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

作者:高光
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李丹阳评——司马迁:梦里不知身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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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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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给自己一个说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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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秦汉朝历史

《司马迁》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阉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然,当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同时又会感到它阉割的已不只是司马迁,也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司马迁的生命注定要被涂上悲哀又悲壮的双重底色。历史也从此走进了它的盲区:好,你独裁,你残暴,你掌握了话语权更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尽可以割断我的咽喉,阉割我的男性,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可不可以思想?可不可以阉割你的历史?我想这种心理,这种可能性,在司马迁的心里是存在的。幸好项羽、刘邦生在汉武帝之前,至少是生在司马迁被阉割之前,这便使得《史记》中的许多文字得以渗透他的生命之血。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如果表达只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那将缺少震撼的力量,也不可能动人心魄。司马迁作为"男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因而他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深刻的。要明白,一个男人分身成为"女人",不仅男人从此消失了,连人的根本也不存在了。这时应细心地去寻找这个"人",虽然你逐渐找到的这个人,可能"男不男、女不女",可能历经悲苦,篷头垢面,但决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历史浓重的宿命色彩,最终笼罩在写作者头上,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躲是躲不开的。

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那样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必须认识到,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这个人有着自己的"怪癖",在写他时,我们要寻找到更深的"中国男人"的劣根性,让他有更原则性的根本,有更新的发掘和呈现,而且这种发掘和呈现必须是自然的,悲凄的,又是无法回避的。在这缓缓的发掘和呈现中,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因为当你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渐渐看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那张丑陋的面孔。

司马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自尊,自卑,自信,自残",这种种态度注定他的生命是血肉模糊的,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大气。他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比常人更深切的体味,这让他抱定与书中人物共患难的决心。要把这个人写得淋漓尽致,就得从自己身上剥下那层人皮。

不必在意他的行止,他被实施宫刑前的战战兢兢,被实施宫刑后的压抑和狂妄。他的压抑与狂妄,是一种本能,一种本性。在那样一个时代,礼当然是要用的,但用礼来拘束你的心性,你怎么会成功?司马迁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正视自己不能成为男人时的悲哀。在他看来,人的物欲是其次的,满足你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高理想;你可以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但你不能放弃最高理想。

司马迁寻求的是一种"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这是中国文化对生命的一种关注,一种悲悯。在写司马迁时,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男人的"痼疾"。他们很自傲,但又自卑;很自信,但又胆怯;很自以为是,但又左右徘徊。这种男人的尴尬,让你左右为难。实话说,当我指出中国男人的痼疾很容易被找到时,心里是不好受的,因为"很容易找到"意味着泛滥成灾。

司马迁真的能阉割和匡正历史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只能把握住他自己,那是坚定的把握,真心的把握,又是一种无奈的把握。当他气势汹汹地写出他的个人心境时,以为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主宰"。但他偏偏又被弄成了残疾,生命之中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而他又要把一切历史弄成不能承受之轻,这中间的艰难、困厄,真是难以想象的啊!

司马迁从来没写过他自己这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但他的行为又那么卑微,那么有心机,那么繁复。他毕生都在苦苦地思索,苦苦地把内心的所思所想化为实际,那种个性化表达,体现着中国人的特性。当他把《报任安书》写出来时,心是痛的,在滴血。

没有什么能让他更平静了,当阉割发生时,他先是愤怒,再是平静,再是自然面对,再又心生怯弱,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假如你是有家的,假如你是一个阉人,假如你仍然在寻求一种男人的气魄,假如你还有男人的胸怀这时的你是尴尬的,同时又是可怕的。

司马迁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当人类真正用自己的个性去书写历史时,就有自己的担忧了。而担忧是痛苦的,因为那是基本事实。我不相信司马迁可以变得很从容,也不相信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使他变得很卑琐,但从司马迁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实是存在的,一切皆掩盖在最后的辉煌之中。

文化表达个性,也表达司马迁的一种生态。生态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获得这个态度,就有了一种真实。没有这个态度,就没有真实。在我们表达文化时,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司马迁写刺客,写忠,写侠,最精彩。他从刺客列传中得益最多,笔触也最独特,可说是酣畅淋漓。这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阉人同样也有极大的冲动。同时又从反面证明,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并不总是有效。追溯起来,这大概是一种最古老的气韵所致,可以让他放心大胆地去掉历史的表面,他为了生存而被迫戴上的那层面具,从而寻找到一种内在的真实。他这时能内在地表露自己,写自己,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把握写出来。于是文字之中的他,才有了张扬的极致。

生命在司马迁的躯体中,一次次步入辉煌。这种种辉煌是可信的,自然的,但总与艰难困苦相伴相随。这里既有司马迁实现辉煌的艰难困苦,也有作家表达种种辉煌的艰难困苦。《虎符》的表达实现了一种极致,基本上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命运写细、写活了,夹在中间的还有一个很自如的女人。可它也让人有些怀疑:你的表述真的达到了那么自然吗?是不是还携带一些杂质?因此,在《司马迁》的写作中,必须格外谨慎。人的写作惰性是需要时刻警惕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土重来。

生活中的人徘徊在路口,生命之中的人也徘徊在路口,一切尽在那不说不语的情境中。他自然入画,同时也以怯懦入画。他对于瑕疵的仇恨是那么深恶痛绝,对于生命是那么在意,对于文章是那么自然纯熟。他简直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走火入魔,怎么也避不开它们。但真正的残忍,是进入一个残疾人内心的两重世界,这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快感,而且他本人已清晰认识到,在文化上、哲学上,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给了他一个寻绎和放纵的机会。在这里,司马迁的向上与精神上的两重分离成了关键,但他不可能抛却一切去认可这关键。他认为他能做到的,就在于陈列一个个详尽的细节。一切其实都是内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他身处逆境的自我袒露和解剖,因而也是凄苦的。

司马迁在寻找一个梦境启示,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他对于肥胖和奶声奶气深恶痛绝。但要命的是,他越是往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越发现那个肥胖的人,那个奶声奶气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勇气把梦境详尽。因为,当他沉下去时,就是那么一幅幅图画,他尽力使自己入画。当他看见自己的面影从庄严的文字中渐渐浮突出来时,他心里便有一种东西轰然坍塌,如一堆雪突然被阳光融化。这时他在文章中越是阳刚,在生活中便越显得柔弱,而且这柔弱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姿态,他几乎要窒息在这柔弱之中了。

身体的背叛从被施宫刑就开始了,而且在一日日加剧。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以史官相袭的司马家族,到那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司马迁那样遭受到如此深刻的痛苦,经受过那么惨烈的打击。这个男性残缺的人,他从此必须一面同身体作战,一面同世俗开战,另外还要向《史记》开战。每挑战一个历史人物,他都可能获得一次新生,得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一次新的痛苦。他只能顽强地忘记背负的屈辱,但那耻辱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刻在他颤动的灵魂中。追根溯源,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正是从他开始的。

生活中的弱者,在文化上是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心里有光彩,他遭遇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刺客,或者是诸侯,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了。但他却不是,绝对不是。因而我们向前每行走一步,每涉足一个角度,都感到了某种牵制。这造成了一种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酸辛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他的决绝与简单就这样成了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这很无奈,也很悲壮。由此我们便能断定,司马迁的行为中有一种狂悖,既激烈又极端。但他无法左右自己,只好信马由缰,任其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于是死亡的阴影开始向他一步步逼近。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2005年,一个冬夜


分类:秦汉历史 书名:司马迁 作者: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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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李丹阳评--司马迁:梦里不知身是客| 秦汉朝历史

《司马迁》李丹阳评--司马迁:梦里不知身是客


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的史事。司马迁写君、写臣、写诸侯、写侠、写义、写奸佞,无不酣畅淋漓,跃然眼前,充溢着一股浑厚而明慧的气韵。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写过他自己这个"人",更不可能写他的伟业,写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写他作为男人所遭遇的旷世奇辱以及他宽广、博大而又自抑悲愤、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

两千多年后,有个叫高光的作家把笔伸向了司马迁,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与《史记》的文字量几乎相等的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诉人们司马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写作《史记》这部煌煌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煎熬和震颤。

在一个阳光跳跃的上午,高光笑着自嘲说,我总觉得自己的形象有碍观瞻,很少出门,结果几年了,小区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个卖肉的屠夫。

高光当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确实有一把刀,但他决不是用这把刀来割肉的,而是反身将它深深地扎入历史的脊骨,扎入大汉那辉煌阴晦高贵卑贱悲壮唯诺血性丑陋的最隐秘处,扎入中国文人最敏感最痛楚最不愿触及的魂灵深处。高光的刀在历史的经络和人物的心脉中缓缓游走,於积在历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随着他游走的刀刃潺潺湲湲地漫漶出来。

汉武帝刘彻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孤独、苍老、衰弱,总是在梦中四处寻找那个知心、痴心、诚心,伴他一生一世的女人。那个女人斜躺着,是一个恳求他垂顾的姿势,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是司马迁,长着和司马迁一模一样的面容。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而且,每到这时,他们都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到这时,他们都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感到不平与愤懑,开始感到失落与惶恐。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

司马迁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高光不停地追问: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认为,写《司马迁》如果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阴暗和艰涩。高光时刻叮嘱自己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他还说,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如果那样作品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高光强调,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悯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司马迁,几近轻柔与心疼。当司马迁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那样被汉武帝刘彻阉割后,他作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在世人眼里,苟延残喘的司马迁只剩下了卑微琐碎,躯壳已经残损,男人的生命在倾刻间坍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损的人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篇章。

屈原是自我的,他可以我行我愫,可以在心如死灰之时峨冠长剑、香草环佩地投入滚滚汨罗江。但是身负家族使命的司马迁却不可能做到"两袖清风朝天去,哪怕阎闾说短长。"虽然他也能蔑视权贵、慷慨陈词,也能荡气回肠、激越千古,但他有一怕--他怕耗尽自己毕生心血、用尽自己所有才华智慧以及生命中累累伤痕撰写成的《太史公记》在血光冲天的政治斗争中化为灰烬,在充满人为与强权、偶然与变数的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消匿。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这是千古以来人们认为可以达到不朽的三种方式。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实现自己乃至整个司马家族被阉割后的不朽。然而人生绝不会因为你具有不朽的信念而变为坦途,人生也绝不会因为你用尽毕生心血只想完成一部巨著而变得风平浪静。政治的漩涡、人性的残暴,总在需要之时将利爪獠牙扑到它们可以残害的人身上,不管你是无辜的还是无心的。哈姆莱特说过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司马迁已遭受重创的心灵。生与死的纠缠从四面八方无休无止地压迫着他。司马迁的全部余生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生死抉择之中。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身受胁迫的极度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于是,他必须在某时某刻变得委曲求全,隐讳卑琐,诺诺不言。尽管,曾经的血性与阳刚令他痛楚,撕心裂肺地痛楚。换句话说,当司马迁在着手整理中国历史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坚韧的,强大的,可说是豪情万丈,因为他从中获得了一种浩然正气的支撑,而现实的无情又使他更强烈地体会到了生命的悲哀与沧凉。他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行,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他信念的决绝与生命的卑微使他的行为不断落入一种狂悖的漩涡之中,因此他激烈而极端,倔犟而怯弱,因此他无法左右自己。

《司马迁》是一部充满激情并令人震撼的作品。高光将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放置在历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他们在迷茫、在徘徊、在选择,同时也在自我袒露与解剖。那种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政治命运和遭遇,在历史深处显得那么无助和悲凉,那么摄人心魄,令所有的人在读过书后都如同历经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不论是帝王刘彻还是文人司马迁,不论是丞相田蚡还是优人东方朔,不论是豪强郭解还是酷吏张汤,不论是西域归来的张骞还是在大漠呼号的苏武,不论是妖媚而有心计的李夫人还是绝艳放性又充满智慧的刘陵,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人生的选择与放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在选择与放弃间颠狂和悲哭,在选择与放弃间书写着自己的《本纪》《列传》。或飞扬跋扈,或处变不惊,或尴尬苦笑,或八面玲珑,或慨然自尽,或卑琐求生,一个个人物就那样鲜活地存在于历史的生命中。

历经心灵的疼痛与抽搐,高光用自己的文字将那段历史的悲壮、凄凉、凛傲、卑微、哀怨和无奈娓娓道来,不缓不急,却又那么真实,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惨烈与重量。透过大汉皇宫腐暗昏黄的窗棱,透过那阴森骇人的牢狱之刑,透过那冷艳凄美的绝世恋情,透过那古老高亢披发踏足的远古歌舞,透过那在最好的时节最好的坡上选取的五节以上八节以下的竹节削成的薄而轻、长而密、用五彩丝线编串起来的竹简,高光让我们在心悸之余阅尽了命运的多桀、生命的迷雾、政治的凶险、人心的繁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残阳如血,长歌当哭,让你血脉贲张、爱恨难言。

梦里不知身是客,司马迁一生都以为自己在进行一项不朽的伟业,他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他以为完成《史记》之后他的死就随之变得重如泰山,然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他的死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死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可以想象,当高光在追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那种尴尬、无奈和痛楚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平静下来,无法不痛心疾首,并被司马迁一次次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我们甚至能看到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那只手一直在颤抖,看到他在隆冬的写作中一次次大汗淋漓。写着写着,高光竟物我两忘,以至分不清到底是他在写《司马迁》,还是《司马迁》在写他自己了。于是他在写完《司马迁》之后,又迫不急迫地写了那个后记:"给自己一个说法"。最终,在高光看来,"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最终高光痛心疾首地说: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自司马迁始。

是这样!《司马迁》给人最大的震撼,就是让你梦回心惊


分类:秦汉历史 书名:司马迁 作者: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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