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

徐向前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01章 生在平凡之家 02章 曲折的路
03章 踏上革命的征程 04章 从广州到东江
05章 初到大别山 06章 威震中原
07章 反“围剿”失败与西征 08章 “巴山来了徐向前”
09章 粉碎六路围攻 10章 川西会师
11章 南下和北上的岁月 12章 悲壮的征程
13章 走上抗日前线 14章 转战晋东南
15章 平原造“人山” 16章 山东一年
17章 在陕北 18章 降伏“卧牛”
19章 横扫晋中 20章 攻克太原
21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 22章 在十年动乱中
23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4章 帅星陨落风范长存
后记 附录 徐向前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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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 | 徐向前传 | 共和国人物

21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


第一节从青岛到北京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徐向前等授勋隆隆的礼炮声,送走了黑暗的时代,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徐向前没能参加天安门隆重的开国大典。此时,他因病魔缠身,在青岛海滨休养。他和夫人黄杰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盛况,特别是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声音,更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从中国工农红军创立,到新中国诞生,徐向前经历了22年战争生活,即使负伤和生病,他都没有离开过战场和指挥部。解放战争中,他抱病从延安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在病中指挥部队,克临汾、扫晋中、战太原,终因顶不住疾病的一欢次袭击,在太原前线,肋膜炎严重复发,连续高烧不退,不得不向中央请求,辞去十八兵团的领导职务,作较长时间的休养。1949年6月,徐向前偕夫人、孩子和几个警卫人员,乘车到石家庄,打算去青岛休养。因为国民党撤退时,炸断了潍河大桥,去青岛的路不通,只好在石家庄住了一个月,待潍河大桥修复,才启程去青岛。路经济南,小住3天。这时,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见到老首长分外亲热。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特地招待徐向前一行观看杜近芳主演的《孔雀东南飞》。

7月中旬,徐向前抵达青岛,住山海关路十七号。这是一座不太惹人注目的小院,位于八大关海滨疗养区。依山傍海,绿树葱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刚到青岛,正遇上十二级台风,加上青岛才解放半个多月,社会秩序乱糟糟的。农村清算地主、恶霸,这些人纷纷跑往城里。有些人跟着国民党跑了,没有来得及跑的,都留在青岛。台风过后,山海关路前面用纸箱子搭起一些棚子,涂上蓝颜色,住着那些逃亡分子。每天晚上,有部队干部战士乘着汽车巡逻,还算安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的盛会。徐向前和任白戈是第十八兵团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向前因病未能到会。会议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

徐向前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9日,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徐向前没有出席会议,事先也不知道关于自己的任用。他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他身负重任,却不能赴职,心急如火。经多方治疗,身体未见好转。头疼病发作时,疼得在床上打滚,脑盖骨似乎要炸开一般。并发的呕吐,使他无法进食。

徐向前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经过半年左右的治疗,病情大有好转。1950年5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才解放半年的北京各方面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规,感到十分欣慰。会议只开了4天,时间安排相当紧张。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安子文作了《关于党的组织情况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军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空军、海军。此次会议确定,继续进行整编,并削减一部分兵员。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因病不能担负更多繁忙的事务,只能会前会后或制定文件时,谈些想法,提出军队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的各位负责人,都关心徐向前的身体,一再嘱咐他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指定由聂荣臻代行,徐向前只好向他说:"聂总,你多辛苦了!"聂荣臻理解徐总的心情,回答说:"大事共同研究,请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

徐向前返回青岛后,首先精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回十八兵团归建,有的复员还乡,有的转业地方工作。这些人临行前,徐向前给有关部门写了信,并分别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这些人跟随徐向前多年,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依依不舍。有的还表示,以后有机会,再回首长身边工作。有位去学汽车驾驶的警卫员,后来果真又要求调回当了司机。

徐向前在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出门到外面走走,一是锻炼腿脚和体力,二是看看青岛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天清晨,他独自一人走到海边,去看"观海楼"。据说,这是侵略者德国总督为他的女儿盖的别墅,后因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登楼观赏过海景而得名。当时,旭日东升,那座空无一人、石壁斑剥发黑的古堡,在万道金光直射下,犹如照妖镜下颓然孑立的怪物。看到这种景象,徐向前不禁吟出了"群魔已为浪淘尽,此地空余观海楼"的诗句。

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后,军队中有些人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滋长起来,有些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蚀而堕落。身为军队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常常思虑着如何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他严格要求部队和下级,更严格要求自己。

他遵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战争年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品质。只要身体能下得了床,就和大家一桌就餐,不许为他单独做菜;并且经常过问生活需用的开支情况,他不让买价钱稍高的食品,还常常告诫管理人员和市委派来负责采购的职工:"钱是人民的,是公家的,不能乱花!"他从不提出,也不允许下边的人要这要那。市委招待所送来东西,以及影剧院招待券,他都不让收下。他散步时看到院子里的路灯开多了,便亲手把大部分路灯关掉,并教育警卫人员说:省下电力,好让工厂多出产品。在他的影响下,山海关路十七号院子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十分注意保持人民军队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光荣传统。

徐向前总参谋长的文件,仍放在一个连油漆都没有上过的木板箱子里。

1950年5月,徐总长去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时,秘书觉得这个箱子又笨又难看,建议买一个文件包。他看了一下木箱子说:"我看这就行啦,不必买了。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去年好多地方闹了灾荒,需要政府救济,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

还有一件小事,使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终生难忘。一天,有个老战士在换发新式制服时,见另一个成了干部的警卫员领到四个兜的上衣,而自己的是两个兜,大发牢骚。徐向前听说后,把他叫到自己的屋里,拿出节省下来的一套干部服,说:"待遇是党和人民给的,自己不应说什么,如果你感到没穿上四个兜不高兴,我这套没穿过的送给你穿倒是可以的。"见对方光摇头摆手不吭声,便又说:"我们不能进了大城市就忘记打仗牺牲的同志,要比待遇首先要和他们比。你回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这套衣服,你愿要送给你。"那警卫员回去想了想,第二天就向他承认闹情绪发牢骚不对。徐向前高兴他说:"认识了就是好同志。我们是革命来了,不是为吃为穿。"随即又翻开一本画报,指着上面穿战士服装的朱总司令视察部队时的照片说:"你看,朱老总都喜欢两个兜的嘛!"事后这个老战士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讨。

直到许多年之后,他还牢记着这件事。

徐向前在病中,总还是以战略家的眼光注视着世界风云。他在北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回到青岛后,脑子里不断思考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出所料,6月25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先是唆使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军事进攻,接着于27日,悍然派兵参战,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朝鲜,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一场新的战火燃烧到祖国东北边境的严峻时刻,徐向前于9月初离开青岛迁至北京。

没有房子,他暂时住在颐和园内一处僻静的小院里。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贺龙、康克清等相继来探望他。谈话的中心自然是朝鲜的局势。朱总司令多次和他就军事方面作好应变准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打了几十年仗,打出了个新中国,不希望再打仗了,但是美帝国主义又要打仗,那就得奉陪到底。徐向前虽然仍在病中,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重要会议,他都坚持参加,每一次都提前进入会场。9月下旬的一天,徐向前又到中南海参加会议,刚坐在政务院总理办公室旁边一间会议厅的后排,周总理走进来,扫视了一下会场,指着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此刻,所有在场的人,都和徐向前一样,为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样细心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别人而深深感动。

这次会议,是在特定范围内先行传达党中央关于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的决定。10月8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立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军与侵略者作战。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当此全国军民同仇敌代,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之际,徐向前十分希望能奋力工作。可是入冬以后,他的病情又有反复,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他躺在病床上,想起6月初开会期间,毛主席见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曾高兴地说,可以先看一些文电,考虑一下军队建设的问题,等再过些时间,养好身体,就可以工作了。可是,没料到过了几个月,还是这个样子。他不但肩负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任,还兼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考虑到身体的状况和军队的建设,一天,当聂荣臻和薄一波来看他时,便提出华北军区的工作需要加强,他所兼任的华北军区的职务,应建议中央免除。聂荣臻便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写报告。11月1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同时还写了以下一段话:"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毛主席的关怀,使徐向前异常感动。他当即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写了回信,说他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也是挂了个空名,实际自己又不能到军区做一点点工作,因此由别的同志担任这一职务为好。并提出聂荣臻、薄一波的意见他完全同意。因聂老总也忙于军委工作,对军区工作必然放松,若由其他同志任副司令员后,军区工作即可加强。

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许多人一再关照,要徐向前少工作,静心养病。

然而,他不能不为战局分心,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操劳。并且经常接待一些在北京工作或是来北京开会、出差而前来探望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实际上很难休息好。朱总司令了解到这一情况,一天,特地交待医护人员:"你们要保证徐总长充分休息好,来探望的客人,要婉言谢绝。你们的治疗、护理工作,也要精心做好,让他尽快康复,这是党交给你们大家的任务,希望大家认真负责完成。"

徐向前在焦急、希望和期待中送走了又一个寒冬。

春天,给万物以活力,也给徐向前的身体带来了生机。天气转暖,他的气色就好多了,体力也强壮了许多。大家都期望他早日康复,一个新的使命在等待着他。

第二节莫斯科之行

1951年5月25日。在北京通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工代表团团长徐向前正闭目凝思。他正肩负着毛主席赋予的重大使命前往苏联。

徐向前这一次出访,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那是"五一"节之后的一个夜晚,徐向前和夫人黄杰正在庭院里散步,忽然,中央办公厅通知,毛泽东主席约见徐向前。毛主席深夜约见,定有要事。徐向前急忙驱车前往中南海。

毛主席正在办公室和统战部长李维汉谈工作。见徐向前到来,中断了谈话,迎到客厅门口,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亲切他说:"近来身体好一些吗?

我看气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徐向前回答说:"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啦。"

毛主席微笑着说:"那你就作一次长途旅行吧,跑得远一点,坐趟火车去莫斯科。好象你还没有出过国吧。以前我也没有出过国,前年底去莫斯科住了两月,还是头一回哩,那是冬天,很冷,现在已经立夏,你去身体不要紧吧?"

徐向前说:"没有问题,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毛主席讲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意图,要徐向前去苏联谈判: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并说代表团人员组成及具体方案,由政务院负责组织准备,具体细节问题,他们会向你汇报的。

毛主席习惯夜晚工作,看样子还有许多事,工作很忙,徐向前不便过多地打扰,领受了任务,就匆匆告辞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相继解放了舟山群岛、万山群岛。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海军、空军和各军兵种机构相继组建;开始了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而在朝鲜战场上,大战方酣。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决定,准备向苏联购买一部分步兵常规武器装备,同时商请苏联政府给予某些技术转让,以及帮助中国建设新的兵工厂,并使新工厂能及时投入某些统一制式武器装备的生产。经与苏联政府交涉,双方达成协议,由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谈判。徐向前是政务委员,又是总参谋长,并且在国防兵工建设方面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因此,中央在研究赴苏谈判代表团团长提名时,首先就想到了他。只是对他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还有所顾虑。

为此,朱德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医务人员作了慎重研究,认为徐向前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出国一趟是可以的。

在毛主席那里谈话之后,徐向前径往彭德怀处,商谈了代表团组成及有关事宜。

经过一个短时间准备,代表团正式组成,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团长徐向前,团员有长期从事军工工作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科技专家钱志道、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炮兵参谋长贾涛,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江泽民和武官吉合等。

火车剧烈的冲撞声,打断了徐总的思绪。他眺望窗外,见麦浪滚滚,丰收在望,甚感欣慰。他首次出国,又是第一次到中国东北地区。出于习惯,他十分留意地形及沿途风情。从他的两段日记中可以见到一斑:5月25日,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火车由西而东,穿山海关,到沈阳时,高岗、贺晋年到车上来见,谈及东北正在讨论厂长制和党委制哪种制度较好,尚未得出结论。火车续行过哈尔滨,见松花江以北,一直到海拉尔,平原广阔,人烟稀少,而兴安岭以东则气候较热,土肥水丰,农民多种水稻。

28日,过满州里。风沙颇大。这里是中苏两国交界处,铁丝网重叠,我国境内,张作霖和日本人修筑的工事遗迹,仍然依稀可见。

进入苏联境内,村庄稀少,沿线高大的样木林遮天蔽日。到赤塔,西伯利亚俄罗斯人的中式木屋,别具一格。过贝加尔湖时,铁路依悬崖峭壁迤行,可俯视贝加尔湖。山顶积雪未化,平原地冰雪消融。湖边停泊捕鱼小木船。

当地产松柏木黄鱼,味道鲜美可口,别有风味。伊尔库茨克位于安加拉河两岸,水清林绿,风景佳美,工业发达。过西伯利亚时,气温较低,经鞑靼斯克、鄂木斯克、秋明到雅尔,改为莫斯科时间,时差较大,北京时间夜12时,仍见太阳之霞光。

6月4日上午10时,徐向前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的热烈欢迎。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大旅馆。

下午,徐向前率领的代表团到苏军总参谋部,说明代表团的任务,商讨工作日程。苏方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什捷缅科大将为首,包括副总参谋长马兰金等人的代表团。什捷缅科说:斯大林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并说,这个任务,主要由他负责。

什捷缅科身材魁梧,标准的军人风度。卫国战争时期,他主持苏军总参谋部,参与了重大战役计划的制定,以办事干练、效率高,受到斯大林的赞赏和器重。

双方代表团经过3天紧张、友好的协商,拟定了七项工作程序,具体项目由双方代表团的专家们磋商,重大事项举行高一级的谈判。

双方总参谋长一级的谈判,举行了3次。那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尚未举步,因此谈判的方案准备得比较粗略。苏方十分重视军队的编制问题,谈判之初,什捷缅科大将详细阐述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军、师编制的初步意见。强调以师为单位,重点是师的编制。苏方认为,现代化战争,必须有强大的火力和健全的后勤组织,依据当时情况,还不可能做到完全机械化,师的火炮以汽车牵引,团以下的火炮以骡马驮载。师必须编坦克自动炮团,如财力有限,宁肯少编几个军,也应将师的坦克团编起来,等等。

据此,徐向前电告中央,提出是否参照苏方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师的编制意见,初步确定军队的编制方案,以便通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带去了60个师的装备订货单,由徐向前转交苏方。

此后,关于军事订货、转让兵器技术资料、援建军工工厂等问题的多次会谈,均几经周折,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在此期间,因朝鲜战场的急需,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变更定货项目。苏方往往不能及时答复,会谈竟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着急,曾发报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复电:"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9月底,徐向前又受国内委托,同苏方商谈了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有关问题,如供应标准、服装及结算办法等等。

1954年,徐向前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徐向前事前没有想到,谈判会变成马拉松式的。大概是因为紧张的缘故,当时腰酸背疼,头疼也常常发作。直到10月份,装备定货单才正式定下来。

60个师的定货,除1951年运交10个师的外,其余50个师的,从1952年初起,每月运1个半师的,到1954年上半年,计划分34个月全部运完。兵工生产一事,因为牵涉的问题多,比较复杂,苏方迟迟未作答复。10月3日,苏方才答复于10月下旬派一为数五、六个人的兵工专家小组来中国考察。国内电告,徐向前代表团中的兵工人员,可以同他们一道回国。

兵工代表团在苏联谈判期间,苏方曾邀请徐向前等去各处参观。他们参观了冬宫以及工厂、博物馆、院校,瞻仰了列宁逝世前住过的小山村,观看了苏联艺术家的表演,有时也到野外郊游,到莫斯科河畔散步,还到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中亚细亚海滨等地。

徐向前所到之处,处处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看到苏联人民为医治战争的创伤所作的努力。战争中,苏联牺牲了2000万人。陪同代表团的军事顾问柯道夫中将,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两个女儿留在莫斯科。旅馆、博物馆的接待人员多是妇女和残疾人员,有的断臂,有的跛腿,都是战争带来的苦难。战争刚结束五年多,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有许多困难。代表团到斯大林格勒参观,看到的是一片断垣残壁,工厂刚开始兴建。人民群众吃的是黑面包,还要排长队购买。

到工厂参观,送给看门人一支香烟,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仍然承担起支援世界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令人钦佩的。

代表团身居莫斯科,深深感受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欢迎和接待。苏联人吃的是黑面包,给中国代表团成员吃白面包。招待代表团的香烟,七八个卢布一盒,真可说是上等招待了。

有的地方包饺子招待中国客人,皮很厚,还拌有酥油,味道不怎么样,但却体现了主人的盛情。布尔加宁曾接见徐向前和高岗,当时,金日成首相也在座。布尔加宁在谈话中表示,愿意为中朝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提供援助。只要能办到的,一定援助。同时,也暗示,他们也有困难,不能满足要求的地方,希望能够谅解。

代表团成员中,有人对苏联对中方要求迟迟不作答复有意见。徐向前对代表团的成员们说:"人家也有人家的困难,我们所提要求,也有过高过急的地方,也有不切实际之处,对人家的困难应该体谅。"

代表团参观了苏军斯大林装甲学院和战术射击学院。苏联战后十分重视院校建设。斯大林装甲学院规模很大,教学设备齐全,有藏书百万册的图书馆。徐向前参观得很细,从上午11时,一直参观到下午3时半,才看了三分之一。徐向前对这些学院理论与实践并进的教学方法十分欣赏。因此,他向中央建议,多派一些留学生去苏联学习。

整个谈判期间,徐向前坚持友好方针,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对苏方个别人的傲慢行为,也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苏联是最先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各国人民的敬仰,因此也助长了某些人的骄傲情绪。在谈判中,有的人表现出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谈判,什捷缅科对王秉璋(因需要谈判而增加的代表团成员)回答问题不满意而当面出言不逊。徐向前团长十分生气。回到住地,就把柯道夫找来,严厉指责了对方的无礼行为,让他回去向上级转达。柯道夫也没有办法,只好当"和事佬"。

10月24日,徐向前结束了苏联之行,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11月6日,进入满州里,在列车上举行酒会,庆祝十月革命节。由于长时间劳累,徐向前感冒发烧,继而并发肋膜炎,车到长春,他就住进了长春空军医院。

周总理得悉后,当即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率医疗组乘专机到长春,将徐向前接回北京医院治疗。徐向前的莫斯科之行,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双方代表团签署的各项协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代表团也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为增进中苏两国军队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庄重地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把军队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徐向前领兵作战20多年,就是在战争极度紧张的年代,他都把军队建设、军事素质的提高视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军队既要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要加快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十分关心着军队发展的方方面面。可是,自从去苏联回国,他几乎是一病不起,肺病、肋膜炎、偏头疼症接连发作。在1952年到1953年这2年多内,他先后在北京、武汉、杭州治疗养病,以极大的耐心,和多种疾病作斗争。按医生的话说,病情总算稳住了,但彻底好转要很长的时间。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决定建立军委集体领导制度,一般情况下,每周举行一次例会,由彭德怀主持。

徐向前身体极度虚弱,头疼病发作起来,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两手抱着脑袋满屋走。战争年代,他头疼发作时,常常拿着手枪柄敲击头部,敲得麻木了,才得安静;如今那办法不灵了,就吃点止疼片,在地上走走,走得身体累了,躺下喘息一会才慢慢安静下来。就是这样的身体,他仍象战争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军委的例会很少请假,积极参加治国安邦、整军建军的伟大事业。有时开会中实在支撑不了时,才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吞片药,继续参加讨论问题。彭德怀发现了徐向前被病折磨得不轻,劝他说:"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请假嘛。"徐向前说:"谢谢彭总,不能参加会我会请假的。"话是这么讲,事实上他几乎是每会必到。会议的大多数议题是理顺军队机构、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徐向前经过深思积极提出意见。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曾就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的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军委成立后,经过深入讨论,一项项落实。从1955年军队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

徐向前参加了这些制度的制定研究。

徐向前在参加军委集体领导的同时,还分工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1955年4月12日、13日,他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会议,研究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副总参谋长陈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及防空、空军首席顾问。会议强调建设防空军的重要性,提出防空区的划分因地制宜,不要强求和大军区的划分一致。大体与空军一致。需要的加强,暂时不需要的,可以建一个小的防空机构,逐步予以加强。武汉地区的防空没有基础,可先建一个防空师。防空军干部奇缺,除从军区选调一批,以配齐主管干部外,要调整几所学校给防司,加强干部的培训。军区空军、防空军由军区和军委空司、防司双重领导,军区首长全面负责。当时,飞机很少,防空军没有自己的航空兵,因此,除地面防空由防司负责外,歼击机的使用,由军区防司和空司协调,或设联合指挥所,或由防司提供情报,空军指挥歼击机。这仅是在飞机少的情况下,在指挥上采取的临时措施。会议解决了空军、防空军组织机构和指挥关系上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荣获元帅军衔和八一勋章、八一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为元帅们授衔授勋。

徐向前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卓越的军事家。但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从被授予元帅那天起在以后许多年,他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他抱着多病的身躯,拼全力工作,在生活上不要过高的照顾,把配发的两部车退回一辆,听说三座门招待所要买地毯,他把家中的新地毯让人卷了送去。因病要加强营养,组织拨给些补助金,他命人退回。他唯一的要求,是能为军队建设多做些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徐向前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高度评价了党的总路线和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后又及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既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在中国条件下所存在的某些特殊的局部的规律。因此,他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总路线的正确性。"在国家建设稳步发展的同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全面开展。军队的建设,在健康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一系列规章制度健全起来,部队的编制、体制逐步理顺,武器装备也逐步配套、更新,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展现了新的面貌。以后许多年徐向前常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这个时期体制是合理的、高效率的。

从1957年开始,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先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后是"大跃进"运动。"左"的指导错误和许多"左"的行为,给军队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这期间,徐向前肺病虽然好转,偏头疼症仍不断发作。他很少去外地,住在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全军的干部战士,很少能从公开的报刊上见到徐向前元帅的名字。1957年3月,总政治部公开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刊出记者的一篇专稿《在徐向前元帅家里)。文中从一些生活小事,介绍了这位元帅的艰苦朴素生活和严格的家风,透露了徐向前身体不好的情况。作者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从徐向前元帅家里出来的时候,望着门前小巷口走过的人们,心里禁不住想:过路的人们,你知道吗?在这个普普通通的住宅里,住着我们国家的一位元帅,他,日夜关怀着人民生活,军队的建设;操劳着国家大事。但是,他又和我们国家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样,度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这篇文章,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40多天里,编辑部收到400多封信件,干部战士纷纷赞扬徐帅的高尚品质,表达向老帅学习的决心。一些当年跟随徐向前南征北战的老部下,也纷纷写信向徐帅转达他们的敬意和问候。5月20日,病中的徐向前亲笔给《解放军战士》编辑部写信,信中表达了对大家的希望和勉励之后,写道:"我虽因病魔缠身,暂时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担负起我应负的责任,但我的心,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同志们!"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教条主义"。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又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军队工作中"左"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愈演愈烈。

林彪就在这种形势下,出任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秘书长为罗瑞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根据林彪的提议,刘伯承、徐向前分工管理战略问题的研究,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战略问题研究组,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

这个战略小组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成立军委战略委员会,徐向前任主任)。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等6人组成的办公会议机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

以后又增补张爱萍为办公会议成员。

徐向前分管战略研究工作后,大部分精力放在战略问题研究上。总参作战部战略研究办公室派了专门的联络员,经常向他汇报作战方面的情况。有关战略方针问题、战争准备(包括人力物力动员)问题、战场建设问题,徐向前都积极慎重地提出意见。每一条意见和设想方案,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军队的成败。因此,徐向前常常为一个问题彻夜不眠,这不能不使他的病体受到损害。但是,他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常常不听医生劝告,为军队的建设呕心沥血。1962年10月,他住进301医院后,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前线的情况,多次听取总参作战部的汇报。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中,每一胜利,每一步都凝聚着徐向前无帅的心血和智慧。

第四节"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们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人民战争。民兵在人民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是正规军的补充源泉,又是正规军的得力助手。在平时生产建设、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它是一支组织起来的突击力量。"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论述,这是他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方面,也是他长期主持民兵工作的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事委员会确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国防体制。1958年,毛泽东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决策。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1960年4月,在北京召开规模盛大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到会代表6000余人。1961年7月,军委又决定将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任主任,张爱萍、甘泗淇、傅秋涛任副主任。

在"大办民兵师"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民兵建设蓬勃发展。到六十年代初,全国民兵发展到1. 6328亿人,武装基于民兵达456万余人。工厂、农村、大专院校普遗建立了民兵组织,民兵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民兵,已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强大后备力量。

但是,"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在当时也不能不受"大跃进"的影响,许多地区一哄而起,采取了高速度、高指标、强迫命令的办法,民兵数量水分很大,工作并不踏实。所以从1959年末开始,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偏差的措施。

1962年,毛泽东到中南地区视察时指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呛喝拢来。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沿海七省民兵工作会议、少数民族民兵工作会议、城市民兵工作会议。正当全军深入贯彻"三落实"指示时,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正式任命徐向前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全面铺开。中共中央要求,把整顿民兵组织,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解决民兵组织不纯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地方党委要搞军事,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刘少奇主席也指出: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整顿民兵。因此,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后,即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抽调足够数量的干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好民兵"三落实"工作。为结合运动切实贯彻"三落实"的要求,1964年10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兵政治工作会议。次年5月,徐向前在军委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817页。

作战会议上,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发言。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做了大量的民兵工作。深沉地思考,不断地调查研究,徐向前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

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不可能经常把各村的民兵组织在一起;但是,有的地方"大办民兵师"搞成了县长兼民兵师师长、县委书记兼民兵师政委;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深思熟虑,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这在当时政治斗争已经相当复杂的情势下,如果缺少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或者稍微抱有一点个人得失的考虑,那是难以做到的。关于"大办民兵师"的问题,徐向前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等有过详细谈话。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300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彭绍辉和总参谋部几位分管民兵工作的干部听了徐帅的谈话,认为问题重要,讲得合情合理,应该向军委正式反映意见。

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1964年,山东省民兵大比武,显示了民兵训练的优异成绩和民兵的强大威力。但在这之后,大比武之风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各省、各军区都积极筹备举行规模庞大的比武活动。12月30日,总参动员部领导人在广州向徐帅汇报工作时,谈到了1965年的比武安排。徐帅说:"明年各大军区、各省都要比武好不好?基础没有打好就盖大楼,行不行?""我的意见是反对,现在不能搞比武,过两三年后再搞。究竟大军区搞不搞比武,值得研究。"

总参谋长罗瑞卿认为徐帅的意见好,表示完全同意,批示说:"民兵比武,明年不搞,以后也不要搞。"

徐向前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坚信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坚信搞好民兵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不可缺的。在他的关怀下,民兵工作健康地发展。工作的缺点和失误得到纠正,好的经验得到推广,一些全国驰名的老典型有了新的发展。如被华北局和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营"称号的河北无极县郭庄民兵营;被中南局和武汉军区授予"英雄民兵营"

称号的河南济源县留庄民兵营;被中南局和广州军区授予"港口英雄民兵连"

称号的广东惠阳县港口区基干民兵连;被华东局和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团"称号的江苏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连续几年被评为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作风好、组织队伍纯、军事技术精。在老典型的带动下,各地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单位。

如江苏南通地区开展"学角斜,赶角斜"的活动,使全分区26个公社112个大队民兵组织的落实情况,基本上达到先进单位的水平。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整顿,民兵组织落实或基本落实的达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1965年5月,军委召开作战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专题发言。

7月,又在民兵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民兵工作的重要原则。

他强调巩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成果,保证持续稳定的发展。他说:"整个四清运动是个历史阶段,不管它分几批,我们军队都要坚决地派人参加,要以主要的精力去抓民兵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坚持到底。""我们好多工作,一下轰动起来很容易,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气就慢慢地下去了,像皮球一样,放久了它就慢慢地软下来了。这是不合乎战备要求的,所以搞起来以后,还要研究怎样巩固它,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对大军区领导说:"希望你们的两只手,一只手狠狠地抓正规部队,一只手狠狠地抓民兵;两只眼睛,一个眼睛看正规部队,一个眼睛看民兵。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只有这样,打起仗来,一声号令就有了部队。他对有些单位民兵工作脱离生产的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青岛有个工厂,那里的民兵,有的一年用一百好几十天,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搞民兵活动,不参加生产。他们原来是'三好工人','五好工人','红旗标兵',成份也好,思想意识也好,所以就挑他当民兵。可是,从搞民兵以后,把生产忘记了。结果怎么样呢?到评先进人物时,他原是先进人物,却评不上,群众不拥护,反对。

评奖励,群众也反对。他们没有参加生产,怎么能发什么奖呢?""民兵主要是把生产搞好,要把这个摆在第一条。我们做民兵工作的同志,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条。""民兵训练主要是小型的、分散的,要利用农闲的时间,或者假期。""大型的训练尽可能少搞,不要常搞。"他引用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蹲点的江苏新安镇的例子,说明民兵工作要带动生产的发展:"新安镇三千多户,原来很落后。四清以前,那个地方种地瓜,农民的收入,每人一年平均只有七块钱,粮食有时不够吃,三四年来靠国家补贴。那里的民兵也很复杂,搞不起来。这次去搞好了,主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了。抓起民兵来就带动了生产,搞了几千亩稻田,生产面貌大大地改变了,群众也大大进步了。"

他要求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经常注意蹲点,搜集材料,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他要求总政治部为省军区、军分区配备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鼓励民兵利用假日搞点义务劳动,建点简易仓库,把民兵武器保管好;要求各地办好报纸、刊物和广播,搞好民兵的宣传工作。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领工作组到浙江;12月,又到广东等地视察民兵工作。在视察和调查研究中,他亲自了解杭州工厂的民兵工作情况,解剖了三个"麻雀":一个是"四清"以前和以后一直搞得比较好的闸口发电厂;一个是"四清"前只是纸上编兵,"四清"后民兵的组织和政治比较落实的海潮橡胶厂;一个是"四清"前民兵工作有名无实,"四清"后草率地动员、简单编组了事,需要补课的轴承厂。在广东,着重了解了花县的民兵工作。他在接见浙江省地市县武委会主任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国际形势,谈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他强调:我们就是要做到"寓兵于民"、"藏粮于民"。

1966年3月,广州军区召开省军区系统四级干部会议,检查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教训。徐向前到会作了指示。他指出,1964年毛主席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以后,各级党委既抓文又抓武,民兵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起了质的变化。经验证明,要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就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抓基层、刻样板,点面结合,以点带面,这是最高明的领导。这个讲话,正是几年来抓民兵工作"三落实"的经验总结。

正当民兵工作克服一哄而起带来的弊端,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动乱中,民兵建设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陷入混乱、瘫痪状态,有的甚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民兵工作才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徐向前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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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章 在十年动乱中 | 徐向前传 | 共和国人物

22章 在十年动乱中


第一节被推进历史的漩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

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己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

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

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

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己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

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第二节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

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

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

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

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

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

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

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

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

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

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

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第三节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

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

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

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

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己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优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徐向前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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