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章 第二次赴苏前后 | 瞿秋白传 | 共和国人物

11章 第二次赴苏前后


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然的提到日程上来了。

六大的召开,在八七会议上已有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在3、4月间召开六大 ,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的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月2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4月间罗亦农被捕,暴露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瞿秋白、周恩来和国内留守同志对此作了周密研究,并由中央于5月18日发出第四十七号通告,规定了关于整顿发展组织和秘密工作的九项具体措施。6月4日,中央又根据他们出国前的决策,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红四军应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组成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起了重大指导性的作用。

1928年4月底,瞿秋白离沪赴俄。4月29日,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还是阴晦的,下午又下起雨来。瞿秋白化装来到码头,登轮启程。船行两天 ,抵达大连。从这里上陆,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从这里乘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楼分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此厅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正是初夏的景色。

6月中旬,多数代表已经到达。14、15日,召开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议。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会间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这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主席团中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在我们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反革命势力一致行动,来压迫、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虽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光荣历史。可惜,由于党中央陷入了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受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党内还存在许多错误倾向,如盲动主义等等。这次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形的机会主义。瞿秋白要求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尤其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他说,六大一定能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长达九个小时。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与斯大林的意见一致。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十万字,分为三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五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七万字,也讲了九个小时。银色别墅的安宁的环境,给六大的代表们提供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充分的时间,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这与在白色恐怖中,在国内匆忙地召集言不能尽意的会议,条件之悬殊,真有天地之隔。这也许是一些报告的时间,安排得相当充分的原因吧!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正确地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他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①"八七后认'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②他希望全党对于盲动主义有深入的认识,他说:"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③

①②③《秋白同志报告》(手稿)。

盲动主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是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瞿秋白在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瞿秋白指出,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地方如果要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他们必须向外发展,在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导引起周围的其它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刻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这里,瞿秋白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他说: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过程中,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他说: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这里,瞿秋白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军事投机的错误,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段话,特别是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不同他一直重视革命武装、革命战争,重视红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等正确的主张联系起来考察,那么,非常容易使人误解他是在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一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后来在十年动乱中,他的这一观点果然成了"英雄们"声讨批判的一条不小的"罪状"!

瞿秋白痛感于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的损害,在报告中说: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他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又说:吾党缺少理论,革命的党要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吾党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党的理论才能使党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吾党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党的弱点之一。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责任在谁?党内有强烈的反映。一些同志严于指责别人,而疏于批评自己;有的人则挟有私怨,一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瞿秋白不赞成这种指责和追究,而主张严于责己。他说: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对于张国焘在会议中缺乏与人为善,热衷于指责别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行为,瞿秋白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下面是在报告结束时的一段对话:

秋白: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

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全场鼓掌不止)

瞿秋白报告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仍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革命有无间断的进展,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以致发展到十一月会议时处分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等)。瞿秋白在报告中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反而认为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要的。

从21日起,代表们用了七天时间对瞿秋白的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会成立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妇女、财政审查、军事、农民土地等委员会,瞿秋白参加了政治、组织、职工、苏维埃、宣传、农民土地等六个委员会,并担任政治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认真听取代表们批评意见的基础上,6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在结论中,瞿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地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对于命令主义,他说:布哈林同志发现了我们的命令主义,把党变成了老爷党,老爷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给赏,有同志无处安插就给他工作,这就是我们害了工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订好了什么好政策也是不行的。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问题,瞿秋白在结论中作了说明:从八七会议以前到十一月会议以后,共产国际一直要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我主张他参加扩大会议,后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仍要他到这里来,因为开会很危险,而他又不接受国际的意思。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在结论中,瞿秋白对这次大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按:指批评--作者),或者攻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党代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我们希望七次大会上免去一切小资产阶级倾向。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代表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六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电后,将电稿发往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的工作。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从7月17日开到9月1日。在这之前,中共六大进行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代表团由五人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系。瞿秋白作为代表团团长,要领导代表团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和革命问题的决策等,责任是重大的。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瞿秋白和苏兆征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论修养,又是代表团负责人,因此,他是国际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领导机构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先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分别于7月2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真理,永远不盲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这样,他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瞿秋白在国际六大,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

在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岐,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第三时期"理论。尽管布哈林本人对这一理论有所保留,但在联共(布)出席国际六大代表的坚持下,布哈林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在会上批评了与此不同的意见。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3),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第二时期(1923-1928),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第三时期(1928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因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将引起革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至少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的。

瞿秋白是国际六大代表中,最先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以至否定的发言人之一,在他之前发言的有波兰代表科斯特鲁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①。他说:"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②农民的作用和农民土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太平洋远东问题,等等,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清楚的阐述。"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③

①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次会议(7月27日)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9页。

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总路线。他说:"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①他认为,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聚集力量。

①同上书,第382页。

出席国际六大的一些代表,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产生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言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①。对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宣告:"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②"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③"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④我们领导了农民的武装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始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⑤

①②③④同上书,第543页。

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1页。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佩佩尔说广州起义是盲动、冒险,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的论点。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动起义是正确的。

"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①"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②"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③至于广州起义以及中国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已经并正在得到纠正,今后将继续检讨这些错误,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①②③同上书,第451页,380页,552页。

佩佩尔指责中共不重视反帝斗争。对此,瞿秋白说:"如果象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①"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②佩佩尔还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③对此,瞿秋白幽默地说:"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⑤"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⑥

瞿秋白吁请代表大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说:"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行这样的民族纲领:"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教条主义,把某些国家党的经验神圣化的时候,瞿秋白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①②同上书,第544页。

③④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45页,546页。

⑥⑦⑧同上书,第546页,550页,551页。

有些人忽视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瞿秋白说这些人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简直是"叶公好龙"。他郑重地声明:"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①

8月23日,瞿秋白代表中共、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团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在大会上宣布声明:"下面签字的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也完全同意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声明完全拥护联共(布)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政策。"②表示了维护国际团结,支持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良好愿望。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50页。

②同上书,第560页。

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①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应坚决反对右倾并反对向右倾错误持调和态度的倾向。认为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在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可以说,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领导方针急剧向"左"倾转变的开端。

①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24页。

9月1日,国际六大结束。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上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等一起担任书记处的成员。

莫斯科的生活和工作

瞿秋白4月底离开上海不久,杨之华也带着七岁的女儿独伊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大会的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中工作。中共六大开过后,她与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9月,她又和瞿秋白一道随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先后游览了巴统(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业中心)、巴库(里海石油区)、罗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铁路中心)乌法(黑壤农村区)、哈尔科夫(工商业区)等地。他们沿途看到了工厂、农村、军队、文教、妇女、儿童等组织和活动,看到了许多革命胜迹,看到了苏联革命成功后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感到十分欣慰。

瞿秋白经过两次大会的紧张工作,身体极度虚弱,夜间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撑着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复考虑如何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库写长信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①信中说: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广泛地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可恨可恨。对于贯彻六大路线,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在职工运动方面,他指出要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反对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在农民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方面,他指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在党的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然而又显然的。他将在最近二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①马列选集,②国际经验,③国际时事,④苏联时事,⑤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他建议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门见山,这书的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②

①瞿秋白致周恩来信,是从杨之华《回忆秋白》中引来的。

②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1928年版第5页。

瞿秋白用通俗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清楚的说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历程及其经验和教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这本书后来在莫斯科出版,对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身在异域,病痛缠绕。接任伊始,他就想到了回国,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到国内同志的身边。给周恩来的信,说出了这种埋藏得很深的激情: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过了不久,大约在11月间,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会谈中国革命问题。张国焘不通俄语,由瞿秋白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间九点,一直谈到零点才结束。在斯大林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主人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客人隔着办公桌对坐。斯大林不停地抽着烟斗。他关切地问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使客人感到亲切。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多岁,才得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以后又千方百计找到第二、三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用了几年时间,熟读这些书,才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这时的斯大林,正在与党内外的反对派作斗争,因此他还是谨慎的,谈话也比较现实和谦虚。

这次会见前后,瞿秋白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结果到1929年2、3月,肺病又加重,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这是一个乡村疗养所,附近有青苍苍的寒林,厚厚的积雪铺满大地,空气冰冷,异常清新。同来休养的黄平,身强力壮而又喜欢运动。瞿秋白羡慕他那强健的身体,自己觉得惭愧,但很想锻炼一下,使自己也有那样好的体魄。黄平常去滑雪,瞿秋白便高兴的同他一起去练习滑雪。手握撑杆,跕出稀疏的灌木丛,踏着滑雪板从坡顶往下滑。滑雪板在雪面上发出丝丝的声音,顺坡而下,轻快,平稳,犹如荡舟,又与荡舟不同;江南水乡的荡舟,另是一番情趣。瞿秋白从此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和黄平还一起到列宁山去滑过雪。

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都住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旅馆,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瞿秋白第一次旅俄时住过的东方大学宿舍,就在这条街的A字15号。柳克斯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房金。瞿秋白每月约有二百五十个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里,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江浩、夏曦、董必武、叶剑英、赵世兰、李文宜、杨子烈等。别的班的同学称特别班为老头子班。性格开朗活泼的杨之华来到这里,顿时使班中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人们常常看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运动。她刻苦用功,学习俄文进步很快。班里讨论时,她积极发言,观点鲜明,言之有物。回到公寓的家中,她还要抽出时间来照料瞿秋白的生活,使他集中精力于写作和工作。当时莫斯科的物资缺乏,有钱也难买到东西。食品更缺,有时一连三个月,顿顿饭的菜品只有鱼类,吃得使人腻味。杨之华总是设法调剂副食品,尽可能使瞿秋白吃得好些。

俩人的生活是俭朴的,但他们的生活又是十分和谐的,感情是十分亲密的。据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庄东晓回忆说:"每逢节日或假期,我常到华姐秋白的住所--柳克斯公寓十二号去看她。""当秋白工作的时间过长,面带倦容,需要休息时,华姐在旁就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或叫秋白放下笔去做点什么,调剂调剂。有一次我和潘家辰同志去看他们,寒暄了几句,秋白又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了。华姐向我递了个眼色,笑着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也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我们一起说笑,这才稍得一点休息。"①

①庄东晓:《难以忘却的怀念》。《回忆杨之华》第40页。

女儿独伊到莫斯科后,送进了一家孤儿院。瞿秋白、杨之华平时很忙,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去看她。独伊一人,言语不通,有些调皮的苏联男孩看她是黑头发,便把她当作犹太人,歧视她。虽然孤儿院院长、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待她很好,但她还是时刻都想念爸爸妈妈。每次他们来看她,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到周末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要买一些带到孤儿院去给女儿吃。

后来,独伊调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在离莫斯科较远的一个小城依凡城。瞿秋白夫妇仍然每逢周末去看她。他们在星期六晚上从莫斯科坐火车,星期日早晨抵达伊凡城,要坐整整一夜的车。他们就睡在火车上过夜。星期日清晨,一家人见面,分外高兴,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

早晨,我们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排了队出来,唱歌欢迎父母,接着又表演节目给父母看。父母带来的食品玩具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一起玩。然后由父母分别带领自己的孩子出幼儿园,秋白和我带着独伊到附近的森林中去。这是我们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我们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在这一天中,秋白是高兴的,活泼的,使他忘却了工作的紧张与疲劳,他和孩子痛快地尽情地玩着。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我叫起来:"妈妈,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听这话,放开了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兴,拍手大笑。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①

这是杨之华的回忆。下面是独伊的回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我们的儿童院设在莫斯科郊外沙皇时代的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风景很优美。那一天,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杆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木筏顺流而下,微风轻轻地吹动着我们的衣服,忽然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快乐的歌声,在河上飞翔,我们就在歌声中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②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独伊《怀念父亲》。《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瞿秋白的两次爱情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亲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种只有狭隘的亲子血缘之爱的人;共产党人博大的襟怀,使他充满了对一切孩子的热爱。对于他所爱之至深的人的女儿,他视同己出,也爱之至深,远远超过了血缘之爱。他在杨之华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从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也从来没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她从未失去父爱。

在列宁疗养院,瞿秋白虽在病中,却更加关怀独伊,常常写信给她。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

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二月十四日

喜悦与关怀交织成的这封短信,饱含着多少温暖亲切的父女之情呵!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仍在列宁疗养院。俄罗斯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是春意已在林梢花枝间,已在人们的心田里。瞿秋白想到了小独伊:她和与她同龄的孩子们,不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和无限希望的蓓蕾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一首小诗,内涵深蕴,表现了革命者对于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美好的希望和浓厚的爱恋,那思想境界是高洁的。

独伊所在的森林学校是苏联政府为病弱儿童办的儿童学校。校中讲究卫生,规定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独伊的头发自然也剃光了。女孩子剃光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瞿秋白知道后,立即给独伊写了一封很有风趣的信,安慰女儿。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不久,瞿秋白又给女儿寄去了一封短信,信下附了他滑雪的画。

独伊:

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父亲很了解女儿的心理,信中充满了慈父的热爱和关怀。收到这些来信,独伊从那里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更加安心的学习了。

郭质生,是瞿秋白1921年来俄时结交的好朋友,现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带来了十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个抄本,是当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那时,他受到苏俄扫除文盲运动的启迪,深感中国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与中国文字之弊病密切相关,非作改革不可。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1929年3月19日,他在列宁疗养院写信告诉杨之华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在中国文化领域里,瞿秋白富于远见卓识,他看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人才,通过多少个阶梯,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万事难在开其端,谁能甘愿作这样的阶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当然还有杨之华,一起来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年10月,瞿秋白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晚间

星期一  中国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  东方部政治会议 列宁学院   -        (十时)    (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  中国党史    党校(四时) -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  近东会议(十时)材料(十二时)-

星期五  远东会议(十时)政治秘书处会 -                (十二时)

星期六  东方部组织会议 党校     -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①。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②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③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写道: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6日)。彭湃、杨殷等被捕后,中央特科确曾计划在敌人押送途中以武力劫持营救,但因贻误时机未成。 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15日)。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满怀痛惜之情,概要地叙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经历以及伟大功绩。最后写道: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陆定一于1928年底抵苏,任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身体有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共于同年4月关于撤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开始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拥护苏联"的简单策略。陈独秀便借题发挥,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决议,警告陈独秀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独秀仍旧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这件事,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也引起一场波澜。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陈独秀,而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党内同志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陈独秀处分问题的不同见解,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一向视为前辈,恭敬,尊重,何况他曾经是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大革命运动,摧折了许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还是觉得应该由政治局来分担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把全部责任统统推给陈独秀一个人。他总是希望陈独秀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从错误的泥淖中爬起来,重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主编《布尔塞维克》时,邀约陈独秀为党刊撰稿,尽管陈只以"寸铁"来应付,他还是照登不误;对于陈独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并不降低。岂料,陈独秀越走越远,终于堕落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分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难怪平时冷静温和的瞿秋白,这时竟激于义愤,错误地压制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王若飞。

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室,这时,改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研究所办有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

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中央来信于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搁了半年。瞿在复信中向中央报告说:"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花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等文章,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又说:"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打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求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后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请即答复。"③

①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这封信刚刚发出,瞿秋白又病倒了。1930年1月,他写信向中央报告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①"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②

①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党史,指瞿秋白从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讲起,讲到1929年底止。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

瞿秋白虽病体支离,考虑的还是如何作好起草党纲和研究党史等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静地读书、思考、研究、著述呢?难道仅仅是病么?不!如果只是因为病,那么,有医生的治疗,有疗养院的休养,有杨之华的照料,病是不可怕的。他所极不满意的,而且感到厌烦甚至憎恶的,是腾起在周围的喧嚣的噪音,那完全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殃及了无数善良的人。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总应该按照共产党人的准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办事。可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号称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满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封建阶级那一套货色,权术、手腕、阴谋、诛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了"错误"要挨整,没有错误,只是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要挨整。"反倾向斗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巧妙的整人的圈套,杀人的武器罢了。

1929年底,在大规模"清党"的惶恐气氛笼罩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掀起的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完全打乱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已经使瞿秋白无法正常地工作下去了。

中山大学风潮

莫斯科中山大学①,是苏联党和政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1925年11月开学。学生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第一任校长拉狄克,1927年夏因与托洛茨基同伙而被解除校长职务,由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这年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气浮,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地不得人心。但他在半年以后,1928年3月却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的一个安徽籍学生陈绍禹,1925年入学,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手腕圆滑,善于辞令,深得米夫赏识。1927年2月,联共中央派米夫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绍禹随同米夫作译员,便狐假虎威,自视很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要他向旅苏留学生发表讲话,反对"江浙同乡会"。六次大会结束后,有的代表没有走,米夫又召集报告会,王明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①中山大学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风潮,起始于1927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米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实际上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捏造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经苏联有关部调查确认属实。按向忠发的说法:"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中,竟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激于义愤,纷纷找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曾到学生中间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

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富农问题的争辩,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

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①

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①。在这种好的形势下,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①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年1月)。《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①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的下层工作。③

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年1月1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7日)。

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①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③。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④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提出三条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活动;二、召集中共中央全会;三、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⑤

①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 ①③④⑤《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日,在米夫干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王明手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②。

①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党的建设》第3期。

②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期。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所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白浪费气力,再与这些后台硬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虽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党和绝大多数的党内的同志,热爱中国亿万的劳苦人民大众。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瞿秋白传 作者:陈铁健
12章 圣洁的友谊 | 瞿秋白传 | 共和国人物

12章 圣洁的友谊


重逢茅盾话《子夜》

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王明集团打倒了他们预谋要打倒的人。但是,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或者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王明一伙并不就此罢休,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①。

①张金保:《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斗争及其他》。《工运史研究资料》(九),1980年8月20日。

王明一伙对待瞿秋白,稍微客气一点。瞿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患病未痊。王明一伙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笼络群众,不得不发给他一点生活费;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1932年间,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至十五元。这一点生活费,仅能维持瞿秋白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的磨炼,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衍后来说: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少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①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313-314页。

瞿秋白下台,株连所及,杨之华也跟着倒霉,她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她心里感到委屈,要求给她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她,热情地鼓励她。他说,要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要学会独立工作。他教杨之华读书,学习俄文,写短篇小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当杨之华把她写的《豆腐阿姐》这篇小说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由衷的高兴,马上执笔帮她修改;她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每译出一段,他就帮她改一段。杨之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群众工作,现在突然要闭门读书写作,感到很不习惯。瞿秋白便对她说: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帮助下,杨之华逐渐适应了,心情也舒畅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杨之华在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怎么触犯了房东太太,她便指桑骂槐,唠叨个没完。杨之华回到房里生气地对瞿秋白说:"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瞿秋白却微笑着幽默地对她说:"就是因为不自由,才闹革命么!"一下子把她的火气消了。还有一次,杨之华看到他身体虚弱,很久没有吃到一点好菜,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燉得又香又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时竹杆碰翻了锅。她心疼不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有帮她晾衣。他马上一声不响地帮她收拾,象哄小孩似地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么。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给我改。"说得她心也宽了。

瞿秋白对于这位美丽、聪慧、勤俭、坚毅的女性,是非常尊重,百般爱护的。他与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但更多的是她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家中生活的一切,都由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使他有可能集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他是这个家庭的灵魂,而她犹如融融烛光,照亮并温暖了这个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激情的小屋。瞿秋白对杨之华倾注的感情和辛劳,无限感激,并且深怀歉意。所以每当她遇到不愉快的事,他总是想法抚慰,逗她高兴;决不让她忧郁和感伤。当然,这一切都是他们真挚的爱情所生发出来的。

三个月过去,到了4月下旬。茅盾从沈泽民那里得知瞿秋白的近况和住址,第二天就到大西路两宜里瞿家看望。这天下午,瞿秋白正在伏案写作,杨之华在看书。楼下传来了敲门声,听到房东太太去开门。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何先生在家吗?""这里没有姓何的!"房东太太已经不耐烦了。杨之华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连忙下楼,边跑边说:"有姓何的!"并对满脸狐疑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了客人一眼,回屋去了。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杨之华请他们进房后,悄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原来,去年8月,瞿秋白由莫斯科归来,听说茅盾已从日本回国,就用暗语写信给开明书店转茅盾,约他会面。瞿秋白改姓何,杨之华改姓林,还留了地址。茅盾和孔德沚去看了他们。当时,瞿秋白向他们概括介绍了革命形势,询问了他在日本的情形,并表示支持他写小说。从那以后,两人已有半年多没有见面了。

叙了家常之后,瞿秋白问茅盾在写什么?茅盾说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瞿秋白听后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过了几天,一个星期日,茅盾带了《子夜》原稿与各章大纲,和孔德沚一起又来到瞿秋白家。瞿秋白兴致极好,文学园地的门扉,终于重新对他开放,即使是看着别人的作品,同作者交流心得,也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瞿秋白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的成败,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天快黑了,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吃晚饭。瞿秋白和茅盾打算晚饭后,接着谈下去。不料,饭刚吃完,邮差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信中说: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此地危险,赶快转移的暗号。可是仓促间,往何处转移呢?茅盾夫妇当即邀瞿秋白夫妇到他家中去。茅盾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一幢楼内的三层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茅盾对二房东说是亲戚来上海治病,住不久就走。他让孩子睡在地铺上,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睡。瞿秋白在这里住了一两个星期。有了充裕的时间,两个人就天天谈《子夜》,谈上海文艺界,谈左联的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对《子夜》,瞿秋白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读原稿极为细心。原稿写吴荪甫坐的是福特牌轿车,因为这时上海通用福特车。瞿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豪华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牌轿车。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茅盾都照改了。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无法照改。①

①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子夜》在1933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作品。同年3月,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说《子夜》将使1933年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而国民党玩弄的骗人的"国货年"只能"做《子夜》的滑稽陪衬"。因为,中国还在"子夜"中,在"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①。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②8月,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③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他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评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他的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读子夜》。《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1933年8月13日。

在和茅盾交往的过程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先生。他对这位几乎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文坛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却至今未能见面。茅盾说,待方便的时候,同他一起去拜访鲁迅。

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是给茅盾送刚印出的左联秘密机关刊物《前哨》的。瞿秋白看了上边刊登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他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旦如家,为瞿秋白夫妇找到了住房。不久,他们便从原来住址搬进了新居。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紫霞路六十八号的主人谢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岁的青年人。长身玉立,面庞清癯,心地纯正,态度谦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经商,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谢旦如喜欢文学,思想进步。1921年与应修人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年底由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年后,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前哨》创刊,便是由他筹集经费,接洽印刷出版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月间,一切安排妥当,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①,剪了平头,一身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①一说化名林复;此据杨之华:《回忆秋白》。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十号的一座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象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里。①

①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参见周枙伽:《回忆谢旦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的看法。5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就是在同年9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受到"左"的影响。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①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年10-11月间,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殊主编,自1931年3月16日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冯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左联的工作。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这是他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从1932年到1937年,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夏衍说:"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③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观《"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4页。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③夏衍:《左联杂忆》。《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为法国人所办,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争取任光,以便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正是通过任光,才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了最有效的、最能鼓舞群众抗日情绪的宣传工具。

瞿秋白对左联的指导,到1933年秋冬为止,大约近三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上海,人们普遍感到惋惜。茅盾曾这样设想过:假如1933年底,当时王明路线的中央不把瞿秋白调到中央苏区去当什么文化教育委员,而继续留在上海,那么,左联后期的不团结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两个口号的争论也不至于发生。

左翼文坛两领导,

瞿霜鲁迅各千秋。①

①茅盾1980年11月中赠丁景唐诗。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一支向反动派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当之无愧,是这支大军的最杰出的政治委员。这,也许不过份吧!

当然,谁也不会忘记,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乃超、冯雪峰、周扬、夏衍、丁玲等人,对于左翼文艺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

紫霞路的常客是冯雪峰。他每次来找瞿秋白谈工作或取文稿,都带来一些文坛的新的信息。他们的谈话,常常伴着笑声,给这个安静的居室带来了欢愉。他们经常谈到鲁迅。这不仅是因为谈左联工作,必定联系到他,更主要的是瞿秋白十分敬慕鲁迅。他总要问:鲁迅近来好么?鲁迅在写什么?鲁迅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经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左联工作的意见。冯雪峰后来说:"在两人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已经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了。在鲁迅先生也是差不多。"①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5页。以下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多参考冯著及杨之华、许广平的回忆录,恕不一一注明。

鲁迅早就知道瞿秋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知道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年青而有才华的文人。鲁迅从冯雪峰那里知道瞿秋白从事文艺的评著并愿意与闻并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很看重瞿秋白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谈到的关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的时候,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对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冯雪峰来时就交给冯说:"你去时带给他(指秋白--笔者)罢!"

对于瞿秋白的杂文,鲁迅也很看重,他不止一次向冯雪峰谈到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可佩服!也指出瞿秋白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读二遍有一览无余的感觉。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论文。有好几次,他微笑着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是指瞿秋白批判与打击"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自由人"以及论述文学革命、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那些辉煌的论文,如《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正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对工作和事业的巨大的热情,对同志的赤诚纯真的情谊,把鲁迅和瞿秋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翻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当时国内很难得到俄文原版书籍。为了防范敌人的查禁和没收,瞿秋白请他的朋友曹靖华从列宁格勒把苏联书籍报刊寄两三份,分批或经西欧寄给鲁迅,然后由鲁迅转给瞿秋白。《新土地》就是这样转到的。1931年下半年,译稿送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土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现实生活,瞿秋白看重它的出版。他写信告诉曹靖华说:当这部书出版的时候,他要亲自写篇序,而这序文只有五个字:"并非乌托邦!"。可惜,《新土地》书稿,后来在"一·二八"事变时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曹靖华未及译出涅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以为,译本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实在有些缺憾。但发稿在即,要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来译已来不及,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把别的事放下,很快把这两万字的序文译出,并将《铁流》一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了一遍。在把译稿送给鲁迅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这是迄今发现的瞿秋白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迅、雪:

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不过,当我引着下面一段中的几句时,我细把《铁流》原文和曹译对过。①

①下面是曹译文字一大段。信是手迹残页,没有后文,也没有日期和署名。

称鲁迅为"迅",冯雪峰为"雪",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信中的语气,也充满了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感。鲁迅在1931年10月写《〈铁流〉编校后记》里,告诉读者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校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看来,瞿秋白和鲁迅虽未曾见面,但友谊已经很深了。

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本来,鲁迅已从日文本翻译了这剧本的第一场,以陏洛文笔名在《北斗》上刊出。找到俄文原本后,鲁迅认为最好请瞿秋白从原文从头译起。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且立即动手,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一卷第四期刊出第二场译文,并连续刊登。但到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登完第三、四场以后,因《北斗》停刊而中止刊出。直到1933年10月,鲁迅把全稿找齐,写信时间当在1931年秋,8月下旬至10月初之间。

才交联华书局印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写了如下的话:

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场续登下去,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场,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后来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则连第一场也已经改译,和我的旧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里,已将一年,总没有刊印的机会。现在有联华书局给它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

的。①

①《鲁迅全集》第7卷,第403页。

可见,瞿秋白的译作,鲁迅是如何看重呵!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就在这不久,瞿秋白在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长信,欣喜地说: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

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

瞿秋白在指出了译文中的问题之后,又诚挚地说: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①

鲁迅收到这封热情真诚的长信以后,十分高兴。他把这信送到《十字街头》,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1931年12月11日。

25日该刊第一、二期上。12月28日,鲁迅写回信给瞿秋白,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②

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8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5页。

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

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据杨之华回忆,是在1932年夏天,他们从法租界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一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高兴地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个好朋友终于见面了。瞿秋白回到家中,还处于兴奋状态。他告诉杨之华说,彼此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他邀请鲁迅全家一道来紫霞路作客,鲁迅愉快地接受邀请。许广平对两人这次会见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①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叙述,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鲁迅家中的客厅:圆形的玻璃鱼缸,几尾金鱼欢快地游来游去。鲁迅和瞿秋白各自手挟香烟,在烟篆中,两人促膝交谈。

鲁迅直抒胸臆:"对俄国文学,我有极大的兴味。我之写小说,原因之一也是由俄国文学家为劳苦大众呼号战斗所给予我的影响。"

瞿秋白深有同感:"俄国的国情,很象中国。俄国革命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它的影响。"

鲁迅娓娓而谈:"为人生;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这样。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索,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瞿秋白极以为然:"是的,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情感之所寄,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笔,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写作的。"

鲁迅赞许地望着瞿秋白:"把俄国文学的精品译给中国人看,无异是在暗夜里烛照人生的火光。"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在摆脱了世事纷扰,重回文学园地的时候,得识鲁迅这样的同志和战友,他怎么能不振奋呢?

6月间,瞿秋白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于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夏去秋来。9月1日上午,天下着雨。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六十八号。鲁迅所以特地要在雨天来,也许同为在雨天里少有特务的盯梢。鲁迅来时,瞿秋白无限喜悦地从书桌旁坐起来表示欢迎。客人很欣赏这一张特殊的西式书桌。它上有书架,下有抽斗,把上面的软帘式木板拉下来,就可以象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上,把整个桌面复盖起来。瞿秋白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与鲁迅讨论。他找出几个字来,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去叫了菜,招待鲁迅夫妇。当坐下来吃中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里感到不安。但鲁迅却毫不介意,席间与主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①

①《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页。鲁迅这时多呼瞿秋白的别名何苦,故称何家夫妇。

在这以后,瞿秋白和鲁迅两家的来往更为密切。据鲁迅日记:

1932年9月14日"晴。上午文尹②夫妇来,留之饭。"9月18日"晴。得文尹小说稿,下午毕。"10月24日"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11月4日"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

②杨之华曾用文君作笔名,不久即改为文尹。

内中所说小说稿,是杨之华在瞿秋白鼓励下所写的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小说写完,瞿秋白很高兴地说:"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鲁迅在兄弟中居长,瞿秋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大先生"。因为是习作,杨之华不好意思麻烦鲁迅。瞿秋白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果然,鲁迅收到小说稿后,当天下午便改妥,而且还改正了里面的错字,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然后用纸包好送回。日记中所说《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是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交给鲁迅的。良友公司答应出版这本书,书稿刚刚送出,还没有得到稿酬,鲁迅便把当日午后所得版税中,抽出六十元给杨之华,以贴补瞿家生活之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真使瞿秋白夫妇感激不已。

在鲁迅家中避难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实行法西斯专政。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杀人如麻;在统治区内,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1931年初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因"叛国"之"罪"可判死刑的条文有八款之多。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欺骗手段与高压政策交替并用,手段越来越卑劣,越毒辣。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象瞿秋白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人。

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鲁迅的身家性命也不安全。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面临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度外,成为瞿秋白夫妇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鲁迅的家,自然成为他们最愿投奔的庇护所。1932年冬,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即转移到鲁迅家中。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在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前,杨之华独身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瞿秋白请人到街头寻找,遇见时正值白天。杨之华请那人先走,她自己转到天黑时,确信已经甩掉跟踪者,才来到鲁迅家。

这时,鲁迅已于11月11日离沪去北京探望母亲。瞿秋白夫妇来时,只有许广平和海婴在家。鲁迅11月30日返回上海,两人聚首,分外融洽。许广平回忆说:

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象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朝夕相见中相互交谈,精心策划。①杨之华和"大先生"夫妇、海婴及家中的女佣,相处很好,使许广平丝毫没有接待生客之感。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12月7日,瞿秋白为鲁迅写了一幅字,内容是七绝诗(起句"雪意凄其心惘然",约作于1917年)。诗后写有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②这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敬重,把一颗坦诚的心献给他所完全信赖的战友,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品质。

②据原诗影印件。

过了两天,瞿秋白夫妇以昂贵价格托人在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进口的高级玩具,送给三岁多的海婴。当时瞿秋白夫妇并不宽裕,鲁迅夫妇对此深感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培养儿童科学知识的好意,还是在这不安中接受了这件贵重的礼物。当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瞿秋白在盒盖上,按顺序写明零件名称、件数。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很有深意地说:"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①12月11日,鲁迅夫妇设宴招待瞿秋白夫妇,在座的还有冯雪峰、周建人。又过了些天,陈云在一个深夜来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②。鲁迅关切地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临下楼,鲁迅又对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他和许广平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瞿秋白夫妇走下楼去。③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②这是一个雨夜。据《鲁迅日记》,12月11日以后,25日以前,夜雨只有23日。陈云接瞿秋白,大体可以判断在12月23日。杨之华、许广平回忆,也说瞿秋白离去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

③史平(陈云):《一个深晚》,《救国时报》1936年10月30日。

回到紫霞路,瞿秋白仍在思念着鲁迅。据鲁迅日记,从12月25日到1933年2月4日,四十天中,瞿秋白写了六封信给鲁迅,平均每周一封。其中有12月25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12月28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诗指无题七绝一首:"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一向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申报》副刊《自由谈》,虽于1932年12月起由主编黎烈文进行革新,并邀鲁迅、茅盾等发表作品,但积习甚深,一时难以革除。一些宣扬低级庸俗情调,或抒发闲情逸致的作品,仍然时有发表。瞿秋白这首诗,就是对此而发,它也基本上代表了鲁迅的意见。

这时,鲁迅、瞿秋白和左翼作家们,正在同"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进行激烈地论战。9月间,瞿秋白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苏联诗人别德内依嘲骂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功夫唾骂》,与批评胡秋原等无涉。11月15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发表邱九如署名芸生的仿拟瞿译诗的作品《汉奸的供状》,嘲讽胡秋原、苏汶等,诗中充满了辱骂和恐吓之词,显然违反党的策略。文委书记冯雪峰认为不妥,建议《文学月报》公开纠正这一错误,被拒绝。冯雪峰同瞿秋白谈起,得到赞同。其时,瞿秋白正在鲁迅家中。鲁迅认为这是横暴的流氓作风,自己公开纠正为好。于是由鲁迅出面于12月10日写信给周扬,这就是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的住地又发生了问题。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间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认为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可能发生危险。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急忙赶来,要他们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2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记载:"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说明此时瞿秋白夫妇就住在这里。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到上海,当天下午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肖伯纳在上海停留只有半天,但报刊评论颇多,捧与骂,冷与热,样样都有。鲁迅和瞿秋白决定把这些评论,收辑一起,印成一本书。商定之后便分头进行:许广平跑北四川路一带,从大小报摊搜罗当天报纸;鲁迅和瞿秋白边看边圈定篇目,由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然后由鲁迅、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作序言,瞿秋白写卷头语。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肖伯纳在上海》一书。瞿秋白在卷头语中说:"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后,有些人不同意。1933年2月1日《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写的《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为芸生《汉奸的供状》一诗辩护,说鲁迅对芸生的批评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正在鲁迅家中避居的瞿秋白,看到了首甲等人的攻击,即刻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予以驳斥。这是一篇讲道理的论战文章。瞿秋白肯定并且进一步阐明了鲁迅文中的正确意见,他写道: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

"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7-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一组文字,多么生动地表现了这两位文坛挚友和革命同志之间,并肩战斗的情谊和协同配合的默契。

2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他们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3月初,经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十二号租到一间亭子间。3月1、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或5日,瞿秋白夫妇就迁居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寓所,看望瞿秋白夫妇,祝贺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使满室生辉①。

4月11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白来往更加方便,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杨之华说:

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②许广平说:

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③

①一说此联书写时间,在同年晚些时候。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是:

3月5日《王道诗话》

3月7日《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头经》

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

3月《〈子夜〉和国货年》

4月11日《关于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内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

9月28日《儿时》

10月25日《中国文与中国人》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运用到杂文写作中,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人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是当前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具有迫切感,也有实现的依据。因为,他自信除了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外,他是被鲁迅引为知己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他了解鲁迅,理解鲁迅。许广平回忆说:"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②这种为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良好条件,使瞿秋白更充满了信心。

②《语文学习》1959年6月号。

一切准备就绪,从4月初开始,他便集中精力写作了。

东照里十二号的房东,是位泼辣好事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上海多年了。楼中房客有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也有日本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常常来瞿家串门,干扰颇大。瞿秋白夫妇为了摆脱干扰,专心写作,于是想出一个杜门谢客的办法。白天,瞿秋白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杨之华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敖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这些药她都偷偷地倒掉了。这出"戏"演得很成功,房东和房客果然不再来打搅他们了。瞿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①;有的进步刊物也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②。《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③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同时也指出鲁迅及其作品的不足:"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④包括鲁迅在内的"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⑤鲁迅不断的在自我解剖中,在对敌斗争中前进,走到了新的革命营垒里来。"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⑥集中表现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⑦。这些"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⑧。因此,"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⑨

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3页。 ②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③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78,9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同上书,第995页,998页。 ⑦⑧⑨同上书,第998-1002页。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于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反动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

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巅峰。

一连四个不眠之夜,写完了《序言》,瞿秋白感到十分疲劳,又十分踏实,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后他又开始投入新的题目的写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写作。忽然,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走近,声音越来越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急忙收起桌上的书籍、文稿。杨之华回头看已收拾妥贴,然后镇静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的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年7月10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瞿秋白传 作者:陈铁健
14章 从上海到瑞金 | 瞿秋白传 | 共和国人物

14章 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②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①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 ②据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风格。"①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鲜明锐利。

①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第201-202页。 ②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文约20篇,署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①,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受到组织上的整顿,严格检查了该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①《六大以来》(下),第56页。 ②《红旗周报》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呼号》(第48期,1933年7月20日)、《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远比"左"倾路线的指导者高明得多。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被中央认为错误"特别"严重。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观点明确,文字简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国民党的报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然是抄袭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诬蔑苏联。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的确确在实行'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的决议,什么察哈尔问题,什么新疆问题等等,都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瞿秋白严厉地谴责道:"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药可以医。总之,是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的民众","要靠饥饿政策去逼迫红军","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瞿秋白在下面又写道:"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别一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军比红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然而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敌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极大多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错,那么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对兴起于察绥抗日前线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认为这是"军阀混战的'准备',"这是照抄"左"倾错误的观点;二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国民党军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队兵士打红军了,这也是"左"倾指导者的主张。十分清楚,除了"左"的错误,这里绝对没有临时中央决定中所强加给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颠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倾领导人压制和拒绝不同意见,坚持"左"倾错误的顽固立场,以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在中央苏区的福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从1933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级,愈演愈厉,到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已达到狂热的地步。

"左"倾领导人,对于因为"左"倾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和反对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的帽子,进行无情打击。他们在白区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狂热的扩大和继续。他们妄图以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把这样一位曾经主持过中央领导工作,在党员群众中享有威望,而又对现行路线表示异议的领袖人物,彻底打倒,以消除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影响。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向瞿秋白打了招呼,指出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而不承认右了。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①。据瞿独伊回忆:"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②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①《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②《忆秋白》第231页。宗派主义分子,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半年后他就当了可耻的叛徒。

王明"左"倾集团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他的健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几乎全是奉命的应景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①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

①瞿秋白:《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调遣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去。

1931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象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②他提出问题:"之华可以去吗?"通知人回答说可以向组织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苏区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他要求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妻子杨之华同行,绝非非份之请。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这当然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谁能说它不是理由呢?但是,王明集团的要人们,有谁从中国到苏联去,或者从白区到苏区,或从苏区到白区去,不携眷同行呢?党内政治上的颠倒,就使一切都被颠倒了。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未刊稿。

事情决定后,瞿秋白日夜工作,整理他近三年来的著作和译作。杨之华也忙于为他准备行装,一只整理好的衣箱已经放在屋角。他对杨之华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译稿又放下,自语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一会儿,他又说起驳斥叛徒叶青的七、八万字的书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遗失,实在可惜。他感到今后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从事著述;过去所写的东西,即使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妥善保存,留待革命胜利以后与读者见面。一旦遗失,就难以弥补了。

瞿秋白对于和杨之华的这次分别,心里很不平静。他似乎预感到苏区的前景微妙;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许多同志都可能有这种预感。离别的前一夜,瞿秋白照旧晚睡。但这夜的情形却异于往常。下面是杨之华的回忆--

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我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

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地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这是无限的依恋之情啊!但是,瞿秋白虽文弱而又坚毅,温情又不怯懦。他和她都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们可以舍弃一切,直至献出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个苹果,大家很愉快地给他送行。①

到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说:"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

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②

①《忆秋白》,第219-220页。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带来的一张短笺,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7日,星期日,夜十一时,风雨雪交加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南驶。从此,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

①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1月11日夜十一点离沪,天下着雪,大风。《鲁迅日记》则记载:7日昼阴,"夜雨雪",9日白天微雪,而11-12日都晴。据此可知,瞿当于7日夜离沪。9日鲁迅得瞿来信,当为杨之华在瞿走后寄出。

其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由中央交通局的工农通讯社管辖,下设十几个站点。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交通员大多是经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的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

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这一条路线。瞿秋白化装为医生,在武装交通员的掩护下,大约在1月中旬到达赤白交界地区。这里只能在夜间行进,白天就在山顶上隐蔽休息。有时离敌人的警戒地区很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甚至可以听到敌人的说话声。他们在赤白交界区连续走了几夜后,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地区。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晚间在农家住宿。瞿秋白从这里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托人转送到上海。这就是杨之华收到的短笺,和鲁迅在1月28日收到的来信①。2月5日,瞿秋白到江西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②教育部视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为正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分设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到职,3月间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会议,议决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①《鲁迅日记》1934年1月28日:"星期。晴。得宜宾信。" ②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回忆①,记下了这样感人的场面:

①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340页。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都失败了。这一次他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连坐、怀柔等政策,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原则,只凭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他甚至躲在房子里,凭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战争开始时,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坚固阵地。1933年9月底,敌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人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攻打白区敌巩固据点,屡败屡攻,转战于敌碉堡区。11月,福建事变发生,事变领导人愿与红军合作反蒋。毛泽东此时建议,红军主力应突破敌围攻线,进攻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根本重地,迫敌回援,既可粉碎敌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绝这一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飞往建瓯督战,连克厦门、福州,镇压了福建事变。同月,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军事上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损失严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①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象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

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

①《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第62期,1934年6月2日。

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本《苏维埃教育法规》中收录的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关于省教育部报告》中说:会议听取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但瞿秋白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对于他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任内的具体情况,所知很少,仅从《苏维埃教育法规》中和一些同志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所写的回忆录说:秋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写了一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召集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据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说,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①瞿秋白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信的。他所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没有出现"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提法。但是,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便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例如最后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一条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第二条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又如《列宁小学校学生组织大纲》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必须在斗争中劳动中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离开了斗争劳动与实践,专拿书本来读,是说不上共产主义教育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规条例还是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课程设置为例:

国语--"初级小学国语课,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以及小数的最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且必须教授簿记(记账)、会计等实用科目的简单方法。"②

①②《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社会与科学常识--"高级小学添设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种科目:(一)社会知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最浅显的科学公律的概念。"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①。

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五十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①的错误作法。他质问道:"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②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③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①

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①

①本节参考许焕隆著《瞿秋白》一文(《新闻界人物》二,第54-65页),并借用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工农剧社简章》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工农剧社支社各在所属俱乐部筹备并举行演戏晚会或表演活报,组织音乐队、唱歌队,以及其他更简易的化装表演、双簧、说故事等游艺;平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戏剧理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的材料报告分社。"支社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部队、各级苏维埃机关及革命团体组成,隶属于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中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蓝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给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①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运动的人材。"②戏校内设中央苏维埃剧团,"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习课目的教授"③。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会同工农剧社中央总社"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④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④《工农剧社简章》。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路是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戏校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团员,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青年男女,但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

"没有!"他们被瞿秋白说服了①。

在讨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中文娱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瞿秋白认为戏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艺术干部,就失去了创办的重要意义。他还建议调瑞金、长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到戏校,开设地方班。他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②

①②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白学会了骑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他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他那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听众总是精神集中,不时发出笑声。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师生围住他,不让他走。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兴国县青年农妇歌手刘秀章的绰号)的兴国山歌。一阵如雷的掌声把他送走。剧团中两个最小的演员丘兰、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回来。

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②是的,瞿秋白这时三天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深知瞿秋白长期带病工作,总设法给他弄来一条鱼和几只鸡蛋。但煮好后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问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别人吃过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秋,主力红军出动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按部队形式编组。石联星、王普青带领火星剧团;施月娥、刘月华带领红旗剧团;赵品三(这时李伯钊已随军长征,由赵接管工农剧社总社和艺术局的工作)带领宋发明负责的战号剧团,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这时,瞿秋白对剧团的指导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他要工农剧社的全体社员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要进行集体创作,以求多写和写好剧本,提高话剧创作水平。为了诱导大家写作,他写了很多故事,同时要大家也先写些故事给他看,然后再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①他要求大家经常与老年农民作朋友,听取故事。即使是很短小简单的故事,也应该记录下来。他要大家体验各种生活,他说:"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②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剧社的同志写出很多话剧、歌剧、舞剧和山歌。瞿秋白要求制订剧本的审查和预演制度。审查时,他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当有的同志说"这个行"、"那个不行"时,他说: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有些很差的剧本,经过预演、修改,都成了很好的剧作。几个月过去,由于采取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并重的方针,写成了不少剧本。经瞿秋白选编、写序,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选入《牺牲》、《不要脸》、《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等五个剧本。油印出版了三百多本,发到全区。瞿秋白对于优秀的儿童演员,亲自制订培养计划,经常检查训练情况,先后培养了四个童星,并为他们举行晚会,给他们戴上红领巾和红花,从而推动了儿童演员艺术水平的提高。

①《忆秋白》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同上书,第329、330页。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他让大家休息两天,准备会演。彩排时,他时常来看。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二十七年后,1962年赵品三写诗怀念这次晚会:"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①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向演员们发了奖。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剧团的人员一律分到红军中去。瞿秋白要和这些可爱的文艺战士们分别了。他是在会演后的第三天夜间离开小密的。当天晚上,赵品三、石联星和剧团的二位同志到住处来看他。这是一间农民的茅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小警卫员在收拾东西,瞿秋白也在灯下整理文件和书。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②他谈了许多话,希望他们好好跟着队伍行动,争取尽可能的机会演出,宣传。

当天夜里,瞿秋白离开小密。苏维埃剧团的文艺战士们,铭记着他的语重心长的叮嘱,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时,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③

①《忆秋白》第3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忆秋白》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同上书,第176页。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瞿秋白传 作者:陈铁健
13章 重返文学园地 | 瞿秋白传 | 共和国人物

13章 重返文学园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

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创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他们不赞成席勒化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因为席勒晚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席勒只是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作品里的英雄。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他们所说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象巴尔扎克那样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反动的保皇主义者,但他敢于正视本阶级的没落,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他的《人间喜剧》,(瞿秋白译作《人间滑稽戏》)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瞿秋白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述,然后指出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显示了巨大的认识能力。其"真实描写"的特征和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是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应当具备的。瞿秋白说:"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取巴尔扎克等等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

这一时期,瞿秋白对于一些作品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上述理论的精神,把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他称赞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书,说:"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这就可以了解: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①左翼作家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图,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代替真实的描写;如果不是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写出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来,文学就不能影响生活,产生革命教育意义。在评论《毁灭》时,瞿秋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写新人、新的英雄的问题。他说,这种新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出现。他明确指出:"这种新人,克服一切旧社会给他的遗传。自己和自己奋斗,严厉的肃清各种各色的颓废,消沉,留恋,自私,虚荣,麻木谁领导着这种奋斗?是矿工,是雇农,尤其是大工业的工厂工人。是的,劳动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改造世界,去消灭敌人,这种巨大的战斗之中,他们同时改造着自己。"②1932年3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认为作者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它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茅盾后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为《三人行》"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瞿秋白也以"真实"这个标准来评论作家。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所列鲁迅的精神有四点,第一点便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四点则是反虚伪的精神。瞿秋白说: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主要是指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两者是相通的。③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327页。 ③王铁仙:《瞿秋白论稿》。本章多处引用王著的研究成果,在作不出更确切的表述时,还借用了王著中的成文。

对于什么是真实,瞿秋白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一般的事实当作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指出,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只记录一点事实,巴尔扎克在事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这是说,应从表面的生活现象深入下去,反映出社会的内部矛盾。除了学习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一优点,还要超越它,即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的文学成为更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文学。

瞿秋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学理论,评论中国革命作家的文学作品的文章,特别是写于1932年4月以前的某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的"拉普"①派的某些影响。但是,对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1932年4月,瞿秋白为华汉(阳翰笙)的小说《地泉》所写的序文《革命的浪漫谛克》②,开头便以拉普派成员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中的文字为依据,批评《地泉》,得出了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的结论。他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也将浪漫主义说成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③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他的失误在于把《地泉》中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的狂热,把这种没有真实生命的,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把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起来了。就是说,当他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拉普派的用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也和拉普派一样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相反,他一直强调革命作家不能为了政治而舍弃艺术,始终反对一些作品中存在的标语口号倾向。他说:"文艺的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④在什么是本质的问题上,瞿秋白没有把本质仅仅理解为光明面,把本质和主流机械地等同起来。他反对那种写革命斗争便一定是"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的"团圆主义",反对"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的"脸谱主义"⑤。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实际主张,与拉普派否定浪漫主义,代之以"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观点还是有相当区别的。

①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5年。1932年4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派要求作家按照辩证法公式进行创作,提出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以教条代替文学创作。 ②收《乱弹及其他》。上海霞社1938年5月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10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同上书,第868页。 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0,8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932年,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论文选集》选译了二十三篇政治性的社会论文;《高尔基创作选集》编选了七个短篇名著。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期优秀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他还准备介绍高尔基的长篇史诗《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一书,可惜只译出了开头一部分,而未能完成。

此外,瞿秋白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格拉特柯夫、绥拉菲摩维支等人的作品和论文。

瞿秋白分别为《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写了长篇的前言和后记。在《高尔基论文选集》前言中,瞿秋白继续阐述在创作实践中如何把握本质的问题。为此,他介绍了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高尔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动着的事实,但总的说来,"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①从衰亡的"真实"中生长起来的新的"真实",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瞿秋白认为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体现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而他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1页,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能否正确反映衰亡和新生这客观存在的"两种真实",根本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感情,这就是瞿秋白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的统一问题。瞿秋白指出,"文艺的反映,简单明了的说句'痛快话'罢,这也包含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高尔基自己说:'艺术家观察着人的内心世界--心理,--表现给人看他的伟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兽性的力量'。这里,他明白的说出来:艺术家首先要有点儿分辨'伟大'和'卑劣','理智'和'兽性'的能力。这是要从一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去分辨的。"①只有庸俗的文学家,才会象"庸俗的新闻记者"那样:"仿佛只要把现实的事情写下来,或者'纯粹客观地'分析事实的原因结果,--就够了。这其实至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察观主义',或者还是明知故犯的假装的客观主义。"②作家要摒弃客观主义,就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真实"的本质,融入革命理想,而这一切都需要作家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瞿秋白说:"文艺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的某种态度。他的每一个字眼里,都会包含着憎恶或是玩赏,冷淡或是热烈的态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动,是在号召,是在责备,总之,他必然的抱着一种态度。"③这种"憎恶"或"责备"的态度,这种理想和热情的追求,便是作家的革命倾向性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尽管曾把表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相混,表明他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缺乏考察;但他既然强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内容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那么,他在实际上是主张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瞿秋白在介绍和评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时,既肯定了他的贡献,也指出了他在艺术论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的美学观点有唯心主义的成份。"他把康德的美学观念和费尔巴赫的美学观念混合在一起:一方面主张'无所为而为'的美学,别方面用'生理的欲望'来解释美的观念的发展。"④对于拉法格及其文艺批评,瞿秋白正确地指出他在评论左拉的观点上的错误;指出拉法格在同敌人论战时的过左和过激的情绪,而在文艺批评中,却机械地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⑤。

①②同上书,第1719-1721页。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1065-10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修订本),第78-79页。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①。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②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③。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

①鲁迅致杜衡信(1933年8月20日)。 ②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年12月20日)。 ③《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年10月2日的事,距离鲁迅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①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②《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③《海上述林》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①鲁迅致肖军信(1935年9月1日)。 ②鲁迅致曹白信(1936年10月15日)。 ③《鲁迅全集》第4卷,第465页。

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艺新闻》第56期,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①《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③

①《现代》第1卷第6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秋原;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①②③④⑤《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②

①《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②《现代》第1卷第6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1931年5、6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22-4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年2月21日。 ③《鲁迅全集》第5卷,第47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172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年1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年,他大约写了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年到1930年,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年起,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1年5、6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9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914页。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是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写),6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

①目前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①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107页。

三十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①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内容贫乏,始终脱不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描写"②,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老路,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农民"④。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⑤。他叹息地问道:"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⑥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话。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⑧这段话,虽然失之过激,但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⑨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10-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30、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⑦《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⑧同上书,第596页。 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①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当的准备。"②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③,因此,应当加以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

①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③同上书,第878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①

①同上书,第875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心地导引着我谈话。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表了较长的谈话。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从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②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页。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年7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月间发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③茅盾侧重于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 ②《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互相对应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31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①,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②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③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④有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③。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页。 ⑤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瞿秋白传 作者:陈铁健
15章 最后的斗争 | 瞿秋白传 | 共和国人物

15章 最后的斗争


濯田被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①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了。

①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①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一个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与梁柏台分手后,早于瞿秋白一行先期到达汤屋。

①瞿秋白一行到达汤屋的时间,一说在2月18日,一说在2月21日。本书取前说。

汤屋一带的形势也极险恶。因此,他们略事停留,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安排,在2月20日前后就启程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里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身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何叔衡年纪很大,行动比较缓慢。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脚,一路上琐事很多,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偏闹着要吃烟。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渡过汀江于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个麻痹大意的行动,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属于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游击区。该团防区包括武平全县及上杭西区一带。团长锺绍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头蛇,他在几天前因事由武平经由水口镇前往长汀。水口镇暂由该团第二营驻扎,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查明情况后,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转眼就不见了,逃跑了。护送队无人指挥,也痪散了。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也没有突出去,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五百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费,每人一百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为的是杀人灭口。

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据邓子恢生前回忆: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

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瞿秋白同志在邓子恢同志突出重围后,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在半山灌木丛中发现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这时约在中午过后。匪兵们押解着瞿秋白回到水口镇已是下午四点钟。据李玉交待:瞿秋白病体支离,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匪兵便用枪毙来威吓他,厉声说"不走就地枪毙!"但瞿秋白"都不置理"。

李玉等对瞿秋白严刑逼供,企图强迫他说出我党我军机密。对于瞿秋白来说,苦刑是意料中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三十六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瞿秋白在敌人逼供时,巧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

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李玉向他报告了战斗的经过情形,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他据此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讯瞿秋白,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上杭县狱

钟绍葵回到水口镇的第二天,瞿秋白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中午过后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仍然不为所动。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分,迷惑敌人。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瞿秋白为了脱身,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月间,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背面盖了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瞿秋白在信中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大意谓: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周建人写了一个短柬通知当时在工厂作工的杨之华同志:有要信,请差人来取。第二天,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来到商务印书馆,将信取去。不久,一位穿着入时,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女郎走进商务印书馆。她对门房说,要找周建人先生。她是杨之华派来找周建人的。她对周建人转达了下述意见,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给党,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将招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恐狱中的瞿秋白未保出,外边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捕,终究不是万全之策。

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鲁迅以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深知暴君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也决不会向蒋介石屈服。他现在既然落入魔掌,必将英勇牺牲。但在瞿秋白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所以,鲁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他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瞿秋白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后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定。

鲁迅把瞿秋白来信转给了杨之华,并且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五十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同时,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并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住进,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时秘密居住。岂料,几天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①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这样,一切营救计划就都成了泡影。鲁迅在5月14日的信中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②5月17日的信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③5月22日信中又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④到6月11日,鲁迅在信中十分沉痛地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⑤

①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七人,旋经"国民政府"批转各地执行。内称:"查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七人系共党中央委员,指挥国内各地赤匪扰乱治安,图谋危害民国,逆迹显著,兹拟一律悬赏通缉,获案严办,并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五人各一万元"。 ②《鲁迅书信集》第963号函《致曹靖华》。它兄即秋白同志。 ③同上书,第965号函《致胡风》。 ④同上书,第968号函《致曹靖华》。 ⑤同上书,第985号函《致曹靖华》。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狱中的瞿秋白,对这一切--党组织、鲁迅先生、战友和爱人杨之华的积极营救活动--是一概不知道的。

上杭狱中的待遇极坏,刑讯之后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糟。自云: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庾毙"。①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敌人的囚笼,瞿秋白在4月15日向钟绍葵写了一纸"呈文"。文中重叙先前编排的假情况,要求钟绍葵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项职务,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②。

①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②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这当然是书生之见,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这篇"呈文"里,自然少不得要说上几句当时流行的"反共"自污之词,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掩护自己、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这与攻击革命、叛党投敌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谁也没有理由、而且不允许把林琪祥的这篇"呈文"当作"污蔑"我党,向敌人"乞活告饶"的"罪证"。

周月林、张亮两人的境况如何呢?

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二十八岁。李玉说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周月林被俘伊始,李玉就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按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征得钟绍葵同意,将周月林(按周未入上杭监狱,由李玉安排在营房另住)接回家中当了"媬姆"。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人长的很肥大。她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所以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又名林晴光)保出,纳为姨太太。

周月林、张亮两人各得其所,对敌人自然是感激涕零了。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不利的情况。

4月10日,伪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电称:"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①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②(司令李默庵)紧急进行查报。这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供出瞿秋白等先已被俘。随后,保安第十四团根据三十六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先后于4月25日左右,将林琪祥解送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①《福建民报》,1935年4月20日第二版。 ②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下辖四个绥靖区,分别驻在福州、建瓯、漳州、龙岩,统归蒋鼎文节制。

张亮、周月林两人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第二天中午抵达丰年桥。午饭时,张亮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

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附和张亮所供,同时供出何叔衡在小迳村被打死,邓子恢已经突围等情况。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这个意外的情况使钟绍葵狂喜不止。他到达龙岩立即向李默庵报告,并请求李即刻发电给长汀三十六师师部查问林琪祥是否已经解到,等到长汀回电答覆说林琪祥已解到,他才放心。原来,钟绍葵心里盘算:瞿秋白如果真的被俘获,他钟某便可捞得一笔重赏。不久,当瞿秋白的身份证实以后,钟绍葵即于5月14日向南京发了一通邀功请奖电报①。"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据说,给钟部的这笔奖金共十万银元,但被福建省政府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①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职团于上月有日(按指4月25日,实为2月24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周月林、张亮屈膝投敌,出卖瞿秋白等,公开发表"反共悔过书"后,深得敌人赏识。李默庵说她们"年幼识浅,被诱惑而入共党。厥后既各与匪首缔婚,则其行动,自不能不与之一致。究之彼辈妇女心理,其主旨之定见,信仰之坚决,当不能与匪首瞿秋白等相提并论。"①1935年9月20日,第二绥靖区判处周、张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驻闽绥靖公署即以周、张"在狱谨守规章,行状善良,且体弱多病"②为由,将这两个女人提前释放了。

①李默庵致蒋鼎文的呈文,时间当在一九三五年九月。 ②驻闽绥靖公署代主任陈×的批文。

长汀狱中斗争

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三十六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北行,前往长汀。

从上杭到官庄再到迴龙,走的是水路,沿汀江溯流而上。这一段水路约需二、三天。从迴龙改搭长杭船到河田,也是水路,需时三至五天。抵河田后,还有几十里陆路,一直步行到长汀。整个行程约需十天到十五天。春末夏初的闽西,青山处处,然而,昔日欢乐的苏区,已是山河易色,笼罩着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一路上天气变幻莫测,风风雨雨,长途颠簸,是很辛苦的。瞿秋白身体病弱,走的很慢,直到5月9日才抵达长汀。

瞿秋白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在瞿秋白解抵长汀以前,早已策划了一个狡毒的阴谋。瞿秋白到达的翌日--5月10日,他们就组织了一次所谓军法审判。审判开始,吴淞涛发问,瞿秋白作答。"你的年龄,籍贯"?"三十六岁,上海"。"你何时被俘,同时被俘的有几人?""被俘有一个多月,同时被俘的还有两个女眷"。

这时,吴淞涛霍地站了起来,狡黠地诈问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我在(民国)十六年时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冒混吧!"瞿秋白镇定地答道:"我确不是瞿秋白!"

吴淞涛随即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①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一笑,对洋洋得意的吴淞涛等人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②。

①一说为"陈姓青年",又一说为"林大头"。 ②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与众不同,带兵官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师旅长更是蒋介石亲自培养的黄埔一二期生。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学问。但在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宋希濂已经成为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健将。长汀被该师攻陷,他就把师部设在长汀中学。蒋介石将中共"党魁"瞿秋白交给三十六师看押,足以说明宋希濂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赖。这时,他在瞿秋白面前口称"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的优待,大抵有两个原因: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待;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①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

①据宋希濂1956年4月2日所写的材料:"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有地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是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按那时的物价来推算,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八元到二十元一个月。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笔者于1979年6月到长汀专门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月初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供"等,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改,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在这方面的业绩,文献事实俱在,将永远彪炳史册。尤其应当指出,瞿秋白直到临危之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二、严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还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因而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存在很多的弱点。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他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所得到的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切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必须遵循的原则。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正是他思想的光辉之处。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几乎很少提及。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了阶级感情。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传之千古。

五、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背叛党的事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文化史,不乏这样的人物:或则是科学上的巨人,哲学上的侏儒;或则是文学上的大师,政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评价,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以及对于某些科学家的评价,都有类似的论述。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人的才能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往往发生"历史的误会":客观形势的需要总是迫使人们去从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而没有或者不完全能够给他充分的机会发挥他的特有才能。但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长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加以熟悉,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任何委屈情绪,都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的。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原来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工人、农民,或者是教师、学生,经过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大多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陈毅同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但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却锻炼成为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也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可是他毕竟不是单纯的诗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并且卓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造成了这个"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必不可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袖,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位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止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①,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②,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③。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④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①据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宋希濂的回忆材料。 ②③见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

象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全部斗争实践中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环节。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专门写了《告别》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意图。《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解剖,这个行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他最后英勇牺牲同他就义前夕总结自己一生,这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善于思索,追求真理这一特点和优点,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义;临终之际,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更加强烈突出了。《多余的话》和《未成稿目录》,是他在这时高度思索的结晶。《未成稿目录》,是他准备写的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题目。除了总名为《痕迹》的三十篇自传性作品外,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学作品的研究札记。①他如果不牺牲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勤奋和多思,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要多得多。这四十个题目,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它未免是"多余"的。我却以为,这一纸目录,凝结着多么美好的向往,多么执著的追求呵!在临危的严峻《读者言》.1."王凤姐"。2.张飞与李逵。3.安公子。4.野叟曝言主义。5."阿Q"。6."阿Q"以后。7.酒瓶问题。8."不成话"。9.古汉文。10.翻译。《痕迹》: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兰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乾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按:原抄件无17。

时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抱定宗旨,排除俗念,开列了那么长长的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

①《未成稿目录》民二十四年夏汀州狱中。

击破劝降阴谋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

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

加派王傲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陈建中,当年二十四、五岁,中等个,瘦长脸,说一口陕西话。他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1933年被捕立即叛变。他与另一个叛徒、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①两个月,中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党团地下组织,多被破坏。中统特务机关以陈建中"表现突出",于1934年初将其调往南京,派他到伪宪兵司令部对被捕中共人员进行"说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统南京"实验区"协同匪特对我党地下机关进行"侦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专门负责"指导"对西北苏区的"特情工作和检查工作",并在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中讲授《说服工作》②。但是,陈建中毕竟是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匹马单枪对付瞿秋白,论才学、阅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陈立夫随后又增派了中统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傲夫。

①"表演",指叛徒在敌人指挥下,充当坐探、引线等,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活动。敌特机关据此考察其是否死心塌地叛党投敌,为虎作伥。 ②陈建中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曾任伪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主管对我"心战和策反"活动。1953年在朝鲜劫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战俘去台湾,就是陈建中的"杰作"。1975年升任蒋帮伪"国民大会"秘书长。

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五、六岁。北平燕大毕业后曾经研究过一段宗教哲学。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陈立夫的青睐,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①。王杰夫出马,陈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

①王杰夫后来任伪中统局设计委员、训练委员会主任、总督察、纪律审查委员会主席。解放前夕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主任委员。

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于6月13日或14日抵达长汀。

在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据朱培璜后来交待: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中的叛徒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如顾顺章)来对他进行"攻心"。王杰夫傲慢地对这一群特务说:"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作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作出成绩给他们看!"

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四人,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光启等也在场。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瞿秋白坐在一端,几个特务围拢着,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他。王杰夫戴着一副金丝架的眼镜,一对细小的眼珠紧紧地盯着瞿秋白,又极力装出一副斯文的姿态,细声细气地对瞿秋白说:

"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坚定地回答:

"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

王杰夫说:

"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瞿秋白就打断了他的话说:

"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瞿秋白软中带硬,把王杰夫顶了回去。王杰夫这时有点恼火,然而还是假惺惺地对瞿秋白说:

"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无动于衷乎?"

瞿秋白被解到长汀后,受到敌人厚待。他是了解敌人的用意的。他预料敌人会使用种种诱惑手段,知道自己不得不进行韧性的斗争。越在这样的时候,他就越会想到文天祥的那首《言志》诗中的名句:"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慷慨激昂,壮烈成仁,当然不易。但是,在敌人的种种诱惑面前,比较慷慨杀身引刀一快,从容就义真是更难为呵!瞿秋白打定了主意,毫不退缩,无所畏惧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答道:

"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立定脚跟,侃侃而谈,使得王杰夫等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得草草结束了这一次谈话。

一次,王杰夫笑嘻嘻地对瞿秋白说:

"我有一个假设,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瞿先

生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

王杰夫寻思,这个设问可以试探瞿秋白是不是怕死,具有一针见血的威慑之力。他是相当得意的。

瞿秋白看穿王杰夫意存讥讽,笑里藏刀,毅然答道:

"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追悼会?!"

陈建中急功近利,单刀直入地问道:

"瞿先生,你是去香港再转往上海,你打算在香港住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到上海又打算住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

瞿秋白对这个叛徒的愚蠢发问,愤然没有作答。

一次,王杰夫换了一副面孔,一上来就摆着蛮横的架势问道:

"请你说明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大暴动,如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这个责任,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

秋白同志听罢,只是一笑,他坦然答道:

"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方面,我当然负责任!"

王杰夫接着问道:

"中共中央和红军都西上了,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你当然知道一些的,请谈一谈。"

对此,瞿秋白理也不理,拒绝回答。这次交锋,王杰夫败下阵来,但他仍然不死心。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又去见瞿秋白,说:

"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长汀回到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一样诚心诚意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学。"

瞿秋白回答得毫不含糊:

"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钱永健表面温和,实则威胁地说:

"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

王杰夫接着紧逼上来,劝瞿秋白效法叛徒顾顺章,他说:

"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受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沉思片刻,从容地说:

"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这一席慷慨陈辞,说得满室敌特失色动颜,无话可答。王杰夫等人知道再谈下去,还有更严厉的抢白,只好偃旗息鼓而退。

当晚,三十六师为王杰夫等人饯行。席间,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作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三十六师的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待?"

第二天,王杰夫便引着众人,迳自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王杰夫和朱培璜后来对这次失败的劝降供认不讳。朱培璜的结论是:"王杰夫等专程到长汀,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瞿秋白无意于名垂后世,但他却以其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贞,击破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劝降阴谋,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英特纳雄奈尔"

国民党统治者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便立即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了。

本来,6月2日,蒋介石就从武昌行营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

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

只是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6月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象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求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

这一天,三十六师师部,兵卫严密,一派肃杀之气。早晨八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这时,宋希濂和三十六师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先后走到堂屋里来。三十六师煞有介事地举行了军法开庭宣判。宋希濂说:九时二十分左右,瞿秋白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了大门。他坦然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迫照。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珍贵的遗照上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①

餐毕,出中山公园。瞿秋白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②。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当日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青密。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巧午印。"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③。

①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第四版。本书付梓前,看到《人民日报》1985年6月18日起连载三日的《为烈士辩诬》一文。这同该报五十年代刊登通信否定《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一样;所异者,这次否定的是《绝笔诗》。作者用心良苦,诚可感佩。我们一些同志有一种简单的思想方法,即好人必须绝对的好,连情感、个性,都不可不千人一面,否则,便一否了之。能够把瞿秋白狱中所写文字包括诗词,一古脑儿否定掉,自然免去了诠释之累。然而,我至今不解:瞿秋白的狱中诗词,包括《绝笔诗》,究竟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可怕?"心持半偈万缘空",无非是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唐弢语)的诗化语言的表述。难道非要满腹诗文的瞿秋白去喊一声"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吗?至于某些回忆材料,只可供参考;他昨天那么说,今天这么说,叫人怎样完全相信他的话呢? ②笔者1979年夏长汀之行,两次由中山公园凉亭遗址步行至罗汉岭下瞿秋白就义地。边行边记步数、时间。中速行走,约需二十分钟。以瞿秋白当时的身体状况推算,至少要走四十分钟。 ③当日,匪军张贴布告,内称:"凡民国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指瞿秋白)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数计,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福建民报》1935年7月7日第四版。

流芳万代

瞿秋白殉难时,除万里转战途中的红军和西北苏区外,在白色恐怖下的黑暗中国当然不可能有悼念他的文字公开问世。

1935年10月,鲁迅开始为瞿秋白编辑遗文集《海上述林》。直到逝世前夕,该书上卷由日本运到上海,他始终抱病怀痛,呕心沥血,把对敌人的仇恨、对战友的怀念融铸在这本书中。《海上述林》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怀霜",即是全中国人民都在深沉地悼念瞿秋白。这是多么深刻的含义呵!

1936年,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一本中文书,书名《殉国烈士瞿秋白》。编者在引言中说:

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共产党员,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

这本书集录了陈云、李立三、杜宁(即杨之华)以及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一段文字,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安南共产党追悼瞿秋白的文章。英国共产党的悼文说:

在英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以及光荣的红军将会替瞿秋白同志复仇的。当我们哀悼瞿秋白同志以及与他一同被害的其他同志之时,我们务须加紧斗争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瞿秋白流芳百世!

共产国际代表的悼文,严厉地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写道:

让帝国主义的走狗们记住:红军今日对中国革命英雄--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英雄--的尸骨深表哀悼,而在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之下的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明天将给反革命的血腥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这两段文字,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对于瞿秋白牺牲的沉痛悼念之情,和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声援。

瞿秋白就义十年以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再过十年,1955年6月18日,秋白殉难二十周年忌辰,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他的遗骨安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给予瞿秋白以崇高的评价。瞿秋白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这样的人物虽死犹生,百诬无损。他的名字将永昭史册,万代流芳!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瞿秋白传 作者:陈铁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