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序| 秦汉历史

《汉武帝新传》序


本书对汉武帝一朝政治史事中若干历来难解之疑谜给予了解析。《汉武大帝》一剧,是作者授权江奇涛先生使用这些研究成果而构思创作的。

本书诸篇初稿都曾在《深圳特区报"何新读史札记"》及《香港商报"何新异论"》两专栏发表过。原曾收入《圣与雄》一书。此次新版,作者修订了一些讹误,并补充了一批新的史料。是为序。

何 新2004年10月12日记于京


分类:秦汉朝历史 书名: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
《汉武帝新传》01章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秦汉历史

《汉武帝新传》01章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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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03章 董仲舒与元光决策| 秦汉历史

《汉武帝新传》03章 董仲舒与元光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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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时代,发生了两件对此后二千年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的建立。二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政治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措施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历来一直没有讲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年,他作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将亲姊妹隆虑公主远嫁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作出了准备大举反击匈奴的决定。在这一年夏,他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准备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在内政上,则锐意发动一场新的改革。史称这一系列新政为"元光决策"。

而从理论上和战略上为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自从受命登上帝位以来,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觉。"今朕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任大守重,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莫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由此可见,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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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对董仲舒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

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作为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建立一套考试选贤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历来论者多将董仲舒看作"地主阶级思想家"。而我则以为未必然。董仲舒反对豪民兼并土地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依附于国家土地的自耕小农的利益。 《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上武帝书云:"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罪徒)充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他的建议是,必须抑制豪强与豪商兼并田地。 "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业僮仆,皆入之于官"。"以塞兼并之路"。

我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庶民知识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汉武帝出于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从庶民中出身的一个"士"阶层,以他们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贬抑和削弱横行不法的诸侯贵族、大地主(豪强)和大商人。其政策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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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论"。其实,天人感应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体现了帝王政德的好坏。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诫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此学说之流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谶伟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无上威权。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示警"的灾异理论对帝王进行告诫。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

汉武帝重视董仲舒的对策,基本采纳了其全部建议。但是对董仲舒其人,刘彻却并没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

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窃其讲稿报告刘彻。刘彻阅后以妄言诽谤罪将其下狱,几乎杀头。

但数年后,淮南王与田蚡政变的密谋暴露,证明董仲舒对田蚡的指责是对的。武帝表示歉疚,又派董仲舒的两位学生根据《春秋》经义审治刘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终是一个直言快语不识时务,认为原则比现实更重要的迂夫子。

董仲舒是孔子以后,自秦汉至清代二千年间,对中国政治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西汉学者刘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刘歆亦云:"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但是,在现代,他所受到的误解似乎也最多,至今仍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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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02章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秦汉历史

《汉武帝新传》02章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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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04章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秦汉历史

《汉武帝新传》04章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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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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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乱的发生,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8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3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 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4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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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6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

"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可矫以节收捕(江)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并指出卫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师傅:"我是皇上的儿子,不能这样擅自去做。我还要见皇上陈情。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

太子仍想面见武帝,陈情辩白。但是,太子晋见武帝的途径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则通过他们不断诬陷太子,向武帝报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当发现自己已无可能面见皇帝后,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刘据不得不采信了石德的话,下决心除掉江充。"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江)充等。"发使前,太子调动了宫廷卫队,"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诈称武帝使者,带兵将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韩说拒捕被杀死。

太子将全部怒火集中于江充,亲自监临,将其斩首。"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临刑前,他责斥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邪!"与此同时,又将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颜师古注:"服虔曰:作'巫蛊'之胡人也。炙,烧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蛊一案中扮演了一种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们今日也难以深考。但是,通过胡巫所带来的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萨满巫术,介入上层权争,乃是巫蛊之案的显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个助手御史章赣在混乱中受伤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太子杀掉江充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后指使江充的丞相刘屈氂。

但是,刘屈氂逃脱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长史)乘驿站车马直奔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7

整个事件的最高潮,是卫太子、皇后卫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剧。

武帝在甘泉宫起初听到章赣等来告变,尚不认为是太子发动叛乱,而认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过甚,所以太子杀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刘屈氂来报,他才相信太子实际是谋反叛乱,可能要篡位夺权。

于是,武帝下令丞相刘屈氂率正规军杀回长安,讨伐太子。武帝为此赐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接着,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宫来至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武帝下诏发三辅近县兵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由丞相统帅,讨伐太子。并遣使收缴卫皇后玺绶,迫使皇后卫子夫含愤自杀。

太子除长安宫中卫队外,手中并无正规军队。他曾派人调任安指挥的北营军马,但任安接受调令后却紧闭营门,拒绝出兵。(任安也是卫青旧部将领。由于他接受了太子的调令,尽管没有出兵,武帝认为他首鼠两端,后来还是杀了他。临死前他曾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求救,司马迁回信即著名的《报任安书》。)太子手中无军队,只能以皇帝名义"矫制"释放长安中都官狱中关押的数万罪徒,散给武库兵器,命石德统帅,与刘屈氂指挥的正规军对战。

卫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间是比较得人心的。他杀江充的举动得到长安市民的支持,许多市民参与了太子的军队。太子军与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刘屈嫠传》),一时间,长安城内,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肉纷飞。经过五天的动乱和厮杀,太子被击败,不得不逃离长安。汉武帝下旨严令各地缉拿。

太子带着家人逃亡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藏在泉坞里一户友人家。主人家贫,让家人织草鞋,"卖屦以给太子。"为了生计,太子使人去寻觅一个富裕的故人,结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发觉,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县卒张富昌破门而入,太子不愿被捕后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户自经"。其友人与来兵格斗而被杀害,跟随太子的两个皇孙也在混乱中被杀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寿及张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变的结果,是整个卫皇后家族及其与武帝所生的几乎所有儿女、孙子,除太子之孙刘病已被侥幸隐藏获救外,尽皆死于非命。


分类:秦汉朝历史 书名: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