农革命军占领了几个山头。可往四下一看,到处都有敌人。再同敌人纠缠下去显然不利,毛泽东命令部队分散撤退,到荆竹山集合。这时,第三营已同团部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张子清和伍中豪率领下继续南下到湘南去了。

罗荣桓和曾士峨带着两个排随毛泽东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一直到黄坳,才停了下来,一面休息,一面收集失散人员。

罗荣桓看到这两个排三十多人稀稀拉拉分散坐在地上,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伙食担子已经跑丢了。罗荣桓只好和曾连长凑几个钱,带了几个战士到老乡家里找来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罗荣桓和几个战士把饭箩抬到一块空地上,招呼毛泽东和战士们来吃饭。战士们架好了枪,走到饭箩跟前,每人分得一瓢饭,但是却没有碗筷,有人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便用衣襟兜着,然后用"两双半"抓饭吃。

等大家都吃饱了,饭箩已经送还老乡,毛泽东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虎虎有生气地下达了"立正"的口令。这时,战士们都抬起头来,他们为毛委员和连长、党代表坚强、镇定的情绪所感染,纷纷提枪入列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营一连和张宗逊带着的另一个排也到了,罗荣桓让张宗逊带一个排掩护毛泽东先走。队伍随后出发,于当天傍晚到达长满翠竹的荆竹山宿营。这时,已与王佐部队取得了联系,王佐派人到荆竹山来迎接部队上山。

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队前讲了话。他要求大家遵守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才能在井冈山立足。"

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

十月二十七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腹地--茨坪。随后,去茶陵袭扰的第一营二连、三连在陈浩、何挺颖率领下,也到达井冈山归队。工农革命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罗荣桓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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