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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了新兴中产阶级了吗?

《凤凰周刊》2010年第33期发表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中国为何没有新的“中产阶级”》。周刊记者访问在复旦大学作客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谈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崛起问题。摘要如下:

周刊记者:大约从2000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请问,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是怎么看待中国出现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

古德曼: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富裕消费者,但是,他们与其说是中产阶级,不如说是财富新贵。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国外称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主管的企业都是从党政工作中发展出来的。干部退休时,他们的子女变成商人,继承父辈的地方关系和势力。权钱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地步。有一位煤老板受访时候告诉我,他不仅把自己公司的一半股份送给当地政府,而且还得准备加入共产党,他现在考虑在县党委会上“买”一个领导职位。

周刊记者:你的意思是,中国所谓的新型中产阶级,很大程度只是执政党的造物,而不是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成果。

古德曼:你总结得很好。中国的财富新贵不是新的中产阶级,而是未来的统治阶级。

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

市场竞争的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全国财富的分配自然地形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是大资本家,人数很少,他们所得是利润,生活富裕。中层是各种知识劳动者(专业管理人员科技工程师、自由职业者),人数不断增长,构成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所得是薪金,生活安适。这一阶层被称为中间阶级,不称中产阶级。下层是工农体力劳动者。他们所得是工资,生活紧凑;技术自动化,工农人数从全国大多数减少成为全国极少数,“蓝领”变为“白领”。

中间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知识分子是中间阶级的主体。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衣食住行、弃旧换新,仰事俯畜、不虞匮乏。但是,他们积蓄不多,是安适阶级,不是富裕阶级。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

中产阶级一波三折:否认、承认、错认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不过处于幼稚状态。请看陈明远的重要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其中详尽地叙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薪金收入,这实际上是研究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当时没有中产阶级的说法,可是中产阶级已经存在,无名而有实。

(一)中产阶级:幼年时代

鲁迅,是什么阶级?中产阶级。陈著详细列出他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薪金收入:(1)教育部当公务员,起初津贴每月60银元,不久定为200银元,后来增至300银元。(2)1926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月薪400银元;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月薪500银元。(3)1927~1931年,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300银元。(4)写作、翻译和编辑:1932年后每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万多元。(5)从广州到上海,北新书局版税每月200银元;大学院撰稿员月薪300银元,合计每月收入500银元。鲁迅的收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待遇,代表当时的中产阶级。

1927年,中华民国规定教育界的待遇:(1)教授月薪400~600银元,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2)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元,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3)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元,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4)助教月薪80~160银元,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5)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元,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高于今天,这在当时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常态。

(二)工资改革:否认中产阶级

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开始否认中产阶级。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我从国外回到上海,在大学和银行工作,我的待遇按照新的标准,不再工资改革。我的大学同事和银行同事都要工资改革。

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

民国时期,“薪金”明显高于“工资”。“薪金”是脑力劳动的报酬;“工资”是体力劳动的报酬。

共产主义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三)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不幸错认

改革开放,建设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产阶级。可是迎新时候,掀起盖头,一看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新兴权贵。古德曼教授旁观者清,坦率而明确地提醒大家:错认了!

为什么会错认?原来,进入市场经济,要经过一个难以避开的“黑洞”,叫做“原始积累”。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贵族垄断资源。印尼反共政变,出现裙带资本主义。前苏联瓦解,俄罗斯高官变巨富。中国改革开放,国营翻牌成民营。新衣冠,旧面貌。“近水楼台先得月”。

(作者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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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讲得不好,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他们有自动的要求,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失去“母亲文化”很久了,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于丹碰上这个时期,一下子成了红人。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问:现在有学者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您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20世纪50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从历史来看、理论来看都是这样。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人家今天学中文是好玩儿嘛,等于学唱歌跳舞一样,要学到能用的程度还不行。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想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要从世界看国家问: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朝鲜发动的。后来第1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出第2版时我们的尺度放松了,同意是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所以我们是在进步的。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学就是美国人办的,后来也在美国生活。你假如骂我迷信美国我也承认,问题是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不行。它许多重要的东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

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夜里发现车两边都像白天一样火光通明。那时候因为这个把长江两岸的树都搞光了。从前能保护森林有两个道理,第一树有神,不能随便砍;第二树是地主的,砍了要给钱。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很快长江两岸的树都砍光了,长江黄河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长出来,一百年也不行。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作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死不能说今天死明天还要死,死是一秒钟的事情。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中国落后惊人,没有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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